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和經濟增長問題是中國現階段所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有兩個觀點我特別贊成：
第一，消除競爭障礙，允許企業進退。如果保護低效率企業，資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不利於生產率的提高，也不利於經濟增長執行在合理區間。應該讓低效率的企業退出去，讓好的企業進得來。
第二，利用稅收和轉移支付的方式，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我國已經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是還有相當一部分人的收入仍比較低，這是實現共同富裕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利用稅收和轉移支付的方式，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一種重要手段。
我覺得有一些統計指標之間的關係值得思考。
第一，伴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經濟增速呈回落的走勢。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然後不斷回落。同時，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6%，回落到2019年的6%，平均每年回落約0.5個百分點。這段時間經濟增速的回落恰好伴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對經濟增速的回落產生多大的影響？
第二，在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同時，國民儲蓄率呈下降的走勢。2010年國民儲蓄率為51.77%，2019年降到43.86%。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對國民儲蓄率的下降的影響有多大？
第三，在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同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顯著下降。2009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2019年僅增長5.1%。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下降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第四，在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同時，CPI與PPI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在2012年之前，CPI漲幅與PPI漲幅不同，PPI漲幅波動性較大，CPI漲幅波動性較小，但是兩者的走勢基本上是一樣的：PPI漲幅下降的時候CPI漲幅也下降，PPI漲幅上升的時候CPI漲幅也上升，PPI對CPI的傳導作用明顯。實際上，2012年之前，三個價格指數漲幅具有相同的走勢，一是貨物進口價格指數，二是PPI，三是CPI。這三個價格指數漲幅波動最明顯的是貨物進口價格指數，然後是PPI，最後是CPI，所以那個時候貨物進口價格指數的變動對PPI、PPI的變動對CPI的傳導作用都是很明顯的。但是，2012年之後，不管PPI漲幅怎麼波動，CPI漲幅基本上是平穩的。所以2012年以後，PPI對CPI的傳導不暢了。CPI與PPI之間關係的變化是否與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有關？
人口與經濟增長問題，我想到了另外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替代問題，另一個是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速的影響問題。先講第一個問題。目前製造業領域正在大量使用機器人，將來服務業也會大量使用機器人，甚至吸收了大量就業人員的快遞騎手都可能由機器人來替代。那麼，將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一定會帶來經濟增速的下降嗎？現在的技術進步一日千里，將來也許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不再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問題。
再講第二個問題。20世紀80年代，針對計算機的迅速發展，索羅提出了著名的悖論，即所謂的“索羅悖論”。現在有的學者提出了新的索羅悖論，到處都能看到數字化技術的迅速發展，但是看不到它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
我從國家統計局退休以後一直在研究新經濟新動能統計監測問題。所研究的內容與上述問題有一定關係。技術進步，特別是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創造了許多新的經濟活動，這些經濟活動與傳統的經濟活動是不一樣的。例如，有的車主在滴滴出行註冊，利用私家車拉活，獲得收入；有的房主在小豬短租註冊，將自有住房出租獲得租金收入。這些新的經濟活動透過傳統的統計調查方法往往難以獲得，容易被遺漏，在GDP裡得不到反映。這是第一個方面的問題。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是網際網路提供了大量的免費或者價格低廉的服務。我們每天透過手機獲得大量資訊，透過手機與朋友交流溝通、聽音樂、看戲曲，這些服務往往是免費的或者是價格低廉的。由於是免費的或者是價格低廉的，這些服務在GDP中得不到反映，或者得不到充分的反映。第三個方面的問題是技術進步導致許多產品，特別是電子產品，質量不斷提升，功能不斷增強，但價格不斷下降。例如，上個世紀90年代一個大哥大值一兩萬元錢，但是它只有通話的功能。現在的一個智慧手機功能強大多了，但是它的價格卻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說，隨著技術的進步，許多產品的功能大幅度提升，但是價格下降了。從統計理論上講，一種產品的質量提高了，功能增強了，所伴隨的價格上升不屬於價格變動，而是屬於物量增長，也就是屬於經濟增長。但是現在許多產品的質量提升了、功能增強了，價格卻在下降，說明純粹的價格下降的幅度更大，兩者的價格差額部分應屬於經濟增長。由於當前的價格指數沒有實施產品質量調整，相應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沒有體現出來。
（作者為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資料研究中心主任許憲春，本文是在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月度研判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