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收入不平等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世介面臨的超級問題之一。目前我們可以關注到幾個典型的事實：
典型事實一：自80年代以來全球不平等問題加速惡化。
從發達國家來看，20世紀初，西歐和美國前1%高收入群體合計收入佔據全部居民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0%和16%，進入70年代，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10%。這種現象引發了很多學者的關注，其中一個關注的重點領域就是，西歐和美國在這幾十年中用什麼方法解決了收入不平等的問題。其中的因素包括戰爭、經濟危機以及福利主義，其中福利主義是解決過去一百年中收入不平等問題的關鍵因素。然而現在的學者在詮釋過去一百年發生的變化時，發現政治層面的因素也很複雜，比如西歐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四十年代急劇下降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德國納粹和整個西方世界對於猶太人的迫害，其他因素還包括社會主義思潮、福利主義思潮的傳播，以及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對於大資本家的衝擊。
從八十年代開始，發達國家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再次加劇。美國和歐洲前1%的高收入人群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從70年代的8.5%和7.5%持續上升到2018年的19.8%和10.4%。這種長達40多年的持續變化直接到導致發展經濟學一個經典規律被顛覆了。那就是庫茲涅茨倒U曲線理論似乎不成立了。庫茲涅茨倒U曲線認為，人均收入水平與收入分配差距之間將在長時段中呈現出倒U型變化，即在人均水平很低的階段，收入分配的差距將很低，隨著收入的增長，基尼係數將快速上升，當經濟水平發展到一定的階段，隨著收入的增長，基尼係數會持續降低，達到繁榮與和諧並存的理想階段。該理論總結的核心樣本的歐美國家，並認為這些國家由於現代化已經完成，收入分配問題已經解決的很好，經濟的持續上升不會引發收入分配的兩極化。但這種理論推演與80年代以來的典型事實嚴重衝突。
典型事實二：與以往收入不平等現象不同的是，中間階層空洞化和中產階層的消失可能是收入分配的新特徵，傳統的社會安全網和扶貧政策難以防止收入分配的惡化。
收入不平等問題不僅在發達國家中重新加劇，在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也出現惡化。但是這種同步惡化的趨勢中卻有一個引發大家關注的新趨勢。從八十年代全球收入分配來看，1980年世界前1%高收入群體佔全部收入的16.3%，2016年該比例達到20.4%。1980年最後50%低收入群體佔全部收入的8.0%，2016年該比例為9.7%，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佔國民收入的比重都同步增加，雖然總體基尼係數都同步提升了。這表明收入第51%-99%的中間階層收入佔比從1980年的75.7%下降到2016年的69.9%，中間階層的收入被嚴重擠壓，部分中產階級消失了。這一特徵的出現說明，簡單透過傳統福利主義來補貼底層並不足以彌補不同階層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我國目前在實施人類史無前例的減貧運動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然而在過去四十年中，基尼係數居高不下，即使在脫貧攻堅任務取得全面勝利，基尼係數也只能穩定在46%-48%的區間之內。因此，如果不對中產階級空洞化和中等收入群體被擠壓的現象採取足夠的對沖政策，單純依靠扶貧並不能有效降低基尼係數的。
從世界各國經驗來看，對於中等收入群體的擠壓是一種常態化的現象。在過去四十年中，中間擠壓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但是最近二十年中，非發達國家也出現了這種現象，我國中間收入群體的比重實際上也在下降。比如俄羅斯收入的前1%人群所獲得的收入佔比在80年代初期僅為4%，到新世紀則上升到20%以上，最低的後50%人群收入佔比從80年代的31%下降到新世紀初的10%，但最近15年來又上升到17%，這意味著中間階層比重在新世紀受到的擠壓較為嚴重。
從1988年到現在，英國的典型事實已經全面突破了庫茨勒茲倒U，同時也證偽了凱恩斯當年的猜想——經濟發展能夠帶來閒暇和豐裕，並自然解決貧困和不平等問題！
典型事實三：世界各國的高收入階層提升的速度較為趨同，但低收入階層卻出現了明顯分化。
在過去近40年中，在新技術革命、經濟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化浪潮中，高收入群體，特別是頂級收入群體的收入佔比急劇上升，成為全球收入分配最顯著的特徵。例如美國最頂級的0.1%的收入從1980年到2016年增長了650%，歐洲同期也增長了200%。
但低收入人群的佔比卻在不同國家出現明顯分化。例如巴西底部的50%群體在90年收入佔比從10%上升到2016年12.3%，中東從7%上升到9.6%，南非從11%上升到12.1%，而印度卻從22%下降到14.9%。這種分化不僅取決於經濟發展階段更取決於收入分配和福利體系的差異。
典型事實四：財富分佈差距也開始快速增長，財富對於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開始快速加大。
各國財富基尼係數快速攀升，並達到十分危險的水平。例如美國在近十年來已經達到85.9%，巴西達到83.2%，英國達到73.5%。全球頂級富翁財富積累速度快速提升，導致全球財富-收入比從20世紀50年代的200-350%提升到目前的400-600%。最為凸顯的就是全球創新中心、全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美國和歐洲，頂級富翁財富提升速度十分驚人。按照福布斯財富榜統計，前500強的財富在1987-2017年之間平均年均財富增長速度為8.9%，而整體人群僅為2.7%。
最近歐美有很多學者在討論收入不平等與資本主義，按照馬克思的傳統邏輯，對資本的佔有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核心原因，但現有研究發現財富只是收入分配長期變化中的影響因素之一，並且這個因素在二戰後已經開始有所削弱。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激進方法包括節制資本、扶助勞工等，但現在有幾個變化值得重點關注：一是財富在收入分配不平等中的決定性作用發生了變化，二是資本家之間財富的兩極分化程度遠高於窮人。因此我們所說的節制資本到底是節制哪一種資本？這是大家要思考的。另外，資本的形態是傳統的機器裝置等生產資料，還是金融資本，亦或是數字資本？19世紀末期提出的節制資本、扶助勞工的思想到目前已經越來越模糊，很難精準化。財富的基尼係數目前也已經很高，其中美國最高，已經達到了85.9%。財富不公平問題比收入不公平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更加值得我們關注，0.1%與1%區域差別非常大，資產階級出現明顯的兩極化。
特徵事實五：工資差異出現大幅度上升，特別是創新型國家。
工資最高10%的人群所佔工資份額在21世紀以來全面提高，工資收入成為主導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傳統性財產性收入差別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跨國公司高管的收入奇高，而大部分擁有股權的人並不十分富有，工資性收入成為主導因素。
特徵事實六：稅收等再分配手段在不平衡中的作用全面下降，甚至一些再分配工具成為不平衡的來源之一，比如傳統的福利主義政策如果設計不好，反而會成為不平等的根源。從2013年資料來看，中國稅收前的收入分配基尼係數反而比稅收後的基尼係數更低。
特徵事實七：對高收入群體徵收稅收越來越難。用傳統的方法去徵稅，我們會發現高收入群體稅率在過去四十年大幅下降，巴菲特曾說他的稅率比一般白領低得多，所以巴菲特在奧巴馬時期提出了巴菲特稅，然而有產者、富人以及具有創新能力的主體可以利用平臺經濟、跨國公司、開曼群島等一系列的方式讓傳統的“劫富濟貧”徵稅模式化為烏有。另外，由於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導致各國政策對資本和創新者更為有利，所以財產稅、遺產稅、所得稅全面下降，因此這種情況是很難得到解決的。
對富人徵收實際稅收率下降十分明顯（創新者和高資本所有者更具有流動性和避稅能力）。同時，在不平等產生的幾個環節中，生產環節更容易產生，這與技術革命和生產方式變革密切相關。另外，全球化特別是金融全球化對於不平等有明顯的推動作用。第一是資本的掠奪性有所體現，第二是資本的價格呈現出來，第三是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帶來的問題。
這些新的典型事實馬上引發一個十分重要問題：我們在上世紀解決不平等的方法可以解決我們目前的全球不平等嗎？
上世紀有德國模式、北歐模式、蘇聯模式、美國模式等，解決收入不平等主要有戰爭、福利主義、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以及金融危機等。
首先，目前發生大規模戰爭是不可能的，我們也不希望透過這種方式來解決不平等問題。
其次，幾輪金融危機不僅沒有使富人破產，反而使富人收入更高，2008年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對於美國收入分配是一個全面錯配的過程，在全面干預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的過程中，量化寬鬆帶來的大量鈔票都流入到了富人口袋中去。
第三、福利主義特別是關注最底部人群的社會政策似乎難以解決中產階級困境。
第四、傳統的累進稅率和財產稅在全球化、金融化、數字化衝擊下無法逮住富人，富人的避稅能力和利用現代工具的能力更強。
第五、民族國家在全球化競爭中不得不向創新者和財富所有者低頭，導致國家在解決不平等問題的能力和動力都大幅度下降。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面臨的以下5個問題：
（1）如何解決創新者的收入過高，如何解決贏家通吃的問題；
（2）資本的高流動性問題以及高收入階層的避稅問題；
（3）全球化和資訊化、智慧化帶來的傳統中產階級消失的問題如何解決。我們最近在談工匠精神，然而智慧化、數字化的全面鋪開對於傳統技能工匠的衝擊是最為致命的；
（4）累計稅收制度、福利制度、所有制體系如何再發揮作用？近期大家提出的全民收入計劃、全球資本稅收體系、巴菲特稅，新國家主義，新勞工-資本模式是否可以成為解決問題的新思路？
（5）不平等與社會問題之間的非線性關係如何處理？即全球民粹主義和社會騷亂出現新現象——民粹主義和社會騷亂恰恰發生在富裕國家發展較好的時段，出現在經濟增長不錯，不平等有所改善的時期。典型案例就是“拉美之迷”——拉美經濟增長較好，基尼係數也在下降，但最近十年騷亂不斷。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必須要思考各國目前面臨的各種問題，並前瞻性地研究這些問題，爭取利用我們的制度優勢來為解決全球共同面臨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提供“中國方案”。針對收入不平等問題，我們需要理出新思路，未來十五年應當借鑑過去四十年全球收入不平等現象中呈現出的新問題、新規律、新理論思考、新實踐舉措，為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新的思路。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本文是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