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主辦、CF40資深研究員肖鋼牽頭負責的《2020·徑山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正式釋出，主題為“‘十四五’時期經濟金融發展與政策研究”。這也是CF40連續第四年釋出《徑山報告》。
報告由肖鋼，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CF40特邀成員、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都陽，CF40成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CF40特邀嘉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副主任朱鴻鳴，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CF40特邀成員、中金公司研究部原負責人、高瓴資本產業和創新研究院院長梁紅以及CF40特邀成員、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等共同完成，從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儲蓄率變化、寬貨幣低利率、金融支援民企發展、房地產金融、金融防風險等角度，對“十四五”時期重大經濟金融問題展開系統研究，提出政策建議。
中國超大規模市場新優勢的內涵
《報告》指出，“十四五”時期，面對國內外更加複雜嚴峻的形勢，在傳統優勢趨於消失的同時，中國經濟必須挖掘和釋放超大規模市場新優勢潛力。《報告》系統闡述了超大規模市場新優勢的內涵，具體包括：
第一，新一代青壯年人口優勢。中國超大規模人口數量同時從生產端和消費端為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創造了前提，同時，中國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仍將擁有世界上相對規模最大的優質勞動力資源。資料顯示，到2030年，中國20~50歲（即八零後、九零後、零零後）青壯年人口數量將達到6.12億人，其中20-40歲（即九零後和零零後）青年人口數量為3.9億人。
第二，超大規模消費市場優勢。2019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41萬億人民幣，摺合約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5.46萬億美元的零售總額，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未來15年可能翻番至8億。中國總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均顯著低於主要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未來消費率仍存在上升空間。
第三，科技創新與技術產業化應用規模優勢。“十四五”時期，中國超大規模市場賦予的新技術湧現、廣泛應用場景等創新迭代優勢將進一步強化。超大規模市場首先意味著更高的新技術湧現機率。創新成果越多，內部市場分享面越大。超大規模市場也為新技術產業化落地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更豐富的應用場景和更充分的試錯機會；可以容納更多的大企業相互競爭，難以形成壟斷，而且有利於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創新型城市建設和產業配套完善，為高階科技裝置“備胎”提供了充分的開發、試驗空間。
第四，超大規模金融市場優勢。“十四五”時期，超大規模金融市場將會進一步發展壯大，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也將進一步強化。《報告》認為，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已經具備了成為超大規模金融市場的潛力，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中國金融市場的體量已經位居全球前列。二是中國金融市場擁有規模龐大、結構多樣的投資者群體。三是隨著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和人口老齡化時代來臨，居民資產配置和財富管理需求持續增長。四是新冠疫情衝擊加速了海外資金配置中國金融資產的需求，中國金融資產的安全性、穩健性、收益性優勢正在凸顯。
第五，超大規模市場地區收斂優勢。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既是中國經濟金融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蘊含著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和機遇。《報告》強調，“十四五”時期，超大規模市場內部較大的區域差距為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了潛力、機遇、韌性和活力，這是超大規模經濟體的獨特優勢，是其他經濟體所無法比擬的。
《報告》同時強調，超大規模市場並非一個封閉的國內市場，而是一個開放、包容、聯通國際的市場，是世界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超大規模市場促進了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市場深度融合，將助推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六大挑戰
實現潛在優勢轉變為現實效能儘管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新優勢蘊藏著巨大潛力，但要轉化成現實優勢，充分發揮其效能，需要一系列條件，目前還面臨以下障礙和挑戰：
一、人口結構演變和資產價格攀升共同制約了青壯年人口優勢發揮中國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壓力從“十四五”時期開始會日趨加大。一是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持續下降。自2014年以來，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已經處於逐年下降的趨勢，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由2010年的74.5%下降至當前的71%。二是人口撫養比”持續上升。
二、勞動者報酬偏低和結構性供給不足共同制約了超大規模消費市場潛力釋放從需求端看，中國消費率偏低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勞動者報酬份額偏低，絕大部分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能力有限。
三、自主創新能力不足阻礙了科技產業化應用規模優勢發揮。當前，中國科技創新領域面臨較大挑戰，高技術產業領域主要以加工貿易方式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核心部件和高階精密裝置等領域“卡脖子”現象比較普遍，一些關鍵零部件嚴重依賴進口。
四、金融體系結構與超大規模經濟創新及高質量發展要求不相適應。中國金融結構失衡，金融服務新興產業及成長型企業能力不足，銀行業和間接融資佔比過高，股權融資佔比過低。
五、國際國內營商環境制約了超大規模市場效應。近年來，中國營商環境顯著改善，在全球排名大幅度提升，但離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還有不小的差距。
六、金融風險累積增大，對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發揮帶來新的挑戰“十四五”時期是中國過去長期積累的金融風險進一步暴露的時期，同時又是國際環境變化和全球疫情衝擊帶來新的風險應對的關鍵時期。
七方面入手
要真正實現潛在優勢到現實效能的轉變，更好地促進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還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為此，《報告》從七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第一，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高技能人才佔比，加快培育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體系。要持續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深化教育改革，營造鼓勵基礎理論研究的社會環境；堅持“房住不炒”定位，高度重視高房價引發的社會問題及年輕人擇業問題；加快培育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體系，不斷完善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大幅提高“第二支柱”覆蓋面，加快構建養老金“第三支柱”。
第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壯大國內消費市場。要進一步提高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進一步壯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規模；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形成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推進縣域產城融合；要加大供給補短板力度，及時破除制度藩籬，引導勞動、資本等要素資源市場化配置。
第三，構建支援民營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建議制定《民營企業促進法》，側重在所有制中性、競爭中性和民營企業家財產保護與傳承等方面做出規定，將黨中央、國務院一系列政策檔案要求納入法律規範；構建親清政商關係，最佳化地方政府職能，深化“放管服”改革，減少對民企經營發展的直接干預，強化政府監管標準的嚴格、統一、可預期；金融機構要轉變經營理念與方式，建立健全新型銀企關係，改進對民企信貸風險管理，發展民企債券融資支援工具，健全民企的現代企業制度。
第四，提升金融體系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適應性和協調性。以股權化、長期化、多元化、國際化和規範化為核心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結構平衡、富有韌性，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大力發展股權市場，增加風險資本供給，強化金融的創新催化劑功能；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搶抓機遇打造全球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中心。
第五，推進房地產金融改革，促進房地產業長期健康發展。房地產金融改革應當堅持以可持續發展、有效服務實體經濟和民生改善為中心，構建多層次的市場化房地產金融體系，探索創新型的房地產公共金融體制；發展房地產證券化市場，抓緊落實基礎設施公募REITs試點，推動商業物業公募REITs發展；創新房地產金融服務，構建有效、包容、可持續的公共金融體系，推動公共租賃住房市場發展，支援中低收入家庭購房租房需求。
第六，以更高水平金融開放應對日益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推動形成互利共贏局面。練好金融市場化改革內功，持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培育市場基準利率和收益率曲線，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退出外匯市場常態化干預，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積極推進金融機構市場化改革；最佳化金融開放的體制機制，完善開放、統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資體系，構建開放多元、功能健全、富有彈性、競爭力強的外匯市場體系，建立以人民幣金融資產為基礎的國際金融中心；構建與更高水平金融開放相適應的現代金融治理體系，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多層次跨境資本流動宏觀調控體系，構建以負面清單為基礎的微觀合規管理框架，完善關鍵領域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動金融科技賦能。
第七，保持金融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加強宏觀政策協調，提高宏觀調控有效性，注意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同配合，創新和規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健全“雙支柱”政策框架；防範化解中小銀行風險，推動轉變經營理念，補充資本，改進公司治理；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特別是隱性債務風險；防範輸入型風險，統籌協調好人民幣國際化，高度重視國內外資本市場聯動風險；加強金融監管能力建設，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與協調，堅決反對並妥善應對美國的長臂管轄與金融制裁，做好極端情況下的工作預案。
責編:劉安琪 | 稽核:李震 | 總監:萬軍偉
（來源：澎湃新聞）
【來源：大河財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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