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財經聯合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出品的“政策發力穩經濟”系列直播迎來第三場，本場討論的主題是“美聯儲持續加息背景下，中國貨幣政策如何應對？”
參與本場討論的嘉賓有：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連平，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高階研究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蔡浩。
三重壓力交織推高美國通脹，糧食價格上漲還沒真正到來
直播開始階段，連平介紹美國近期貨幣政策收緊的背景在於高漲的通脹壓力。連平表示，除了貨幣因素外，本輪美國通脹壓力還有供給端方面因素，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貿易戰。資料清晰顯示，“貿易戰”造成美國市場產品價格出現較為明顯上升。並且，這一因素依然沒有明顯減退。為了抑制持續高漲的通脹，美國總統拜登近期表示，可能會取消特朗普任期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的部分關稅。
二是疫情衝擊。2020年之後市場供給短缺、運輸不暢，造成物價飛漲。目前看，這種壓力仍在，疫情對供給端價格上漲依然有助推作用。
三是烏克蘭危機，造成能源、糧食、重要工業原料價格上漲，尤其能源價格漲幅較大。
“糧食價格真正上漲的階段還沒有到來，”連平表示，“今年下半年到明年都會因為烏克蘭危機，帶來糧食供給方面短缺。烏克蘭是主要小麥供應國家，由於戰爭因素，小麥產量至少收縮30％以上，全球糧食供給出現缺口。同時，俄羅斯小麥供給也會受到戰爭、制裁等因素影響。未來糧食價格會繼續影響全球通脹水平。
三個方面外部壓力交織在一起，美國不得不迅速改弦更張貨幣政策。去年年底，美聯儲在多個場合表態說“通脹是一個階段性現象”，但是在今年3月份之後，判斷完全發生了變化，“因為通脹已經非常明顯地擺在面前，到了貨幣政策不得不要採取高壓手段的時候了。”
連平預計，通脹會推動美聯儲在二、三季度加快加息步伐，貨幣政策收緊或持續數年。美國經濟能否承受？連平指出，通脹、疫情、貨幣緊縮局面下，預計美國經濟在今年下半年或四季度明顯放緩。一旦經濟出現較為明顯放緩，美聯儲就很難繼續實施偏緊的貨幣政策。能否維持縮表，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連平指出，如果下半年到明年能源價格繼續高位波動，或者明年上半年糧食價格大幅上升，“美聯儲貨幣政策即便再緊，恐怕也很難抑制通脹”。
連平認為，美聯儲本輪加息背景特殊，有些類似1973年-1975年石油危機和1979-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機。“這次更加複雜，因為有烏克蘭危機，而且短期內看不到烏克蘭危機迅速解決。”
貨幣政策注重總量和結構價格型工具要謹慎
連平分析，受疫情衝擊、出口預期放緩等影響，加之烏克蘭危機、輸入型通脹壓力增大，今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
連平認為，要實現今年預期經濟增長目標，最重要的還是內需。“因為國際市場問題我們可以儘可能規避，儘可能推動和刺激，但不能最終把握。”連平強調。
通常來說貨幣政策有四方面目標——增長、就業、物價、國際收支。連平認為，貨幣政策主要實施方向在於穩增長和保就業。需要支援、配合和協調財政政策，擴大內需、支援經濟平穩執行。
國際貨幣政策收緊、美聯儲加息背景下，國內貨幣政策必然受到限制，需要加以平衡和抉擇。連平提到，近期高層會議提到需要透過總量和結構政策來加大操作力度。其中，結構性貨幣政策在總量和價格上均有影響，具有“一石三鳥”的功能。
為什麼只提總量和結構，而不提價格型工具呢？連平指出，主要在於兩個方面：
一是中美利差某些領域已經出現倒掛，接下來可能出現更多倒掛，“這種情況下，應用價格型工具需要特別謹慎”。
另一方面，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利率市場化已基本完成，更多銀行信貸定價透過LPR來實施。這種情況下，動用存款基準利率工具顯然是不太合適的。
匯率政策需要兼顧經常項和資本項 人民幣匯率管理工具豐富
連平表示，從大的理論框架來說，匯率政策也屬於貨幣政策。近期人民幣大幅貶值，一方面因為美元指數大幅走強，另一方面在於中國經濟本身支援人民幣走強的因素在起變化。“中國經濟增長，在去年底到今年初，整體呈現下行態勢。”此外，出口受到一定壓力，今年可能不及去年那麼好。原本支援人民幣走強的這些積極因素，都有可能走弱或打折扣。
人民幣貶值能否接受？連平鮮明表示，中國經濟對於10％以內貶值幅度應該可以接受。在他看來，匯率政策需要兼顧經常項和資本項兩方面合理需求。
一定幅度內的貶值，有利於出口，能夠增強出口產品競爭力。但是中國不僅是製造業和出口大國，還是引進外資的大國，“貶值對於資本項下是不利的”。如果人民幣持續大幅度貶值，外資可能外流，內資也有可能外流。
此外還應該關注到，人民幣如果出現大幅度貶值，還會強化輸入性通脹壓力。所以，匯率保持區間波動，基本穩定，有一定的彈性是最好的。
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底氣在哪裡？連平分析，首先中國經濟韌性還在，同時平穩的國際收支順差也會帶來支撐作用。近期人民幣在SDR中的權重調升至12％以上，也有助於增加各國央行持有人民幣的需求和信心。
連平表示，人民幣匯率管理工具箱豐富，包括逆週期因子、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央行和商業銀行開展外匯掉期交易等。這些工具可以調節供求關係、匯率機制、市場流動性及交易成本，以達到調節匯率的目標。
同時，還應該看到我們擁有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外匯儲備是干預市場的最後工具，當匯率對經濟體產生巨大危害時，該出手干預還要出手。”
連平總結，貨幣政策總體要內外兼顧，同時應用好匯率政策，使得人民幣匯率在一個基本穩定的區間波動，減少對中國經濟不利的影響。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要協調發力 可以適當發行抗疫特別國債
在問答環節，蔡浩提到，美聯儲主席鮑威爾4月份以來多次表態，讓人聯想到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主席保羅·沃爾克，似乎不惜犧牲增長也要把通脹壓下去。
在蔡浩看來，美國本輪通脹供給層面的原因佔比較重，透過不斷加息來達到抑制通脹，結果令人存疑。美聯儲有沒有可能讓加息步驟在三季度末或者四季度開始放緩，甚至是開始調整？
連平對此回應稱，拜登現在遇到的情形和里根當年完全不同，“搞得不好，有可能經濟快速回落，甚至不排除出現衰退，（美聯儲）很難堅持運用非常緊的貨幣政策。”
“美國貨幣政策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之後出現變化。”連平補充稱，當然還是要進一步觀察通脹形勢和全球經濟執行態勢。
今年以來要穩增長，保就業，穩市場主體，光靠貨幣政策顯然是不夠的，財政政策有哪些發力點？
連平表示，積極財政政策需要貨幣政策配合，沒有一定規模合適數量的社會資金匹配，財政政策效應就可能打折扣。接下來需要更多關注貨幣政策如何保持流動性，跟積極的財政政策所需要的力度真正匹配起來。
提及房地產，連平指出，房地產是中國經濟執行中非常重要的一塊。經濟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對房地產市場做更多調節，是有必要的。與此同時，要堅定“房住不炒”，對於房價上漲、炒房還是要採取相關的措施。
至於特別國債，連平認為不能把現在的情況簡單和2020年相比，適當增發一些有關抗疫方面的國債是有需要的，但是數量不一定像2020年那麼大。
蔡浩總結稱，每次國債大批發行都會引起市場的關注，因為需要貨幣政策提供流動性去進行支援，所以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可能在今年需要更加協調發力，保持更高步調的統一。
本文源自金融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