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崢嶸：渲染“數字貨幣戰爭”是搞錯了物件

全球抗疫緊鑼密鼓之際，貨幣領域正在發生一場靜悄悄的數字化變革。美歐日等也正逐漸改變對數字貨幣的態度，由消極轉為積極。

數字貨幣目前主要有三類。一是比特幣等非官方的加密貨幣。雖然近幾年被幾度熱炒，但它的核心技術可被借用，功能也可替代，應用前景有限。二是以臉書公司天秤幣為代表的“穩定幣”，雖然也是非官方貨幣，但以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等法定貨幣計價的資產為發行儲備，以提升幣值的穩定性。從技術發展趨勢看，這類“穩定幣”有自己龐大跨國商業生態為基礎，有可能進入實際應用，與央行貨幣共同流通。三是多國正在研製的央行數字貨幣。七國集團甚至已決定就發行央行數字貨幣展開合作。

美歐日態度轉變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天秤幣等對央行的貨幣權利提出直接挑戰。二是新冠疫情改變商業模式,無現金支付迅速成長。國際清算銀行報告顯示，疫情期間，避免插卡輸入密碼等線下接觸的“無接觸支付”方式取得極大增長。三是中國研發央行數字貨幣帶來競爭。早在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就啟動數字貨幣研究，2017年成立數字貨幣研究所，今年4月以來開始在多個地市、不同場景開展封閉式應用測試。

支付寶、微信支付在電子支付領域形成優勢，中國人民銀行在央行數字貨幣研發階段暫時領先，這使中國成為其他幾方覬覦的焦點。

去年10月，臉書CEO扎克伯格在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作證時強調，如果美國不進行創新將無法再保證全球金融領導地位，中國部分支付基礎設施已領先於美國。去年12月，著名貨幣學者肯尼斯·羅格夫發文稱，中國央行數字貨幣有可能成為全球地下領域（逃稅、犯罪、恐怖主義）使用的貨幣。他將一些國家央行加緊推出數字貨幣描述成一場“數字貨幣戰爭”，“不僅涉及設立新貨幣帶來的收益，更關乎國家對經濟進行監控和徵稅的能力，以及美國政府利用美元的世界地位來推進其國際目標的能力。”

當前數字貨幣領域確實出現了幾對矛盾。一是主權貨幣與非官方數字幣之間的競爭；二是主權國家數字貨幣之間的競爭；三是非官方數字貨幣間的競爭。矛盾各有權重，但當前的一對主要矛盾，應該說是主權貨幣如何應對加密貨幣和非官方的“穩定幣”等帶來的數字貨幣挑戰。

首先，主要國家央行的數字貨幣還處於研製階段。比如中國央行已經表示，試點測試並不意味著“數字人民幣”落地發行，何時正式推出尚沒有時間表。美聯儲8月宣告中稱，“尚未決定是否進入發行央行數字貨幣必需的政策程式”。其次，實驗中的“數字人民幣”準備取代的是流通中現金。現有法規對現金出境限制很多，即使可以跟隨微信、支付寶等支付系統輸出境外，別國也很容易加以限制或取締。再次，央行數字貨幣與現有貨幣、銀行賬戶可能長期並存。

央行數字貨幣對支付系統影響較大，但貨幣霸權的中心是儲備貨幣。目前看，主權貨幣間既有的權力結構，還難以受到數字貨幣的直接挑戰。因此，近期渲染“數字人民幣”可能衝擊國際貨幣格局、威脅美元霸權，可能是反應過度，也可能是臉書等為推動天秤幣儘早過審推波助瀾。

數字貨幣與電子貨幣、電子支付有著重大區別，它不需要銀行賬戶，從而能夠大大降低結算成本、提高貨幣效率。央行可以實施更加精確的貨幣調控，從源頭上剷除洗錢、黑金等地下經濟。貨幣的進化史就是一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效率的歷史。發展數字貨幣是大勢所趨。但保持必要的審慎是必須的。數字貨幣的發展會帶來一系列結構性變化和挑戰，它們遠比主權貨幣爭霸來得重要、急迫。

其一，它將極大削弱銀行等金融中介。比如計劃中的數字人民幣雖然仍然是兩層架構，即與傳統貨幣一樣，由中央銀行投放到商業銀行再面向居民。但從理論上講，數字貨幣可由央行直接發行到個人，而市場主體間不需要銀行就可以完成日常的交易支付，銀行的功能可能大大弱化。全球龐大的金融中介體系要面臨徹底重構甚至瓦解。

其二，國家的貨幣權利將面臨兩種截然不同的前景。技術發展使央行走到十字路口。大銀行可能消失，意味著央行權力可以大大擴張。同時，超大型跨境（甚至全球性）經濟實體可以透過發行類貨幣行使以往金融機構的職能，央行需要與它們重新分享貨幣權利。比如臉書的天秤幣一旦落地，其金融活動規模將超過華爾街的許多金融機構，甚至超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技術進步無可阻擋，數字貨幣進入流通只是時間問題，各央行的當務之急是適應新型貨幣、新型合體機構、新型業態，將其納入監管，或者學會與之共存。

其三，央行數字貨幣的高度集中化問題。不記名的現金是提升個人自由度的重要工具。央行數字貨幣是高度中心化的，或可匿名，無法匿跡，這與現金不同。央行理論上可透過數字貨幣掌握一切交易。貨幣權利面臨重新定義。貨幣當局在保護個人隱私、捍衛貨幣使用者個人權利方面，能否做到足夠可信可靠？這是一個問題。就像克隆技術、基因技術都有兩面性，技術應用有倫理邊界。對央行數字貨幣保持足夠審慎是一種基本的負責態度。▲（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