有研究從個人社會可負擔的聯絡提出，無論從GDP佔比的相對水平，還是從人均支出的絕對水平，中國衛生健康的籌資水平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受此啟發，筆者想到：一是個人、社會可負擔的長期可持續問題；二是個人、社會可負擔在現階段的調劑與改革。舉例來說，醫保扶貧、特殊群體、特定疾病這些術語，在個人、社會兩個層面上觀察，既有在未來是否能可持續保障的風險，也有目前風險是否可控制、可調整、可保險的命題。
筆者認為，鄉村振興戰略在現階段繼承了對幫助物件“補貼+保險”內涵，在未來有必要逐步增加“購買保險”的能力比重。我們可以期待：在醫保扶貧、特殊群體、特定疾病關係到的有限範圍內，特定層次上加深發揮互助、管理，從而引導醫療救助向醫療互助適當轉變。這樣的提法有很大的理論侷限，因為我國處在發展中階段的國情現實決定，無論在物質硬性條件還是管理軟性條件上，都需要政府補貼作為幫助物件基本待遇兜底的最後一條線。
決勝脫貧攻堅任務的顯著功績在於：已經減小存量困難，預防增量困難；今後繼續減少增量困難，消滅存量困難。在大的醫療保障概念領域（包括醫療救助、慈善互助），筆者認為，福利制度安排的演變是從資助籌資、互助管理，到醫保、商保兩制度體系成熟定型，到救助、互助考核與支付改革深度結合，再到保險制度。結合國際比較經驗，美國將人群、需求、服務都分多層次，我國沒有完全照搬，總體上沿著共同富裕方向消弭差距，過程中兼顧保障效率。
這一發展趨勢過程中的影響與機會，包括但不限於：一是引導醫療資源配置最佳化，為幫助物件提供服務的醫療衛生機構，當地要有、服務要好、效率要高；二是引導幫助物件做需求側管理，保留共付設計，兼顧自付實現，推動人群經濟可承受能力素養走向更高層次，健康權利與義務遵守獲得更進步內涵。三是引導社會關注更熟視無睹的健康危險，比如職業病、亞健康；比如地區病、富貴病；比如遺傳性疾病、精神心理疾病。這帶來社會治理的整體提升。
關於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建設與健康中國，筆者認為：第一階段，在廣覆蓋中開始追求高水平，就要先拉開一定水平差距，做精準施策不是社會醫保制度現今的強項。這必然需要商保參與，來拉開一些籌資、待遇聯動的差距。商保籌資多了，醫保籌資擴充理由更多。第二階段，在高水平後保持執行可持續，就要始終堅持醫保支付改革和管用高效工具，維持醫保、商保的彼此互動、調整界限。
中國衛生健康籌資結構有三個特點：一是“公共籌資”比重已超過很多發達國家。二是“個人自付”比例還有很大下降空間。三是“商業保險”比重在籌資結構上享有廣闊的發展空間。當前，醫保部門嚴格實行待遇清單制度為發展商業保險創造了機遇。保險姓保，保障也姓保，但兩者分化程度更高、分離速度更快。“醫保+商保”發展助推大保險時代到來，助力實現大健康的戰略購買，必然見到需方權利義務相對應，必然見到供方成本效益分析趨於普遍頻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