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輩子做事不喜歡重複別人，看到什麼，就想去嘗試。我在電視領域收視率做到了2.8%，處於行業裡最高的高度，現在感覺這事兒沒什麼新意了，又開始做自媒體。我挺高興，現在全國就我這麼一個老頭做這事兒。”
“我小的時候饞肉吃，饞到這樣的地步——死了一個牲畜，人家就把它吃掉，骨頭扔了，我拿斧子把骨頭砸碎，吃骨頭的碎末，就覺得很好了。”“我對奢華的東西看得很淡，年輕的時候受過苦，經常受欺負，家裡沒有後門，每一件事都要靠自己做。我當了這麼多年領導，我都不懂得指揮別人，寫文章打字都是自己動手。”
“中國缺乏科學普及的教育，直接刺激我的事情就是‘霧霾防鐳射’‘海帶纏潛艇’，這麼簡單的道理，居然被人們當做笑話去看。中國人的科學素質在世界上排名在倒數位置。中國的媒體很發達，但科學類節目很少，像美國有discovery頻道，德國也有專門的科學類節目。再看我們國家，電視臺的節目都是些娛樂節目。”
——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人民網記者走進“張召忠工作室”，採訪剛剛從解放軍電視中心錄完節目後趕回來的“局座”。
一、“我並非看不起中學老師，只是那麼高智商，好不容易讀到清華博士的人去中學教課其實就為要一個北京戶口。真不曉得是教育體制的悲哀，還是大小城市差距下那本戶口薄裡透出的諷刺?”
——專欄作者@陳宗鶴先生，5月24日，“人大附中擬選聘教師公示”顯示，16人中碩士7人，博士9人。名單中，清一色的名校博士、碩士畢業生，包括北大、清華、北外、中科院，還有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密歇根大學、紐約大學。
二、“人大附中連續幾年招收到頂級大學的博士從教，這不是什麼罕見的現象，頂級大學的博士淘汰率和二三流的大學一樣高，很多最後找不到工作而退出學術界的博士們會落到社群大學或者高中，比如說《圍城》中的方鴻漸和《絕命毒師》中的老白。這就是勞動力經濟學中著名的過度教育問題。”
——網友@立信彭飛
三、“再一次論證了區域經濟學中所謂極化效應遠遠大於擴散效應，北京資源富集這種情況特為尤甚。儘管當今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仍不足10%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但研究生們寧願選擇一線城市的中學也不願意到二三線城市的大學就業。”
——高等學校教師@羅卜辛辛
四、“去工業化、排斥低端產業的結果是什麼，我想舉個例子說明：西歐除德國外，基本都去工業化了，但高階工業裝置還是有競爭力的，中國企業是他們的重要客戶。這些高階裝置到了中國後，使用中你會發現小問題多多，甚至有低階的常識性的設計錯誤，導致這些裝置發揮不了應有效能，甚至完全不能用。例如在一塊垂直豎起來的板上塗敷液體，竟然不知道因為重力作用可能導致下部的膜厚會比上部大，跟對方講，他還挺傲慢不以為意(內心深處是看不起中國人的)，直到用儀器測量後才不得不亡羊補牢……究其原因，是歐洲已經沒工業了，這些出色的設計師們儘管可能碩士博士畢業，能力不錯，創意無限，但他們從沒做過實際生產，甚至連觀察體驗的機會也沒有，想當然的設計儘管理念可能很創新，但就是會出現小錯不斷的結果。換言之，idea一流，know-how末流。因此，高階工業裝置未來肯定是中國廠商的天下，但如果中國也搞去工業化，那不但產業升級無望，結局可能比歐洲還慘，拉美化乃至非洲化都有可能。”
——網友@繁芯流動
五、“前天和學生吃飯，座上有個臺灣訪問生，出身臺灣某農村。我看著窗外燈紅酒綠，得意地問她臺灣農村和我們大陸比如何，她說不知，但她家附近到處24小時便利店。我當即張口結舌：‘真的?’因為我想起了老家南昌農村臭氣熏天的廁所，白花花的垃圾山……而高能曾告訴我，24小時便利店不會開在很破的地方。”
——作家@梁惠王
六、“徵收擁堵費後人們的選擇是多樣的：1.起的更早，在收費前出門，到單位後跑步鍛鍊身體然後再上班;2.一個人開車，改為幾個同事拼車上下班，均攤通行費用;3.由私家車通勤改為地鐵和公交上下班;4.近距離改為腳踏車或者電動腳踏車;5.單位的距離會成為擇業時的重要因素，有些人會搬到單位附近，有些人會換到家附近的單位。這一切一切的變化，都是一種效率最佳化。”
——媒體人@王志安
七、“我是婚姻制度的反對者，我認為婚姻是一種落後的財產保護機制。全球範圍掀起的平權運動在我看來走偏了，他們追求的不應該是‘同性婚姻合法化’，而應該是‘廢除婚姻制度’。一旦未來LGBT群體的婚姻合法化，他們有很大可能會反過來捍衛婚姻制度，這是最糟的。”
——樂評人@梁歡，LGBT是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縮略字。
八、“嚴格的網路監管，對我們搞科研的人來講，損失是非常大的。其實透過國外的一些網站，我們可以瞭解很多科技先進國家正在做什麼，以及他們把科研成果轉化到了什麼地步。因此，是不是可以給搞科研的人一點特殊的方便?”
——據中國科學報，在兩院院士大會的一次會議上，一位年過古稀的院士發言。
九、“中國人天賦好，又聰明勤奮，但為什麼結果會如此失望，跟美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人差別那麼大呢?答案主要在兩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國父母對子女的養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壞在我們推崇的‘順從聽話’和孝道文化上，這些文化烙印實際是中國人一輩子的包袱，走到哪裡都無法丟掉，到哪裡都吃虧。”
“這麼多年教過的中國學生中，真正因為自己喜歡而研讀經濟學、金融學的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因為父母的壓力和安排。既然他們都不是因為自己真實的興趣而為，出現上面我們談到的，那麼多讀金融博士、經濟學博士的中國學生最後在職場上表現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為奇。趕鴨子也許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許多人在解釋為什麼中國學生在美國不能更成功、中國人不如印度人那麼突出的時候，都喜歡以中國人英語差、印度人英語好作為主要理由。語言當然是中國人的弱項，但實際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語言，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級秩序，這個秩序使我們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被持續不斷地壓抑，任何有個性的表達和質疑都會招致重罰，以至於等我們長大成型時，我們每個人都成了只會做事、不會作聲的人，只有幹苦力的‘硬本事’，沒有‘軟本事’。今天的世界已經高度一體化了，為了讓我們的後代有機會在國際競爭中更能勝出，一方面必須改變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重點放在“做人”的通識與思辨訓練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級秩序的文化制約，不能再把“順從聽話”機器人作為我們的楷模。”
——據愛思想網，陳志武《我為何對中國教育擔憂》
十、“說起來，這幾年青春題材的影視劇火的很，但人設之俗套，劇情之狗血，大有趕抗日、超婆媳的架勢。”
“在今天，我們的青春片、偶像劇在商業化的創作思路之下，膚淺本不是什麼過錯，但‘不要臉’的價值觀讓人煩惱。在《那年青春我們正好》這樣的戲裡，瀰漫著暴力、扭曲和流氓主義，對女性的不尊重，和類似‘老炮兒’的失落和憤世。”
——《那年青春我們正好：這樣的劇早點被“打胎”才好》，作者：半輩子，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