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監控是城市執行應有的底線思維

風險監控是城市執行應有的底線思維

“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們,北京生活必需品供應需要進行風險監測評估,並在此基礎上著重研究鮮活農產品的供應保障體系。”近日,在北京市“兩會”的分組討論會上,趙曉燕代表的建議因其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引發廣泛關注。而藉由高效的“兩會”平臺,這條建議從提出到採納,再到被寫入北京市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只用了不到24個小時。

風險監測評估,看似是專業術語,實際對接著城市執行的諸多具體環節。特別是“菜籃子”“米袋子”這樣的生活必需品,保價穩供直接關係到廣大市民的切身利益和生活感受。抗疫一年來,大家對此都有切實的體會。回想疫情初期,病毒突襲以及隨之而來的防控舉措,打亂了生產週期,減慢了物流供應,加速了庫存消耗,不論是果蔬生鮮等生活物資,還是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資,都曾一度出現供應緊張、價格波動的情況。雖然在各方努力下,我們的市場經受住了衝擊,總體保持了穩定,但也將城市執行在突發狀況下的風險挑戰,無比現實地展現了出來。對北京這樣一座體量巨大、人口眾多、大量消費品需要外埠供應的超大型城市來說,物資供應底數如何,供應渠道是否牢靠,同類商品有無替代,物流保障是否暢通等等,都是最佳化城市治理的必答題

作為人類文明的結晶,智慧創造和發展進步的標誌,城市是人類進行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活動的中心,但也因為各種功能的持續載入,不可避免地成為風險集聚之所。這一點,對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而言,尤為突出。一邊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程序,一邊是層出不窮的“問題清單”;一邊是高度濃縮的現代化程序,一邊是難以忽視的潛在風險,如果說在過去,只需保障日用商品和水電氣暖按時供應,城市就可以正常執行,那麼如今,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人員流動的加大,網路、物流、公共交通等愈發成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需要保障的內容越來越多,需要見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的風險點,也必然越來越多。正如有人所言,我們享受著文明發展帶來的成果,也同時坐在文明的火山口上。疫情的突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今天,城市早已不是鋼筋水泥的簡單堆砌,社會資源的機械組合,而是一個相互關聯而又彼此耦合的複雜系統。城市建設、居民生活、商業消費、交通出行、公共衛生等各方面,緊密嵌合、相互影響,任何一個“零件”出錯、任何一個環節脫檔,都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從這個意義上說,規模龐大的城市,倒更像是一座“倒金字塔”,最下方的基礎,每個點都相當關鍵,卻又相對脆弱。這也意味著,科學預見風險、精準應對風險,強化監測評估、完善保障體系,正愈發成為城市治理者的必修課。放眼未來,隨著城市執行的載入項越來越多,我們面臨的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安全風險只會越來越複雜。“黑天鵝”亂飛、“灰犀牛”亂撞,更呼喚一種“底線思維”,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既是應對風險的必然要求,也是對城市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

“備豫不虞,為國常道。”在城市執行中堅持底線思維,既著眼對“害”的預防,也包含對“利”的思考,目的是化險為夷、變害為利、轉危為機。就拿疫情防控來說,這場前所未有的大考,同樣成為了我們最佳化城市治理、推動城市更新的大拉練。在城市執行上,個人衛生習慣、公共衛生要求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選項,不論是街道社群還是大型商圈,在清潔消殺、清除死角方面都有了顯著提升;在應急保障上,必要醫用物資儲備量已經能滿足30天以上需求,“市-區-機構-家庭”四級應急物資儲備體系正在完善,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已經有底有數;在制度建設上,本著“急用先立”的原則,《北京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獲得透過,《北京傳染病防治條例》已經立項,透過立法固化有效經驗,制度框架中的公共衛生短板得以補全……事實說明,從“短期止痛”到“長期治痛”,將每次大考都作為提升治理能力的契機,我們的能力和信心就能始終在風險水位之上。

直面風險是城市執行的客觀狀態,風險監控是必須樹立的底線思維。將風險意識,深植於每個人的腦海中、滲透到城市執行的各個環節,“風險社會”才不會成為城市發展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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