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國:中美矛盾的複雜性及其發展前景

編者按:疫情暴發以來,中美矛盾在升級。該如何看待中美矛盾?5月25日,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原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霍建國在直播中分享了他對“中美關係的深度思考”。

這是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主辦、中國人民大學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辦的“重新認識美國”系列直播活動第八講。以下是正文內容,有刪減。

一、中美矛盾的核心是什麼?

總的來看,中美矛盾體現在多個領域,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特朗普主張的“美國優先”政策進入到了膨脹階段。從現象上來看,特朗普的個人因素有一定的作用,同時,他選擇的白宮“同事”都屬於強硬派。另外,特朗普的任性、好鬥也導致了自其上臺以來中美矛盾的不斷激化,並進入到對抗性階段。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中美矛盾的演變與經濟的變化存在直接關係。從資料上看,疫情之前的美國經濟保持在2-3%的增長,可隨著疫情的暴發,美國股市出現連續的暴跌熔斷,雖然美聯儲及時救市使得股市暫時穩定,但是隱患依然存在。同時,疫情使得美國經濟預期出現斷崖式下跌,一季度美國經濟增長僅為-4.8%,二季度的預期可能會更低,失業率也在飆升,超過了1929年大蕭條時期的失業率。美國的收入差距仍在擴大,消費一旦受到波及,美國經濟就很難出現強勢反彈。因此,對於特朗普來講,為了獲得更多支援,激化同中國矛盾是他的唯一選擇。

美國大選也是加劇中美矛盾複雜的因素之一。由於近期特朗普的支援率有所下降,為了取得大選的成功,他會透過各種手段來打壓中國,以贏得輿論上的得分和一些新的支援率。

綜合來看,在這幾個因素共同作用下,中美矛盾的複雜性尤為突出。但是,這些因素都是中美矛盾的表面現象,而非中美矛盾的核心。

第二,白宮鷹派內部雖有矛盾但反華態度高度一致。這一屆白宮的團隊成員各有特點,貿易代表納瓦羅是堅定的反華派;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是典型的技術派,律師出身的他在處理貿易摩擦和反傾銷案例上有豐富的經驗,如301條款調查,他就是直接的推動者;商務部長羅斯,幾次實體清單的調整、制裁都和他有關;新上任的安全助理奧布萊恩,雖然年輕,但是強硬的態度不比其他人弱;經濟顧問庫得勒也是反華的“得力干將”,曾公開提議美國企業要加快回流,加速中美脫鉤;蓬佩奧更是特朗普的急先鋒。這些人在對華態度上是一致的。

第三,中國的快速崛起撼動了美國的霸權地位。從現實的角度來看,美國對中國遏制戰略的形成並不完全是建立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客觀上中國的崛起、經濟快速發展也使得美國政府感到緊張。

中國三方面的變化讓美國感到了壓力。一是中國貿易的快速發展,美國與中國爆發摩擦以來,最先爆發的領域也是貿易方面,這就是要限制中國貿易的競爭力。

二是中國的技術進步也使得美國感到壓力。近些年來,中國在高新技術和創新方面都取得了飛躍式發展。中國企業、公司在合理合法的情況下,透過兼併、收購等方式,進行技術合作、開發,取得雙贏的效果。可是,美國政客們卻認為他們吃了虧,強調存在不公平競爭。這當然是無稽之談,卻也能體現其壓力。

三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快速發展使得美國感到不安。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實際上並沒有進入深度發展階段,只同部分國家做了使用人民幣貨幣作為貿易結算等安排,但這已使美國不安。當然,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美國對中國不信任。我們一再表示:中國的發展永遠不會稱霸,應該受到尊重。但他們則會用冷戰思維思考,並認為這會使美國受到威脅。

美對華遏制戰略已經形成,中美關係難以回到合作局面。在中美關係變化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是2017年底美國國內的幾份報告,涉及到軍事、安全以及貿易,其結論是目前中國崛起挑戰了美國的勢力範圍,對美國形成了威脅,把中國定為戰略競爭對手。在疫情暴發之後,美國單方面加碼,透過《外國企業問責法》、進一步增加實體企業名單等。

總的來講,既要看到中美矛盾的表象,又要看到實質。其核心則是美對華的遏制戰略已經形成,其目的就是為了要打壓中國、限制中國發展,透過打壓中國來保持和延續美國的霸主地位和美國優先的理念。

二、充分認識中美矛盾的複雜性

第一,在雙邊矛盾的認知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這種複雜性,簡單地概括,它既存在於雙邊不同領域,同時在多邊上也體現了矛盾的交織發展。舉例來說,中美貿易方面,中國是順差,美國是逆差,這是客觀事實,而美國堅持以重商主義的觀點認為中國佔了便宜。實際上,貿易是互通有無的過程,是互利共贏的結果,這符合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

在科技合作方面,美國認為中國對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夠,經常用“偷”來形容中美之間的技術合作,實際上他根本拿不出證據,口說無憑。

在經濟發展理念上,美國與中國也存在差異。在認識上美國始終認為中美貿易存在不公平競爭,所以美國就會採取不正當的手段進行干預或者制裁,如啟動“301調查”給中國扣上不公平競爭的帽子,加徵關稅等等。

而對於美國鼓吹的脫鉤論,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分析都是不可行的,因為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分工日益精細,其中歐美跨國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但特朗普政府一味鼓動美資撤離中國。

第二,在國際多邊場合的衝突和矛盾。在國際多邊的場合中美之間也存在著很多衝突和矛盾。在全球化問題上,分歧就很突出。實際上國際上逆全球化思潮主要是來自美國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影響。目前,疫情使得逆全球化有所上升,各國更加強調主權安全,事實上在封閉隔離的情況下對全球化本身就是不利的。

在自由貿易的問題上,中國一再堅定表示支援多邊貿易體制,以WTO為主的多邊貿易規則。美國對自由貿易和多邊貿易體制多有抱怨,這也體現了其保護主義色彩。這些也形成一些理念上的衝突。

在產業鏈合作問題上,特朗普政府強調脫鉤論,推動加快產業鏈脫鉤。其實是想把中國排斥在國際產業鏈之外,以實現以北美為主的高階產業鏈條的長期壟斷優勢。而中國強調的是合作,堅持互利合作、互通有無。而美國不能容忍中國在發展中逐步形成對全球的產業鏈的主導,所以要採取對華限制手段,鼓勵儘早同中國脫鉤。

在地緣政治問題上,也存在不協調和對抗性的一面,如朝鮮問題、伊朗問題等。近期發生的世界衛生組織斷供的事件,也體現出美國在全球抗疫方面的不配合及不協調。

第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研判。對於現在的中美關係來講,已經處在冰點。而中美之間的貿易額規模非常巨大,脫鉤是肯定不現實的,但貿易作為中美關係壓艙石的作用在減弱。這是一個現實存在的問題。

對於美方強調的脫鉤論,一方面取決於美方的推進力度,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取決於應對之策,如果能夠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能夠保持外商在華投資的平穩運轉,並可獲得可觀的利潤,那麼脫鉤論將不可能奏效。這是因為,政治決斷無法替代商業企業、公司的行為。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中美之間是保持競爭合作的關係還是對抗競爭的關係,或者說不斷走向脫鉤,甚至走向新冷戰?顯然,美國選擇的是對抗競爭。而中國對此有著更清晰客觀的認識,即認為中美之間應該是有競爭,也有合作。以合作為主,競爭合作是一種狀態平衡,避免雙方走向對抗,更不會走向新冷戰,這也是中國公開對美國的態度。那麼,中美之間能否保持競爭合作的狀態?對於此,需要正視現實,透過不斷的溝通穩定現狀。當然,我們也要注意美方挑起的新矛盾。當觸碰底線時,也不能容忍,一切以維護主權和國家利益為優先。

第四,認清中美矛盾的複雜性和長期性。既有雙邊之間的一些矛盾,又有國際多邊場合理念上的衝突;既有經濟貿易,還有科技、投資交織在一起的問題。短期來看,這些矛盾如處理不好,肯定會對我國發展和科技進步形成一定負面影響。長期來看,矛盾的轉化將取決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實力,即中美力量對比的轉化。現在比的是耐力。

現階段更需要提高對美保持接觸和溝通的能力、不斷提高我們的周旋能力以及駕馭複雜環境的能力,在矛盾中加強溝通和理解,在對抗中尋求轉危為安的可能,要堅持鬥而不破的原則。

三、中美貿易衝突的影響分析

第一,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分析。近兩年內,中美貿易規模一直呈下降和負增長的狀態。貿易的影響更會延伸到其他經濟領域。在應對方面,我們應加大擴充套件其他市場的力度。

對中國產業升級產生衝擊。中美貿易摩擦使得我國在技術突破速度上短期內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但仍應保持積極的開放態度。因為在技術層面,美國並非壟斷所有技術,中國應開拓更廣泛的領域,挖掘更大的合作空間。

中美貿易摩擦對於我國金融市場也將產生了影響。我國金融市場正不斷擴大開放,像QFII、RQFII、股市、債市、投資基金基本全都放開了。當前影響不明顯是由於外資規模總量不大,產生的影響也相對較小。但是,隨著總量的上升,就需要提高警惕。不斷提高對開放市場的監管能力是穩定市場的關鍵。

第二,對國際的影響分析。中美貿易衝突對全球經濟貿易形成巨大的衝擊。去年全球貿易從3%降到1.2%。在疫情下,世貿組織預測今年最理想的規模是負增長1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於全球經濟的預測已經公佈,保守估計是-3%。

“美國優先”、“美國第一”的理念正在對國際市場的有序競爭形成破壞性作用。再加上疫情的衝擊,同時中美脫鉤論對價值鏈產生破壞作用不可小覷。美國單邊主義的做法對國際貿易體制形成了一個新的威脅,這個主要是指的對WTO規則的挑戰。

四、對策措施建議

對於中美矛盾,短期來看,需要從以下三點進行佈局。

第一,要綜合研判中美衝突的衝擊和影響,特別是在價值鏈重構方面的影響,以及對高技術產業的一些影響。堅持鬥而不破仍是主基調,避免衝突升級,強調對話和談判解決問題是我們一貫的主張。美國可能要擺開架式要脫鉤,甚至要進入新冷戰,這是一種輿論戰,但是我們應該堅持原則,要繼續強調對話合作,更關鍵的是把自己的事辦好。

第二,堅持自主開放加快打造良好營商環境,採取措施防止外資企業的流出。外資走不走,取決於我們自己,如果有很好的營商環境,透過減稅降費煥發我國製造業的活力,外資在其中就是受益的,而跨國公司是受利益驅動的,不會完全按政治動員調整自己。

第三,從發展的角度看,要堅持擴大進口。我們要繼續採取主動降低中方貿易順差的做法,尋求平衡貿易,不刻意追求過度順差,以減緩外部壓力。如今中國經濟的體量已經很大,國內市場需求正在發育,還有產業升級、消費升級。適當透過擴大開放來滿足更多進口,體現了中國高水平開放的姿態。

從中長期來看,仍然有三個方面需要關注。

第一,加快國內市場化改革,擇機啟動第二階段協議談判。一定要加快國內的市場化改革。最近中央國務院下達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的檔案,是市場化改革非常關鍵的突破口。同時,要正確理解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的含義,應強調政府在公共領域、社會治理、社會管理方面的積極作用,完成補短板的任務.

第二,主動深化國際合作,突破自貿談判和中歐BIT談判,全面緩和中日關係。除了與美國合作,在國際上還有非常多的合作空間可以挖掘。目前,比較艱鉅的是能不能突破中歐的BIT談判。加強中歐合作的潛力巨大,歐洲在這個問題上一直也在期盼著中國加大同歐洲的合作。同時,要加強中日合作關係。中日關係的加強不僅對於穩定亞洲的整個產業鏈合作,對於打破美國很多的限制都是能夠起到基礎性作用。

第三,積極穩妥推進“一帶一路”,促進國際合作新模式,擴大中國的影響力。積極穩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的“一帶一路”,肩負著探索國際合作新模式的作用。例如這次疫情期間,中國與東盟和“一帶一路”方面的合作,起到了積極彌補作用。當然,從國際大環境看,“一帶一路”也會面臨一些困難,紮紮實實的穩妥的把“一帶一路”向前推進,有助於擴大中國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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