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造假都是一個收益很高的行業，雖然，這個行業具有很高的風險係數，但是，它絕對稱得上是一個“高風險高回報”的行業。
當今社會，生活在資訊時代的我們，經常從各種新聞和媒體上看到許多造假報道。也許，今天的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某種商品或某些證件的造假。但是，除了這些我們比較熟悉的造假行為之外，其實，還有一項更為悠久的造假犯罪活動。它就是：“貨幣造假”，即：我們今天所說的金融犯罪，偽造貨幣罪。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從古至今無論市面上發行過多少種流通貨幣，其相應的造假貨幣一定會隨之存在，這二者之間好像真有點相伴相生的味道。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現象呢？
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一個“利”字。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中國政府都針對貨幣的造假行為，出臺了一系列比較嚴苛的懲處制度。但是，即便如此，嚴苛的制度也無法完全震懾住那些利慾薰心之人。
我國古代使用的則是金子、銀子、或者銅錢等金屬貨幣，而官府，對於此類可以作為貨幣流通的金屬都是嚴格管控的，那麼，造假者又是怎麼實施他們的造假行為的呢？
如果你這樣想，那就只能說你孤陋寡聞了。想必大家都知道，由於某些技術原因，我國古代流通的金、銀、銅等金屬，其含量都是不純的。而普通百姓，並沒有什麼比較科學有效的方法來檢驗其純度，一般在其流通的過程中只看其重量。如此一來，便給了那些造假者可乘之機。
看過古裝劇的人大概都知道，古代的金銀流通時好多都是鑄成一錠一錠的元寶。而那些造假者，就會把這些金銀元寶鑄造成空的，然後，在裡面灌鐵或者鉛來減少其鑄造成本，以此，從中牟利。有關銅錢的造假，其實，在原理上和以上兩種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他們是將官府發行的銅幣融化後，在其中加入其它金屬元素來增加其重量，以此，來達到牟利的目的。
話雖如此，但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貨幣造假都是一項比較有難度的事情。
首先，從技術上來說，想要造出假貨幣，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任何一款貨幣的鑄造模具，都是由國家相關部門管理的。為了防止造假行為的發生，有關部門對這些模具的管控都是相當嚴格的。沒有模具，自然無法造出能夠以假亂真的假幣。
但我們永遠不能低估造假者的智慧，他們可以透過對貨幣外形，以及其所刻圖案花紋等的觀察，造出相應的模具，然後，再用這個模具批次生產出各種假幣。除了金、銀、銅等金屬貨幣，我國古代其實也流透過許多紙幣。這裡面最出名的，大概就是北宋時期的交子了。
其實，在我個人看來，紙幣的偽造難度遠比金屬貨幣大。畢竟，偽造金屬貨幣時，只要有了模具及原材料，還是相對容易製作的，但是，紙幣就沒那麼容易了。畢竟，偽造紙幣時，除了要找到其專用的特殊紙張，還要將紙幣上的各種花紋，以及防偽標識等精確的偽造下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常言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當有足夠的利益驅使的時候，人的智慧總會被髮掘到一個我們難以想象的高度。
接下里，就簡單來說一說那些紙幣造假者，他們都是如何克服造假過程中的技術難題的。
在紙幣的鈔版製造上，他們有木刻、瓦刻、和用錫鉛等金屬鑄造三種類型。在紙張的選材上，他們有用白紙薰染和普通紙張燻烤，以及直接印刷等三種方式。甚至，他們還用挑補剜改的方式，將小面額鈔票改為大面額鈔票。總之，造假者的手法千奇百怪，只有我們想不到，沒有他們做不到。
除此之外，這些所謂的造假者，更是貫穿了各個階層，既有平民百姓，還有奸猾商賈，更有豪門貴胄。或許，正是由於牽涉的人員太廣，才讓那些造假者持有法不責眾的心理，有恃無恐的進行一系列造假活動。也正是由於這些造假者多如過江之鯽，才讓各種假幣滿天飛以致金融市場最終崩潰。
這裡，再來說一說晚清時期，日本浪人偽造中國貨幣一案。
據史料記載，1987年，清政府在上海外灘六號成立了中國通商銀行。相傳，該銀行實收資本大約為250萬兩。這些錢的來源大約可分為三處：其中，超過1/3的資金來源於盛宣懷的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另外的70多萬兩來源於李鴻章等清政府官員的投資，餘下的部分則來源於各個行業的投資。
當時，該行完全仿照英國匯豐銀行的管理模式來經營，其透過發行鈔票來開展存款和放款等業務。原本，該銀行的創辦初衷是為了推動我國的經濟發展，但是，最終卻由於日本浪人中井義之助的假幣事件，受到了重創。
那麼，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此事得從1903年2月說起，那天銀行像往常一樣營業，一切都顯得非常平靜。但是，隨著上海某錢莊夥計的到來這種平靜被打破了。該夥計拿著銀行發行的紙幣，去銀行兌換銀兩時，被指出他拿的是假幣。
出現了這樣的事情，銀行當然不能坐視不管，因此，他們只能嚴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這一查，卻查出了大事。原來，透過查探之後，他們發現，銀行發行的紙幣中竟出現了五元，十元等面值的假幣。隨後，他們針對這一事件，在自己旗下的各營業部，貼出了鑑別真假幣的方法。
訊息傳出之後，市面上一下就炸開了鍋。
不但各店鋪和錢莊紛紛拒絕使用該銀行發行的紙幣，連手中擁有此類紙幣的普通民眾，也紛紛急著向銀行兌換銀兩。一時之間，銀行的門檻都快要被踩破了。為了儘快結束這個混亂的局面，該銀行不得不調取自己庫存中的100萬現大洋，並且，又向匯豐銀行借了70萬大洋來供這些人隨時兌換。
一天之內，他們不僅兌換出了20萬塊大洋，還在那個月裡收回了共計價值30萬大洋的鈔票。當然，銀行裡的人也不全是傻子，出了這樣的事情他們自然要從源頭上想辦法解決。因此，他們一直在留意來兌換大洋的人中有沒有可疑人物。果真，機會還是留給了有準備的人。
某一天，一位日本人帶著價值4000元的偽鈔到銀行兌換，被工作人員當場識破。
如此巨大的數額，又怎能不引人懷疑？但是，為了不打草驚蛇，工作人員還是找了個藉口讓他過兩天再來兌換。隨後，又派人秘密和他接觸，成功套出了其身份資訊，並將這一情況如實報給了當時的租界巡捕房。很快，巡捕房的工作人員，就逮捕了這個日本人。
透過審問之後，他們得知，此人名叫中井義之助，是一個日本浪人。他與人合作，在日本本土內至少偽造了價值30萬大洋的假幣。他先到上海定居，隨後，由其合夥人分批將假幣運到他位於上海的家中。之後，他再透過日本在上海的商社，將這批假幣流入市場。
出於貪心，他獨自攜帶部分假幣到銀行兌換現金。但是，沒想到卻出師不利，被當場抓了個現行。透過此人的供詞，警方不但在其家中查獲了大量還未使用的偽鈔，還透過外交手段迫使日本政府抓獲了其同夥，同時一併收繳了其作案工具。
隨後，為了減少損失，中國通商銀行將舊版鈔票全部收回銷燬，並重新印刷了新版紙幣。雖說，主謀已經被抓獲，但是，此次假幣風波卻讓該銀行蒙受的損失無法挽回。存款從1899年年底的397萬兩，下降到1904年年底的189萬兩；放款從1899年年底的582萬兩，下降到1904年年底的261萬兩。
甚至，更令人氣憤的是，在日本政府的多番推脫和阻撓之下，該假幣事件的元兇並沒能得到應有的處罰，甚至，後來還活躍於日本政團。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日本浪人的這次偽造假幣行為就是一次國家行為，其背後的支持者就是日本當局。
參考資料：
【《楮幣譜》、《中國通商銀行：中國人最早創辦的商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及其發行的鈔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