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上半年中國經濟有何亮點?劉俏:復甦基礎不斷加固

由 完顏翠琴 釋出於 財經

國家統計局今日釋出上半年宏觀經濟資料,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53216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2.7%,比一季度回落5.6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長5.3%,兩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個百分點。此外,消費、投資、出口等重要經濟指標也紛紛“出爐”。中國經濟復甦有何亮點?哪些結構性問題值得關注?下半年宏觀政策應怎麼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教授進行了相關分析。

中國經濟三大動力表現不同

劉俏分析,中國經濟在疫情之後整體復甦良好,顯示出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和旺盛活力。投資、出口、消費,是推動中國經濟的三大重要力量。在整個疫後經濟復甦期間,這三大力量發揮作用的時間點有所差異,但最終整體連貫起來支撐中國經濟復甦基礎不斷加固。

“跑”得最快的當屬出口。上半年,貨物進出口總額180651億元,同比增長27.1%。其中,出口98493億元,同比增長28.1%。去年我國經濟在疫情之後開始復甦,外貿出口在經濟恢復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增長速度非常快。

這背後有一些結構性的原因:一方面,中國疫情控制得很好,比較早啟動“復工復產”等復甦措施,大量跟疫情相關的抗疫物資出口對外貿起了很大拉動作用。另一方面,很多國家受疫情影響,經濟沒有完全恢復,這種情況下有許多供需方面的缺口,我國出口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受此推動。目前隨著全球疫苗接種增加,主要的工業國家和西方國家,也包括新興市場經濟陸續進入復甦階段,我們可以觀察到我國整個出口資料之中,新增訂單數量開始出現收縮趨勢。所以,下半年出口的情況可能不會像上半年,或者去年下半年那麼樂觀。但無論如何,因為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上佔有獨特位置,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出口基本面應該還會是比較健康的。

相對出口而言,消費和投資,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的恢復有一定的遲滯,但到今年一季度資料也都轉正,上半年更是持續恢復。資料顯示,上半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2.6%,6月份環比增長0.35%;兩年平均增長4.4%,比一季度加快1.5個百分點。但4.4%的平均增速仍然低於2019年(2019年同比增長5.8%)。

在劉俏看來,這符合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後的特點,中國經濟增長動能正在發生變化。以製造業投資為例,整個製造業在中國GDP的佔比這些年其實是在下滑的,這種情況下可能出現製造業投資轉正但增速仍低於過往的情況,這是很正常的現象。長遠來看,伴隨著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新動能逐漸湧現,比如向數字化轉型推進的過程中,5G、6G技術的產業匯入和運用,加上對“碳中和”目標實現的不斷推進,都會帶來很多投資的可能性。從長遠來看,中國製造業投資依然樂觀。

相比出口、投資來說,消費本身是經濟生活中的一個“慢變數”。不過,從今年第一季度開始消費資料就陸續轉正。今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11904億元,同比增長23.0%,兩年平均增長4.4%,比一季度加快0.2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速仍遠遠低於2019年(2019年同比增長8.4%)。

究其原因,劉俏分析,這與全球經濟尚處於疫情之中有關。此外,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之後,動能轉換期間可能也會出現一些變化,未來一段時間應該考慮怎樣進一步“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增加他們的消費意願和對未來的預期。

總體來講,消費和投資,今年都會進入一個正常的增長週期;下半年進出口同比增速可能有所放緩。

理性看待輸入型通脹壓力

近期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飆漲,引發了國內對輸入型通脹壓力的擔憂。

劉俏分析,最近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疫情之後很多國家確實都在推出量化寬鬆政策,使得全世界流動性大大增加。在供給不發生根本變化情況下,過多的貨幣去追逐有限的供給,就會帶來價格上漲壓力。

第二,從全球供給來看,也出現了一些矛盾。很多大宗商品因為生產國遭遇一些外部環境變化,比如美洲乾旱,再疊加疫情對各國的影響,所以供需之間的缺口還是存在的,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揚。我國是一些大宗商品的主要輸入國,這樣也引發一種擔憂,輸入型通脹壓力傳導至整個中國國民經濟體系,會不會形成對最終消費品的通脹壓力?到目前為止,這是政策制定者比較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但總體上講,全球經濟會迴歸到常態,供需之間的矛盾並非始終很尖銳。“我會把目前這種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理解成短期現象,當然它確實對中國經濟帶來了一定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劉俏認為。

統計局資料顯示,居民消費價格溫和上漲,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仍處高位。上半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0.5%,一季度同比持平;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5.1%,漲幅比一季度擴大3.0個百分點。

劉俏表示,PPI上漲速度遠遠高於CPI,形成了巨大的“剪刀差”。對於企業而言,生產資料與生產要素成本在大幅上升,產品價格調整並不能完全與之對沖,表明我們整個價格體系,從成本到最終產品的價格傳導機制其實並不是特別順暢。因為這種成本上升給企業帶來壓力,使得企業本身承受了很大利潤下滑的壓力,這並不利於企業長遠發展,特別是當前很多企業本身也面臨著“去槓桿”的壓力,債務負擔較重。從政策制定角度講應該考慮的一個著力點,是怎麼去給這個企業減負:如何把融資成本進一步下調,同時透過一些稅收方面的舉措,讓企業能夠恢復到一個比較正常的運轉狀態。

政策應重點關注兩大結構性問題

劉俏分析,觀察中國經濟可以從兩個維度來看,一是看總體經濟的表現,二是看結構性的經濟表現。從總體經濟表現來看進展是非常不錯的,但是這裡面還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比如,消費的恢復並不突出,那麼未來如何讓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就值得思考。另外,從微觀經濟單元也就是企業層面來看,如何推動企業生產經營恢復也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這其中一大難點在於,宏觀政策對結構性問題的解決可能很難起到比較大的作用。在應對一些比較大的、突如其來的內外部衝擊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起到非常顯著的效果,比如過去一段時期的逆週期政策操作,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涉及到結構性問題,最終還是要依靠結構性改革。

未來,政策著力點應當重點關注以下兩方面:一是怎麼去真正提升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而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的作用。二是從企業層面來看,怎麼讓數量龐大的中小微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在不確定的內外部環境的雙重衝擊之下,能有足夠的利潤,能夠實現更加穩健、可持續的發展。

一個國家經濟長期穩健發展,它有賴於一個比較健康的微觀基礎。根據市場監管總局的資料,中國市場主體已達到1.44億。它們基本上構成中國經濟健康合理執行的微觀基礎。所有企業、行業透過上下游關係關聯在一起,這種情況下,如果宏觀政策能夠針對關鍵“節點”進行打通,就會起到強大的“乘數效應”。怎麼讓數量龐大的、吸納了大量就業的中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在下半年能有更多政策上的獲得感,使得它們在新舊動能轉換期間,能找到比較好的發展方式和路徑,這是政策制定方面需要優先考慮的部分。

那麼,下半年政策應當如何發力?劉俏建議,一方面,依然應當堅持“以我為主”的、中性的貨幣政策,以及偏積極的財政政策組合;另外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時也需要考慮國際環境變化,以及其他國家相應政策的變化。現在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到了拐點,在下半年可能會收緊。在這種情況下,從應對舉措來看,其實沒有更好的方法,答案依然是要保持中國經濟整體的活力,夯實整個疫後經濟復甦的基礎。

劉俏表示,在貨幣政策方面,著力點在於適當地提高流動性,提供一個更寬鬆流動性的環境,使得企業有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的空間。此外,很多企業面臨原材料價格偏高的問題,怎麼從供應鏈、產業鏈角度出發,真正為這些中小微企業提供必須的支援就變得非常關鍵。我們也看到現在已經推出許多政策舉措,應該說在未來效果會逐漸顯現,為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與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