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上升，市場關注度提高。2020年5月27日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當日貶值0.42％，幅度較大。盤中一度觸及7.1954的高點，接近2019年9月美國宣稱對中國輸美商品全面加徵關稅和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恐慌時的匯率水平。
政治不確定性帶來的恐慌情緒是當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主要原因。此前，全國人大透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對此美國特朗普政府將採取怎樣的“報復”措施，猜測眾多，嚴重影響外匯市場的預期，導致一部分投資者恐慌性購匯，給離岸和在岸人民幣匯率帶來貶值壓力。因此，當5月29日特朗普發表談話宣佈將取消給予香港的特別待遇政策豁免權利時，“靴子落地”，離岸人民幣匯率快速從7.1672回到7.1337，當日升值0.51％。
推測央行持“鬥而不破”的態度。關於央行對人民幣匯率的態度從來都是眾說紛紜，我反對陰謀論，提倡找證據，讓資料說話。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之下，央行究竟持何態度。我們來看兩個資料，一是，2020年5月27日，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最大的時候，離岸匯率達到7.1954，在岸人民幣匯率達到7.1765，均是2020年以來的讀數高點，但均低於2019年9月3日美國宣稱對中國輸美商品全面加徵關稅和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近年來極值水平。二是，同樣是2020年5月27日，根據彭博對多家報價機構交易員的調查，人民幣中間價市場預測均值為7.1322，實際公佈的中間價設定在7.1277，升值方向。依據以上兩個資料，在現有美元指數等約束條件下，我推測央行目前仍將2019年9月3日離岸7.1962和在岸7.1854的極值視為不破的“紅線”或“底線”。
央行不會犧牲國內貨幣環境來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兩會之前圍繞貨幣政策寬鬆力度和“赤字貨幣化”等問題有很好的討論，這樣的爭議和討論可以視為部門之爭，但如果視為政策建議和探索討論似乎更為合適。兩會之後，“放水養魚”顯然較之“赤字貨幣化”更有智慧也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中國經濟基本面不斷出現企穩回升訊號的情況下，進一步大幅度放鬆貨幣政策的必要性下降，這是近期債券市場調整和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我不認為央行需要透過抬高國內利率水平來穩定人民幣匯率，更為常見的做法是在離岸發央票和需要的時候向外匯市場投放美元流動性。
下一步人民幣匯率怎麼看？我強調短期人民幣匯率貶值背後的主要是恐慌情緒，是希望提醒投資者，正如我們所經歷過的新冠疫情恐慌一樣，情緒總是短期衝擊，最終會迴歸基本面。更進一步來看，對大蕭條的深入研究表明，強貨幣對經濟具有抑制作用，大蕭條期間越早退出金本位的國家其經濟收縮的幅度越小，經濟復甦的速度越快，美國能夠走出大蕭條與1933年羅斯福總統放棄金本位有關係。反觀2013年以來的全球經濟，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和經濟增長兩個最重要的“發動機”，美國和中國，其實際有效匯率分別上升11％和20％。而這一局面的形成，固然有經濟基本面的因素，但與日元和歐元區的“競爭性”貶值也不無關係。我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全球經濟增長有四臺發動機，美國、中國、歐元區和日本，但是在2013年的時候只有一桶汽油，日本和歐元區透過競爭性貶值搶去汽油，但由於動力不足未能帶動全球經濟走出長期停滯狀態。反思大蕭條，問題不在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貶值，而是在於沒有政策協調，沒有共同放棄金本位同步貶值。非常之時當有非常之策，當前，在新冠疫情帶來的巨大經濟衝擊面前，更是需要美國、中國、歐元區和日本聯合起來加強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協調，帶動全球經濟走出長期停滯狀態。鑑此，我對未來兩個季度美元指數的基準預測是下降至95以下，人民幣兌美元回到7左右的水平。
題外話， 我不認為美國政府可以“不允許美元和港幣自由兌換和掛鉤”，香港的聯絡匯率制度是香港的選擇，可以掛鉤美元，也可以掛鉤其他貨幣或籃子貨幣。美國政府似乎某種程度上可以影響的是美聯儲是否繼續與香港金管局建立臨時回購協議安排（ FI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