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天眼APP訊 : 近期，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上闡述了美聯儲對貨幣政策的修改，而這給歐日央行在內的全球其他主要央行同時出了兩道難題：其一，如何針對美聯儲增加對通脹率容忍度帶來的美元進一步走弱進行政策調整；其二，是否效仿美聯儲，將央行政策目標延伸至社會政策領域。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弱美元令歐日央行陷兩難
過去30多年，美聯儲一直採用的是提前加息以阻止通脹上升的策略。而此次，美聯儲對貨幣政策框架進行修改，尋求實現平均2%的通脹率，在通脹持續低於2%的時期，適當的貨幣政策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實現適度高於2%的通脹目標。
這一調整表明，美聯儲將對通貨膨脹採取更寬鬆的立場，即便未來通脹率超過美聯儲2％的目標，美聯儲仍計劃將利率維持在低水平。在市場人士看來，這意味著弱美元將持續更長時間。
渣打中國財富管理首席投資策略師王昕傑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美聯儲新的平均通脹目標政策意味著，它可能會容忍通脹率更高，從而進一步抑制實際收益率。美國實際利率相對下降和日益充足的美元流動性，將繼續支援看跌美元的觀點。
此外，他稱，美國攀升的雙赤字也將加重投資者的憂慮，導致長期海外投資從美元流出，並削減美元儲備配置。美國大選的程序和結果還可能引發不確定性並增加美元的波動性。外匯策略師以薩（MazenIssa）也認為，平均通脹目標強化了美元失去實際收益率優勢的現實，從週期性角度來看，這對美元構成了挑戰，讓市場相信美元長期高估的狀況可能被削弱。
王昕傑還稱，弱美元下，歐元、日元對美元強勢回升，可能會令歐央行和日本央行感到不安。
自從美聯儲宣佈新的通脹政策以來，歐元對美元加速上漲，上週一度衝上1.20的兩年高位，使得歐央行首席經濟學家連恩（Philip Lane）在本週歐央行利率會議前表示，歐元對美元利率對貨幣政策“確實重要”。
“首先，這兩個經濟體都依賴出口，匯率升高大幅降低其競爭力。其二，尤其重要的是，匯率提高變相降低其進口商品價格，使得通脹水平繼續下降。”王昕傑稱，“所以，考慮到美國貨幣政策框架的改變，不排除歐日央行也會推出對等的貨幣政策，以提升本地區的通脹水平，來努力維持一定的匯率水平。”
新加坡華僑銀行大中華地區研究主管謝棟銘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也表示，在美聯儲進一步調整貨幣政策框架，更加看重平均通脹的情況下，大家對美元的進一步下滑存在比較大的共識。如此一來，歐元可能會進一步升值，從而間接對歐央行的政策產生一定影響。
但他同時表示，即使沒有美聯儲的政策調整，在傑克遜霍爾會議上，連恩在鮑威爾之後也發表了講話，列出了歐央行的兩步走，第一步是如何對沖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第二步是在後疫情時代貨幣政策是否需要更加寬鬆。因此，不管美聯儲的政策如何運作，歐央行的政策框架已經設定好了。
“歐央行最主要的目標就是確保中期價格穩定，這可能需要額外的貨幣寬鬆政策。接下來歐央行可能會增加資產回購規模或進一步討論負利率。”謝棟銘稱，“但歐央行會在9月還是年底推出進一步的寬鬆政策，目前還不確定。美聯儲的政策調整可能會迫使歐央行提早推出進一步寬鬆政策。”
歐央行理事會成員德科斯（PabloHernandezdeCos）近日曾表示，歐央行“隨時準備必要時調整所有工具，在歐央行管理委員會上，我們已經明確表示有必要保持高度的貨幣寬鬆以支援復甦，避免金融分裂並維護我們的價格穩定目標”。
日本央行前官員、現任第一生命研究所（Dai-ichi Life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經濟學家的熊野秀夫（Hideo Kumano）也稱：“如果美聯儲將在很遠的未來才推動加息，日央行將不得不擔心日元對美元可能升值，而這需要日本央行採取政策應對，包括加深負利率。”
不過，歐日央行調整政策的空間實際上遭到諸多限制。兩者都連續多年實施負利率政策，已接近超寬鬆政策的極限。歐洲內部和日本國內也都反對採取更多寬鬆政策。
謝棟銘表示，以歐央行為例，進一步推行負利率的確存在副作用，空間也有限，最顯著的就是對銀行業利潤的影響，“最根本的還是要取得一個均衡，既能夠刺激經濟又能鼓勵銀行參與到經濟中，這是很多國家的監管機構都會面臨的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基於此，他認為歐央行下一步還是可能透過資產購買，擴張資產負債表的方式支援經濟，本週四的利率會議也有可能推出新的貨幣措施。
以薩稱，如果歐央行此次在官方宣告中提到歐元最近的反彈，可能會對外匯市場產生重大影響；而如果它被推到問答環節，市場將不以為然。
央行政策目標是否該延伸至社會政策領域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聯儲在表態中調整了對就業最大化問題的看法，以推動勞動力市場實現更廣泛的增長。鮑威爾稱，這一變化反映了美聯儲對強勁勞動力市場的讚賞，尤其是對許多中低收入群體而言。而這給全球其他主要央行提出了另一個難題：央行的政策目標是否該延伸至社會政策領域。
日本央行副行長田部昌澄（Masazumi Wakatabe）稱：“就個人而言，我認為，貨幣政策應該更多地考慮就業和收入問題。”歐央行行長拉加德此前也曾表示，可將氣候變化列為評估其政策的關鍵因素。
但央行官員是非選舉產生的行政官員，涉及氣候變化、不平等等問題可能令其遭到政治上的攻擊，影響央行獨立性。
王昕傑認為，量化寬鬆政策會導致資本泡沫，這也是造成美國及其他發達市場貧富差距更加懸殊的原因。雖然這些問題超出了央行的政策目標，他們也並不需要為此負責，但在未來，央行如何縮小或者維持因為超發貨幣導致的貧富差距更加擴大，也應是一個重要議題。
One River資產管理公司首席投資官彼得斯（Eric Peters）則對全球央行政策與美聯儲政策的趨同提出疑慮。
“過去十年來，全球央行都向美聯儲的政策組合靠攏，降低利率，擴大流動性，刺激全球債務和槓桿率出現歷史性上升。” 彼得斯稱，“進入2020年，全球的政策組合是羅馬時代以來最單一的，就像生活中所有的事物一樣，缺乏多樣性會降低彈性。”
此外，他還稱，美聯儲對全球貨幣政策的主導權產生了複雜又意想不到的結果。例如，減輕了政治家們的治理任務。每一次危機都可以透過貨幣輕鬆解決，將未來的需求提前拉到現在，這使得政治家們可以避免在為今天的支出和為明天的投資之間作出艱難的選擇。
“這會導致未來的繁榮被拉到現在。而在某個時間點，實體經濟將毫無反應，貨幣政策將完全無能為力。一旦接近這個終點，貨幣政策就會逐漸失去效力，政治家們不得不重新開始更加艱難的選擇。”他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