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難了!實體倒閉、個體失業,比起美國撒錢,中國這一招聰明太多

幫助數千萬的中小微和家庭度過生存危機,一刻都不能再等!

中國經濟的核心邏輯早已發生了鉅變。

大國崛起最強勁的增長動能,恰恰來源於數千萬小家庭的消費。

給大國帶來就業、活力和明天的,也是數千萬中小微這個經濟基本盤。

發達國家選擇發現金,中國地方政府則在努力探索“消費券”。

商務部5月8日的資料,全國有28個省市、170多個地市統籌地方政府和社會資金,累計發放190多億元消費券。

但杯水車薪,190億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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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中小微熬不過三個月”已經變成殘酷現實。

我一直在留意疫情後商鋪的生存情況。在我10分鐘的上班路上,已經陸續有5家小餐館、2家房產中介、1家服裝店商鋪關門走人,民生之難可見一斑。

刷抖音時,我也經常看到與生活抗爭的痕跡。一位工廠老闆說“2600位同事跟我在一起工作,連生存的希望都沒有了”;近百歲的農民捧著熟透的瓜果一邊抹淚,一邊賣力直播;快餐店老闆倒閉前還爭取挨個給會員退款……

“疫情發生後,已經有46萬的市場主體登出”,這是5月初央行前副行長吳曉靈引用的資料。新冠給經濟帶來了大範圍、仍不可估量的毀滅性傷害。

與此同時,另一個嚴峻形勢必須引起警惕。

對比一下第一季度中美企業的淨利潤——在中國賺大頭的是金融行業,還有依託大基建而起的茅臺;再看看美國,是計算機、網際網路、醫藥、半導體。

這是兩個國家赤裸裸的實力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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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美最賺錢的十大行業中,金融和地產毫無意外拿走了中國所有行業利潤總額的51%,反倒在金融最發達的美國只有15%。

這樣的形勢,讓人忍不住想問一句:

每個人內心都有自己的答案。

民企吸納了80%的城鎮人口就業,在這裡面,近三千萬的中小微企業、近九千萬的個體戶才是主力軍,也是抗風險能力最弱的部門。

看看美國,失業率已經飆升到了14.7%。在非常時期,要兜住“飯碗”的底線,確保“就業優先”,關鍵就在於讓資源更多、更精準地流向中小微,特別是受疫情衝擊最嚴重、但也吸納最多就業人口的生活服務行業。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大規模的倒閉潮和失業潮,真正保就業,保民生,保家庭。

林毅夫教授的觀點很實在:只靠新舊基建拉動經濟無法及時幫助中小企業,還應出臺保企業、保家庭等多項措施,消費券是“一石二鳥”的有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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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券是政府能送給中小微的大禮包。

據微信支付的資料統計,全國受益於消費券的商家中,小微商戶佔比85%。

截止5月25日,美團上線了36個政府消費券專案和59個安心促消費合作專案後,資料顯示,受益的小店佔比高達88.5%,活動前後小店的日均交易額平均增長了52.9%。

比起發現金,用消費券補貼中小企業更科學、市場化。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認為,消費券並不是“政府撒錢”,地方政府算過賬,政府出錢補貼給到商家促銷,相當於把流轉稅前置一點做退稅,這樣做,可以帶動商家積極性,啟用經濟。

中國中小微最密集的莫過於餐飲業,受疫情衝擊最嚴重,這波消費券更是來得救急也救窮。

在一季度消費資料中,餐飲收入下降44.3%,業內估計旅遊業折損超萬億,受創慘重。

與此同時,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 元,同比名義增長 0.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 3.9%。

在收入下降、又沒補貼的情況下,外出就餐、旅遊變成了大家可有可無的消費項,談何破除寒冰、啟用消費?

中國經濟的韌性之強,也在於毛細血管般的中國小店源源不斷地輸送物資、服務本地市民,在疫情中維持了社群的正常運轉。

但它們同樣要默默揹負營收暴跌、庫存積壓、現金斷流的風險。

幸好,消費券來了。

在疫情進入下半場的4月初,包括南京、杭州、天津、重慶在內有30座城市發放了消費券,其中有一半都選擇了以餐飲業等本地生活服務為切入口提振消費。

在這次的消費券發放中,地方開啟了政商聯合的路徑。各大網際網路平臺積極發揮自身的優勢,協助政府發放電子消費券,還自掏腰包加入補貼,為穩就業、促消費、啟用全社會活力真真實實作出了貢獻。

其中一類是依託微信、支付寶、雲閃付這樣的支付類平臺,覆蓋面廣,可以最大程度連線網民。

另一類是接入美團這樣的生活服務平臺,一端連線4.5億消費者,一端與620萬商戶緊密相連。

從資料來看,生活服務類平臺豐富消費回補的場景,做到精準扶持行業復甦。

美團研究院資料顯示,活動期間參與活動商戶的店均交易額超出未參與活動商戶178%,其中對堂食的撬動效果達到了275.4%,對住宿業撬動效果達到138.8%,回血作用突出。

小店就是草根,只需要多給點陽光就能燦爛。在斷崖式下跌之後,小店經濟迎來了V型復甦,5月首周美團平臺上小店訂單量相比2月首周增長了整整2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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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這波消費券,這些小本生意的小店會消失更多,也會有更多的家庭面臨收入支柱的崩塌……

據美團研究院釋出的《中國小店韌性報告》,餐飲小店是大部分人實現創業夢的第一陣地和選擇,57%的餐飲老闆在開店之前為企業工作人員、小生意人和農民。守護住數百萬的小店,也是用數千萬的就業崗位來守護住數百萬的家庭。

整體來看,透過生活服務平臺來發放消費券,有助於各地復工復產的拉動,有助於對中小微企業的幫扶。

生存艱難的中小微和個體商戶有什麼理由不歡迎消費券這樣的良政呢?

消費券絕不僅僅是救企業,更是一個地方的自救。

南京除了市領導帶頭下館子,還是首批拿出真金白銀髮消費券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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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為人先的魄力,換來的是城市活力的迴歸。來自美團研究院的資料顯示,南京市餐飲消費復甦率從3月1日的10.5%回升到了3月28日的37.5%。

南京還是一季度裡唯一實現正增長1.6%的萬億級城市,震驚了大多數人。

銀川興慶區政府第一個主動去找了美團合作。

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呢?

民眾並不是不想消費,只是缺少助推劑——500萬電子券上線72小時內,來自美團點評的銀川整體城市餐飲訂單交易額周同比增長高達655.53%,銀川興慶區活動商家交易額比未參與活動商家交易額周同比高出409個百分點。

還有經歷了76天封城的武漢,終於迎來了漸漸升騰的煙火氣。

武漢政府拿出了5個億,其他平臺同時匹配了18億,23億共助這座城市的生活早日復甦。從資料來看,解封10天內,武漢的餐飲訂單增幅達到93%。

有時候一張消費券,帶來的不止是消費,還有民眾對生活的信心,是經歷哀慟苦難之後,擁抱一碗熱乾麵這樣平凡且美好的生活。

資料顯示,五一小長假期間,武漢餐飲消費線上日均交易較節前一週平均交易量增幅超113%,在消費券刺激和堂食恢復雙重利好下,武漢餐飲消費逐步迎來複蘇,城市消費活力正在迴歸。

這些難道是政府的賠本買賣嗎?是單單為了扶貧救窮嗎?

絕對不是的。就像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原副理事長王忠民說的,消費券就是地方政府針對自己原有產業的邏輯和基礎,達到復工復產引流,從而提升GDP和稅收。它的定向性不是針對貧窮、扶貧、助弱,而是解決自己產業復產恢復、成長髮展的問題。

放水養魚,歸根結底,地方政府最終也會受益於消費券。

透過政府轉移支付發放消費券,既能提高民眾獲得感,增加實際的消費支出,還能透過市場化的方式補貼受疫情嚴重衝擊的行業,帶動了生產,也穩住了就業,就業反過來又能促進居民消費,這個過程實現了經濟良性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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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券還有“花小錢辦大事”、“四兩撥千斤”的乘數效應,能撬動更大的經濟效果。

杭州政府花出去1塊錢的消費補貼,能夠帶來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費,因為杭州發放的是“滿減電子券”,帶有槓桿性質,這是北大國發院從支付寶的資料中研究發現的。

消費券實際正是地方政府體現心繫民生、實事求是、保家庭企業就業的表現,是有為政府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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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消費券,應出手果斷,不宜再猶豫。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提出要釋放1萬億的財政赤字、發行1萬億的特別國債,這2萬億資金“全部轉給地方,建立特殊轉移支付機制,資金直達市縣基層、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於保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包括支援減稅降費、減租降息、擴大消費和投資等,強化公共財政屬性,決不允許截留挪用。”

但就目前來看,全國層面還未統籌發放過消費券,消費券也尚未成為財政政策組合拳的一個選項。

消費券只能由地方政府主動推行,而影響決策的主要因素是經濟基本面。

美團研究院的資料表明,在第三產業佔比高、經濟水平發達、財政自給率高的地區發券積極性更高。

像財政自給率比較低的城市,就算政府有意願發券,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金額尚不足以形成明顯的效應。

這也更加凸顯出中央要做好資金統籌、引導加大對消費券的投入力度。

北大國發院研究報告建議,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發放並核銷總額為5000億元的消費券。

以杭州3.5倍拉動效應來計算,5000 億的消費券核銷能夠帶來1.75萬億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拉動2.46%的全年GDP增長。

而目前全國發放的消費券只在200億左右,遠遠不足以對沖疫情造成的消費下滑。

兩會期間,有全國政協委員呼籲,把消費券從短期的應急手段轉為長期的政策槓桿,政府主導、平臺運營、多方參與,讓消費券成為下一步復工復產、拉動消費的核心措施。

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之後,利用消費券這樣的創新形式確實有助於經濟的恢復,可以成為定向滴灌實體經濟的組合拳之一。

生活服務行業受創最嚴重,美團研究院資料顯示,截至4月3日全國生活服務業商戶復工率80.9%,但消費復甦率僅50.9%。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生活服務業也是就業吸納主力。

根據2018年第四次經濟普查,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業中個體就業佔比很高,抗風險能力很弱,分別為76.0%、75.1%、61.6%,三大行業個體就業合計佔非農個體就業的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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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務業應該重點加大財政支援力度。它的恢復可以打響各行各業的復甦訊號槍,扶弱中小微,帶來就業,給城市注入信心。

現在信心比黃金更珍貴。

各大網際網路平臺使用者的年齡、圈層、消費喜好各有偏重,單一平臺難免會造成消費場景的缺失。應該聯合支付平臺、生活服務類平臺等共同參與各地政府的消費券發放工作,增加人群的覆蓋。

與此同時,還可以分階段逐步提高滿減類消費券的槓桿率,根據核銷率不斷最佳化平臺的選擇。

也許一張小小的消費券,不僅拯救了上億的市場主體和群眾,也推動了上千萬商家實現了數字化的蛻變與新生。

中國該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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