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證人”：從尹貞玉到金學順
戰後日軍“慰安婦”問題受到世人的關注，其實不過是近20年以來的事情。雖然早在1973年，日本人千田夏光的《從軍慰安婦》就已問世，而且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韓國的小說、電影、研究著作中也有零星提及這一問題，但是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戰後韓國社會長期處於軍事獨裁政權之下，社會也沒有開放到可以公然談“性”的階段。就這樣，這一問題幾乎沉默了30年之久。
不過，沉默不一定就意味著遺忘。在這30年裡，有一個人一直對此心懷疑問，無法釋懷。她就是梨花女子大學的尹貞玉教授。尹貞玉出生於殖民地時期。1943年，她就讀於梨花女子專門學校（梨花女子大學前身，以下簡稱“梨花女專”）家庭學系。那年，她十七歲。當時正值朝鮮的未婚女性以“勤勞挺身隊”的名義被日本帝國主義大量動員到軍需工廠、前線的時期。11月的一天，一群日本人來到梨花女專，發給每個學生一張表格，不加任何解釋，就讓她們在上面簽字。學校老師也按照指示慫恿學生照做。幸虧尹貞玉的父母提早得知了內情，第二天立即讓她退學，才使得她逃過此劫。尹貞玉雖然倖免於難，但她心裡卻始終割捨不下被日本人招去的小夥伴們。解放後，她到處打聽那些以“挺身隊”名義被動員去的同學們的下落，令她不解的是，男孩子們很多都回來了，女孩子們卻不知去向。當時，尹貞玉花了一週時間，每天跑到首爾火車站，逢人就問是否知道女子挺身隊隊員的下落。在她的死纏爛打之下，才漸漸追問出女孩子們是被送去當慰安婦、客死他鄉了。所謂的“勤勞挺身隊”，雖然名義上宣稱是“勤勞奉公”、為國勞動，但是當時很多朝鮮少女就是以這一名義被拐騙過去，最後落入充當日軍“慰安婦”的火坑。尹貞玉得知真相後，在後怕之餘，更多的是對那些被日軍蹂躪的女同胞們的愧疚。成為梨花女大的教授後，尹貞玉將這一份愧疚化為責任感，不斷蒐集資料，等待時機為那些不幸的小夥伴們沉冤昭雪。
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民主化程序，韓國的女權運動也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性買賣、性暴力、兩性平權等成為女權運動集中關注的話題。尤其是韓國教會女性聯合會強烈批判自朴正熙政府時期開始推行的“賣春觀光”（性旅遊），並戲稱主要以日本男性遊客為主的“賣春觀光”堪稱現代版的“慰安婦”制度。針對美軍提供性服務的“基地村”、針對日本男性的“賣春觀光”等以男性為中心的國家利益之名而任意操控女性的戰後這一現實，也賦予了“慰安婦”問題以新的時代意義。1987年，尹貞玉教授和韓國教會女性聯合會走到了一起。她們一方面開始尋訪原“慰安婦”的蹤跡，一方面開始聯絡國內各界女性團體，並於1990年11月，發起成立了團結韓國各大女性團體力量的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以下簡稱“挺對協”）。自那以來，“挺對協”一直是韓國最大且最具權威的旨在解決“慰安婦”問題的民間公益性運動團體。在此之外，尹貞玉教授還牽頭成立了專業的研究機構——“挺身隊研究會”（現“韓國挺身隊研究所”），從研究領域支援“挺對協”的活動。
日本政府為了掩人耳目，於戰敗之際下令銷燬了大量關於“慰安婦”的檔案資料。因此，為了跟日方交涉，原“慰安婦”證人的存在就顯得很有必要。雖然尹貞玉教授於80年代就曾到衝神等地尋訪過原“慰安婦”，但是要讓傷痕累累的老人親口說出這一段往事談何容易。就在“挺對協”苦苦等待之際，1991年7月，終於出現了一位名叫“金學順”的老人。她主動找到相關負責人，並說明了自己來訪的意圖：
“我叫金學順（當時67歲）。最近看新聞，發現像我這樣的人（原“慰安婦”）尚且忍辱吞聲，那幫神人共憤的壞蛋們卻在說謊，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我沒有丈夫，也沒有孩子，就我獨自一人，因此也沒有什麼好顧慮的。上帝讓我活到現在，好像為的就是今天，那我就把該說的都說出去吧。”
就這樣，1991年8月14日，金學順老人以親身經歷為證詞，成為第一個站出來揭露日軍強徵“慰安婦”暴行的活證人。上世紀90年代初，韓國社會的女性貞操觀念依舊很強，金學順老人此舉無異於響徹隆冬的春雷。繼她之後，其他的“慰安婦”受害者也受到了鼓舞，開始陸續出來作證。“挺對協”方面旋即於1991年9月開通“挺身隊舉報電話”，鼓勵受害者揭露事實、捍衛正義。同時，“挺對協”極為重視這些活證人的證言，系統地聽取、整理她們的口述資料，前後出版了7卷原“慰安婦”口述資料集。不僅如此，“挺對協”還於1991年1月8日開始組織每週一次在日本大使館門口舉行的“週三集會”，敦促日本政府正視歷史，早日解決“慰安婦”問題。20餘年來風雨無阻的“週三集會”，現已舉行1200餘次，儼然成為韓國“慰安婦”運動的一大象徵性活動。
“慰安婦”受害者老人至今飽受身心折磨，解放後回國無依無靠的人佔了很大一部分。“挺對協”從一開始就十分關注對她們的物質性幫助，並向政府施壓，於1993年6月推動國會制定了相關法律，從醫療、住宅、生活補助等方面給老人們帶去切實性的關懷。韓國的佛教界也出資建立了“分享之家”，為部分原“慰安婦”老人提供生活場所。不過，雖然“挺對協”和政府都鼓勵受害者申報受害事實，但是截至目前，向政府申請登記的受害者只有238名。換言之，數萬名的受害者或早已殞命於慰安所和戰場，或礙於社會壓力而依然被禁閉在沉默與傷痛之中。
“慰安婦”問題的國際化：民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的頡頏
正如二戰時期日軍強徵“慰安婦”的行為是在世界範圍內的國際性犯罪一樣，“慰安婦”問題的解決從一開始也註定是要走國際化路線的。尤其是日本政府屢次否認日本的國家責任，韓國方面向日本提起的“慰安婦”相關訴訟總是被否決或敗訴，因此，韓方很早就有意識地推進這一問題的國際化。“挺對協”成立不久後就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國際勞工組織（ILO）等國際機構控訴日本強徵“慰安婦”的罪行，並與各國的相應組織開展廣泛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在“慰安婦”問題上，“挺對協”與北朝鮮的“從軍‘慰安婦’和太平洋戰爭被害者賠償對策委員會”也進行了積極聯手合作。同時，韓國方面靈活運用北美、歐洲等地的僑胞力量，加深歐美社會對“慰安婦”問題的認識。21世紀初期，歐美多個國家的議會都通過了關於敦促日本政府解決“慰安婦”問題的決議。這可以說是“慰安婦”問題國際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慰問婦”的產生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所致，但是戰後70餘年“慰安婦”問題的懸而未決，牽涉的卻是更多的主體。其中，1951年在美國主導下籤訂的《舊金山和約》可以說很難擺脫干係。韓國因為在二戰時期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戰後並未被列入戰勝國之列，而且因為南北分裂的問題，在《舊金山和約》簽訂時，與中國一樣被排除在簽字國之外。《舊金山和約》沒有解決朝韓兩國和日本之間的求償權和財產問題，而是讓這些國家之間另外再行協商。正因為這樣，才有了1951～1965年長達14年的韓日間的7次協商和1965年最終簽訂的《韓日協定》。並且，目前韓國學界認為該條約的很大一個問題還在於沒有對日本的殖民統治本身進行懲罰，這也是導致韓國“慰安婦”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的關鍵因素之一。美國等列強本身就是殖民活動的老手，這些國家當然不會在意殖民行為本身。
殖民地的經歷，使得以“挺對協”為中心所開展的韓國的“慰安婦”運動帶上了很強的民族主義色彩。中日韓三國都是“慰安婦”制度的受害國，但是各國的情況卻不盡相同。首先，日本的“慰安婦”中很多是妓女，這與貧窮的花季少女被騙去當“慰安婦”的韓國的情況有很大差別。其次，中國當時是佔領地，相比上述的兩種情況，更多的其實是被強姦的女性。在中國以刀槍等武力硬逼女性屈從的“廣義的強制”，和殖民地依託行政權力、透過就業欺詐的形式進行徵集的“狹義的強制”是不同的。此外，三國的“慰安婦”之間的確存在等級劃分，當時“慰安所”的接客收費標準就規定：日本女人最高，朝鮮女人其次，中國女人最低。因此，韓方認為，韓國的“慰安婦”問題是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民族差別、貧困、父權家長制、階級等問題交織的產物。而為了凸顯韓國“慰安婦”的特徵，以及爭取韓國社會內部更多的支援，韓國的“慰安婦”運動界塑造的是“純潔的民族之女”、“被拐走的花季少女”等形象。她們被奪去的青春和貞操，被意化為近代韓國的主權被日本蹂躪的象徵。
但是，韓方所塑造的這一形象，卻遭到了世界其他國家相關組織的質疑和詬病。在國際上，日軍“慰安婦”制度更多的是在戰時性暴力和反人道主義罪行等框架下加以討論，而韓國總是強調殖民地經歷的特殊性，這時常成為引發爭論的導火索。尤其是女權主義者經常批判這是男性本位的民族主義宰制韓國“慰安婦”運動的表現，認為對貞潔少女形象的過於強調，到頭來只不過是在為父權家長制背書而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女性學專家山下英愛因為不滿“挺對協”的民族主義傾向，而毅然斷絕了和“挺對協”的合作。不過，面對外界的批判，“挺對協”自身也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挺對協”認為韓國的“慰安婦”運動堅持強調殖民地的特殊經歷是尊重歷史事實的表現，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民族主義的泛濫；同時，外界所批判的“民族主義”策略是出於爭取韓國大眾支援的現實性需要。反思之餘，“挺對協”採取的策略就是在國際上儘量淡化所謂的民族主義色彩，更多的在維護女權、人權、世界和平的旗幟下積極開展國際合作。
路在何方：2015年韓日“慰安婦”問題協議之後
行文至此，讀者不禁要問：在“挺對協”這一民間團體之外，韓國政府都做了些什麼？韓國政府雖然響應民間的呼籲，立法保護“慰安婦”受害者，為她們的生活提供保障，但是卻經常在“慰安婦”問題上表現出對日外交的軟弱和無力。韓國政府的這一表現和1965年簽訂的《韓日協定》有很大關係。50年代中期，美國的對韓援助減少，韓國政府為了發展經濟而強調對日合作。1965年《韓日協定》的簽訂，可以說是韓國政府以犧牲個人對日賠償請求的權利而換來了日本大量的援助資金。這給日本留下了口實，使得日本總是可以輕易地以此將“慰安婦”問題的責任轉嫁給韓國政府。2011年8月，韓國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的不作為，被韓國憲法裁判所判定為“違憲”。這一判決，給韓國政府施加了一定壓力。加上樸瑾惠作為女總統，必然要在這一與女性直接相關的議題上有更多的動作。此外，為了從因父親朴正熙是親日派而給她造成的陰影中擺脫出來，朴槿惠也需要在推動“慰安婦”等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上為自己贏取更多的支援率。韓日兩國於2014年4月起為推動“慰安婦”問題召開局長級會談。並最終於2015年12月28日達成了關於“慰安婦”問題的外交長官協議（以下簡稱“12.28協議”）。該協議規定：日方出資10億日元，由韓方成立財團，開展對“慰安婦”的補償和治療；而韓國政府則答應拆除於2011年12月在日本大使館門前建立的少女銅像，同時兩國約定今後不再於聯合國等國際性場合就“慰安婦”問題進行爭執。
訊息一出，韓國輿論一片譁然。有人痛罵這是喪權辱國的“乙巳條約”的翻版，有人則認為這只不過是1995年日本所炮製的國民基金的死灰復燃。日本政府的道歉依然只限於道義層面，絕口不提政府的法律責任，而日方出資的10億日元也像當年的國民基金一樣性質不明，在“賠償”和“補償”之間玩弄文字遊戲。更令人氣憤的是，政府的決策過程完全排除了受害者當事人和25年來一直處於韓國“慰安婦”運動核心地位的“挺對協”的參與。甚至有很多人感慨，“12.28協議”讓20多年來韓國“慰安婦”運動所積累的成果一夜之間化為了泡影。不過，這更多的是氣話。回過頭來看，別的姑且不說，20餘年來“慰安婦”運動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促進了韓國社會本身的成熟。20多年前，韓國人以“慰安婦”為民族的恥辱而緘口不言；20多年後，越來越多的人卻能夠以包容的心態去擁抱這些傷痕累累的老人們。
我們相信，“12.28協議”絕非韓國“慰安婦”運動的終點，而是預示著下一個更為波瀾壯闊的階段的到來。它要衝破虛偽、謊言、權力交易的牢籠，還世人以真相，賜傷者以治癒，饋後人以和平
韓國《中央日報》11日報道，正在韓國訪問的德國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oder）今天將會見“慰安婦”受害者。施羅德方面表示，計劃11日訪問位於京畿道廣州市的慰安婦援助設施“分享之家”，並會見4名慰安婦受害者。施羅德將會捐贈安妮·弗蘭克的頭像相框以及10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5.75萬元)的捐款。
在7月23日韓國慰安婦受害者金某當天因病去世，享年91歲。而在8月底，3天內有兩個韓國慰安婦受害者接連離世。韓國慰安婦受害人援助團體——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簡稱“挺對協”)8月28日訊息，慰安婦受害人河床淑當天上午9時10分許因敗血症離世，享年89歲。在隔了一天後，韓國慰安婦受害人援助團體—與慰安婦奶奶在一起市民團體8月30日表示，慰安婦受害者李某當天離世，享年94歲。韓國政府登記備案的238名受害慰安婦中，在世者減少至35人。
隨著時間不斷流逝，韓國慰安婦受害者接連離世，而她們到離開的時候都沒有等到日本的一聲道歉。施羅德在接受《中央日報》記者訪談時就訪問“分享之家”表示，如果可以向日本傳達何種資訊，我始終不認為這是錯誤的。我關心客觀事實以及歷史上受到傷害的人們的命運。施羅德這是在向日本喊話，希望日本正視歷史承擔責任。施羅德強調稱，“就算現在的日本人沒有參與過去的犯罪行為，但對於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應該讓他們的子孫感到抱歉，有必要承擔責任。對於德國過去所犯下的錯誤行為，要讓子孫後代銘記並加以學習，避免重蹈覆轍”。
德國和日本一樣在二戰期間犯下了很多錯誤，作為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向日本喊話希望日本真誠的面對歷史承擔責任，令人讚賞。同為二戰軸心國，在面對歷史承擔責任這方面，相對來說德國堪稱是日本的榜樣。德國前總理的這番話不僅可以用在希望日本正確對待韓國慰安婦的問題上，還可以用在“南京大屠殺”上。這些年來，尤其是安倍上臺以來，日本右翼不斷壯大，對南京大屠殺等事件都不願意承認。
日本“兒童與教科書全國網路21世紀”事務局長俵義文在“第十六屆歷史認識與東亞和平論壇”表示，日本存在歷史修正主義動向，這種認識還在深化。日本右翼不光否認日本侵略戰爭，而且反覆否定日軍“慰安婦”及南京大屠殺等事實的存在。日本歷史學者笠原十九司在“南京大屠殺與日本戰爭犯罪”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表示，在日本教科書中，“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正在快速“消失”。
笠原十九司稱，1997年之前，日本7家出版社出版的歷史教材，均寫入有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相對詳細的內容。在1997年後不斷減少，這段歷史在教科書中一減再減，有的書上只剩下一句話：“南京事件(即日軍南京大屠殺)當中，也出現了一些市民的死傷。”安倍政府的內閣官員不少都是持否定大屠殺歷史的態度，在國會上也能看到不少否認這段歷史的討論。
雖然德國前總理希望日本正視歷史承擔責任，日本國內也有不少專家學者要求安倍政府承擔歷史責任，希望民眾認識到安倍政府所作所為對日本帶來的傷害，但是日本政府未必會理會這些聲音。或許日本不僅不會對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二戰事實承擔責任，還會加大軍事發展力度否定歷史，解除國內和平憲法限制，從專屬防衛轉為尋求遠端打擊能力，為擁有“攻擊別國基地能力”而努力。
日本自民黨總裁外交特別助理河井克行本月5日在印度新德里發表演講，他表示“已到應認真討論讓自衛隊擁有中程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的時候了。”日前日本自民黨前幹事長、前防衛相石破茂在本月6日的朝日電視臺節目中表示，應就是否應在日本國內部署美軍核武器展開討論。日本《讀賣新聞》9月9日發表文章，美國保守派報紙《華盛頓時報》6日在一篇報道特朗普政府新方針的稿件中強調說，“美國也有可能向長年奉行和平主義的國家日本提供進攻性武器”。
日本的野心和美國的縱容使得安倍政府右翼橫行，不斷朝著和平憲法的反方向前進，想要讓一個和右翼走得很近的政府承認錯誤面對歷史承擔責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今應該警惕日本不斷加快發展軍事發展的步伐，尤其注意日本國內關於發展核武的聲音。明年防衛費的預算中，日本將遠端導彈研發的內容加入到“島嶼防衛”專案中。（企鵝號：左評右論）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獅牌龍井”：聰明的德國人
網友“編我你親爹”：環球。。。
(2017-09-12)
在二戰時期，日本啟用了慰安婦的殘忍制度，到現在也被稱為歷史上的黑點。當時對女性的迫害是及其大的，現在還沒有去世的慰安婦最年輕的也得80多了，但是現在一聽到這個詞還是很害怕。除了這些慰安婦在當時還有一些受傷的男性。這是因為當時美國軍人在日本的時候，啟用了“慰安夫”的政策。
“慰安夫”和當時的慰安婦的作用是一樣的，當時有不少美國女兵駐守在日本，男兵能夠得到服務，而女兵卻天天精神萎靡。當時領導人員，看到這種現象決定要平衡這種狀態。所以決定招募男性，找了一些家庭條件不好的男人，給他們說是來服務軍人，並且能夠賺不少錢。
這樣的條件吸引了不少人來參加這項計劃，但是這些人來了之後還參加了及其嚴格的體檢，不合格的只能退出了。剩下的這些人做夢也沒有想到是這樣的工作。每天白天讓他們休息，晚上要工作一晚，前期還好，時間長了確實也力不從心。
為了提高這些人的身體素質，還會對他們進行體力鍛鍊並且加上食補。其實真正的噩夢還不是對女兵，有很多心理不正常的男兵也會去找他們，這使得他們見到美國男兵更是雙腿發抖。直到後來，這些人身體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基本上都是沒有子女。所以他們的晚年比慰安婦還要慘的多。
近日熱播的電影《二十二》就是講述的中國慰安婦的現狀，透過導演的介紹他拍這部電影想表達的就是現在那些受過迫害的慰安婦，現在已經走出了陰影，也過著自己的生活，雖然現在還或者的確實不多了，但是如果別人不去打擾他們，她們也過得很幸福。
所以也希望日本的慰安婦和慰安夫也能夠正視歷史，到現在活下來的肯定也不多了，希望他們也能夠擺脫心理的陰影，也希望日本政府能夠正視這段歷史，對當時受到迫害人的能有個慰藉！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佚名”：日雜，上，報效你家主子的時候到了
(2017-09-05)
據韓國媒體報道，近日，韓國順天大學一名教授被曝曾在課堂上發表關於慰安婦的不當言論，這些出格言論被曝光之後，立即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在曝光的錄音中，這名教授竟然大言不慚地表示，慰安婦事實上是自願的，因為她們是“相當瞭解之後，才去的”。
這名教授甚至還說道：“那些被帶去的女人都是因為風騷跟著去的，那些被帶去的人都是傻子。”這些言論無不引起網友的憤慨，這個教授的道德底線到底在哪裡?結論是，他毫無道德底線，因為他又發表了這樣一番言論：20多歲的女人都是足球，放一個球會有二十幾個人過來；30多歲的是排球，會有六個人；40多歲的是躲球，球來的話會躲開。
目前，該教授已經為自己的言論道歉，校方也對他進行了停課措施。該名教授表示，自己聽到這樣的錄音以後也非常震驚，他不能原諒他自己。作為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原諒。這個教授，這簡直就是對歷史的侮辱。
在戰爭時期，日本喪心病狂把婦女擄掠去軍中做慰安婦，不僅身體受到百般摧殘，心裡的傷害也是一輩子無法彌補的。而現在，竟然有人質疑慰安婦的歷史，竟然公開討論慰安婦是自願還是被迫這樣的問題。這些人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有什麼分別，就應該被社會唾棄。
在朴槿惠時期，當時的韓國政府試圖和日本進行一樁交易，試圖讓韓國永遠不要再提起慰安婦的問題。要知道，日本從來沒有在慰安婦問題上道歉，也沒來沒有反思過慰安婦問題，朴槿惠政府註定不得民心。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不應該忘記那段屈辱的歷史，這樣的民族才有未來！
(2017-09-18)
▲ 日軍侵華期間設立的慰安所
韓國日軍隨軍性奴隸姜德京的畫作《處罰責任者》
曾經走上侵略戰爭道路的國家不止日本一個。但在世界近代史上，只有日本軍隊押解著數十萬女性漂洋過海、翻山越嶺，逼迫她們為士兵提供性服務，以鼓勵士兵在侵略戰爭中去血腥廝殺。
這種軍隊性奴隸制度（日本沿用本國舊稱，把軍隊性奴隸曖昧地稱作“慰安婦”），與戰時偶發的強姦案完全不同。在軍隊性奴隸制度下，受侵略國的絕大多數受害婦女是被強逼或欺騙入軍，失去人身自由，充當性奴隸的，她們隨時可能失去生命。當今世界，也只有日本這一個國家，在主流政治層面，公然為軍隊性奴隸制度張目。
傳統“性政治”觀念
日本推行軍隊性奴隸制度，與其社會構造和對“性”的觀念有關。
古代日本奉行一種“性政治”觀念，他們並不把“性”僅僅看作一種私人領域的行為，而是從國家的角度把它當成一種公共資源。這從幕府時期以消解敵對力量為目的、以“閹割大名睪丸”的藝妓培養為突出標誌的公娼制的建立和推行，到近代國家倡導的對資本原始積累起到巨大作用的海外遊娼大潮的掀起，直至侵略戰爭時期為本國軍隊配置“慰安婦”的軍隊性奴隸制度，都可以看出這條因侮辱女性而侮辱人類的可恥觀念的明線。
“慰安婦”作為專有名詞，至少在13世紀中期就已經出現，據小野武雄《吉原和島原》一書的記載，足利將軍二代時，為了激發官兵的鬥志，就為受命討伐菊池光武的軍隊（1359年），每船配備10至20人的“傾城”（妓女），作為“夜晚的慰安婦”。
到19世紀中葉，那些反幕的勤王志士與遊女的特殊關係，已經成了流傳後世的浮世經典，例如京都祗園的藝妓君尾捨命救井上馨和木戶孝允，以後成了井上的妻子，木戶孝允的妻子幾松也是追隨他反幕生涯的藝妓，西鄉隆盛的女友則是名為“阿虎”的藝妓。至於伊藤博文，更是公然宣稱“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他的妻子伊藤梅子本來也是出生於馬關的藝妓。維新成功，明治政府遷都東京後，這批政府要員喜歡到東京的新橋遊廓（妓院）尋歡，伊藤寵愛其中的藝妓阿倉，為了掩人耳目，便讓阿倉到橫濱開設茶屋富貴樓，於是這裡成了伊藤的別宅。
二戰時性質改變
日本近代的海外妓女業發展得如此之快，與大量軍隊長期駐紮海外是有關係的。有軍隊駐紮之處，就必定有賣春業者建“料亭”（即飯店，有女性服務）為軍官服務。“料亭”的作用，就是為軍官召開諸如作戰謀略、與商社秘密接洽會議時提供類似“待合政治”的場所。
還有就是賺軍隊的錢，秉承遊廓一貫的與政府緊密結合的傳統，日本軍隊打到哪裡，遊女屋就服務到哪裡，與日本的侵略擴張相伴始終。1908年，日本海外妓女有30791人，這僅僅是政府認可的從業人數，可見這支隊伍是多麼龐大，無怪乎被研究者稱為“娘子軍”。學者谷川健一認為，日本的賣春婦作為“娘子軍”，起到了“皇軍先遣隊”的作用。
日本侵佔並經營中國東北時，關東軍、“開拓團”、南滿鐵路像吸血蝙蝠一樣吸吮著中國東北的肥田沃野，在大連、旅順、奉天等地也聚集著大量的日本妓女和遊廓街。
1907年第一任朝鮮統監伊藤博文為實現徹底駕馭朝鮮的目的，推行鴉片、娼妓的發展政策，到處興建“紅燈區”。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後，這一政策實施得更快。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本便利用戰時體制，一鼓作氣地推行“朝鮮民族衰亡策”，迫使朝鮮青壯年充當炮灰或苦力，並強徵朝鮮未婚女子到日軍中從事“特殊任務”，即充當軍隊性奴隸（即所謂“慰安婦”）。
“慰安婦”是近代日本武士政治的產物，在二戰中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擴張迅速發展為軍隊性奴隸制度。
制度化五大動機
日本政府和軍隊實施軍隊性奴隸制度的動機主要有五個方面。
第一，為了減少違反軍紀的個人強姦行為。
1938年6月，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岡部直三郎承認，在駐華日軍中發生了大量的掠奪、強姦和放火等行為。日軍髙層認為，為了減少違紀事件，只有推行軍隊性奴隸制度（所謂“慰安婦”制度），以恢復佔領地的秩序，也就是犧牲佔領地的女性來維護日軍的紀律，讓慰安所起到防止日軍違反軍紀的所謂“安全閥”的作用。
當日軍第116師團即將進入湖南寶慶時，後方主任將憲兵隊長山田定招去說：“司令部最擔心發生強姦的事件，憲兵隊長，為預防這種事故，能不能去募集些‘慰安婦’來？”於是搶來一批中國婦女，設立了慰安所。1938年底，日軍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說：“現在的兵團，幾乎都有‘慰安婦’團隨行，似乎成為兵站的一個分隊。”這實際上是以整體的、有組織的國家犯罪來替代軍人的個人犯罪。
第二，向官兵提供性服務以穩定軍隊、安定軍心，並使官兵士氣高揚，增強戰力。
首先，以軍隊性奴隸（“慰安婦”）來疏導官兵之間的緊張關係。日本軍隊因其法西斯性質，內部實行一種絕對的家長制度。新兵時常遭到老兵的毆打，長官更是以欺壓士兵為能事。
這種官兵關係使士兵感情壓抑，對軍隊生活產生厭惡、仇恨心理，這種人性壓制的無序發洩便是強姦案的大量發生，以及反抗長官事件的增加等。於是日軍上層企圖透過推行軍隊性奴隸制度，把軍隊性奴隸作為士兵發洩的物件，起到一種“鎮靜劑”的作用。1939年6月，日軍獨立炮兵第3聯隊的《陣中日記》寫道：“現在，“慰安婦”增加了，精神上感到很是安慰。”
其次，日軍把軍隊性奴隸作為獎勵官兵的手段，刺激部隊的戰鬥力提升。
由於日軍陷於中國戰場的泥潭之中，沒有任何休假，也不知何時是歸期，導致官兵情緒低下。而且，日軍的生活設施也較為簡單，毫無樂趣和享受可言。長期的禁慾生活使日本軍人積蓄了太多的效能量，因此，軍方需要透過提供女性來刺激士兵計程車氣，使其為軍國主義賣命。
日軍前線軍官曾反覆指出，為了鼓舞士氣，必須要解決性問題。1940年陸軍省醫務局長三木良英在視察關東軍後寫道：“第一線的生活，一般都不佳，當考慮精神慰安、給養問題。據部隊長所說，原因不明的逃亡、犯罪，接連發生，精神低落。”接著說：“土肥原師團長要求派遣慰安團。據說，國境守備隊3年間完全沒有外出，應該督促愛兵恤士。”從中可以知曉當年日本軍界大規模設定慰安所的動機。當戰鬥白熱化時，軍官會驅趕軍隊性奴隸到戰壕中 “慰安”士兵，以此激勵窮途末路計程車兵的戰鬥熱情。因此，日軍的後方司令部常常把日本“慰安婦”稱作“大和女子SEX特攻隊”。
另外，軍方希望用軍隊性奴隸（“慰安婦”）來撫慰戰敗或對戰爭恐懼計程車兵。士兵在戰場上不知何時就會突然死去，他們普遍帶有強烈的恐懼心理，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他們在戰揚上會幹出種種暴行。日軍高層認為，讓士兵與女人親近，有利於擺脫或緩解這種恐懼心理。
第三，預防性病的流傳。
即使在日軍內部，性病也是不光彩的疾病，軍方規定戰傷為一等症，內科疾病為二等症，性病是最低的三等症，而且，患了性病就很難被提升重用。
1917年日軍出兵西伯利亞的戰爭中，性病患者的人數竟比戰死的人數還多，究其原因就是強姦當地婦女所致。日軍既然不能制止士兵的違紀行為，就只能透過慰安所滿足其性要求，並對軍隊性奴隸實行嚴格的體檢。—般須每週檢查，最低限度是一個月檢査一次。不合格者絕對禁止接待士兵。同時，日軍還透過使用安全套、“星秘膏”等手段來預防性病。
第四，治安與防諜。
日軍高層擔心，如果日軍士兵為解決性問題而直接到佔領地民間的妓院去，與佔領地民眾接觸，尤其是與當地娼妓接觸，容易暴露日軍兵力、作戰動向，妓女有可能將日軍情報轉送給中國軍隊。因此，為了阻止日軍官兵的自由活動，設立軍隊控制的慰安所，強迫婦女“從軍”來為軍隊服務。
—個日軍老兵曾道出心裡話：“日本慰安婦可以放心，朝鮮慰安婦也可以放心，她們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不會向敵方洩露情報。之所以不徵集中國女性作慰安婦，就是為了防諜。”實際上，由於日本、朝鮮性奴隸的數量仍滿足不了日軍的需要，於是，就大量強徵中國女子為軍隊性奴隸，並控制其人身自由。
第五，在中國婦女身上的發洩，對日軍士兵具有特別意義。
戰爭初期，日軍士兵對中國婦女的強姦案迭出，但據說他們不太願意在慰安所內接觸中國婦女。不過當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則出現了明顯變化，日軍大規模強徵中國婦女充當軍隊性奴隸，據說這樣能夠撫慰那些因長期戰爭遭受挫折而產生沮喪情緒的日軍官兵。他們在戰場上被中國軍隊打敗的心理，在中國婦女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
日軍情報部一名軍官在給陸軍本部的檔案中指出：惟有中國“慰安婦”能對日軍士兵產生這種心理作用，當武士道不能支撐崩潰計程車兵時，中國“慰安婦”的肉體卻能對恢復士兵必勝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國女人身上得到滿足，必將在中國領土上得到滿足。
他建議軍方必須更多徵用中國女人做“慰安婦”，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安慰日本軍人，樹立他們必勝的信心。因此日本軍方首腦反覆強調，“軍隊中的‘慰安婦’，對於鼓舞將士計程車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
為何不敢亮“家醜”
《產經新聞》曾發表國民來信，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有難以見人的陰暗面，就像人體有私處一樣，所以，家醜不可外揚，像“慰安婦”之類的事，只能悄悄說，不能到處張揚，或者在學校裡告訴孩子。再說，軍隊和性的管理，本來就是令許多國家頭痛的事。當時，日本國民對自己國家的軍隊到底在海外做了什麼，對於作為日軍性奴隸的“慰安婦”與“妓女”的差別，本來並不十分了解。這也是為什麼右翼勢力堅決反對在教科書中寫進戰爭暴行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還有一種認同度比較高的觀點，那就是大家應該把過去全忘掉。一個沒有經歷過戰爭的35歲日本人給報社來信說，“儘管‘慰安婦’問題是一件與我們這一代人不相干的往事，但是這確實是一個使我們的國家遭受指責的問題……來自於過去的‘慰安婦’問題似乎由韓國粗暴地強加在我們身上，他們要求在國家層次上給他們提供補償，在我們竭盡全力推動現代化和發展未來社會的時候，‘慰安婦’問題給我們傳來了一種受‘精神侵略’的感覺。沒有必要再把年輕的一代人拖回到過去的那種關係中。”
這是一種顯而易見的鴕鳥姿態。這部分比較年輕的日本人不知道如何才能卸下先輩給他們帶來的沉重的歷史負擔。他們是這個國家的繼承者，但是，一些繼承者只想繼承財產，不想繼承債務。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一切債務煙消雲散了，希望能夠在陽光下沒有影子地跳舞。
更有甚者，他們反而認為這些債務是強加給他們的所謂的“精神侵略”，儘管他們知道日本軍方對戰爭負有責任，但是仍認為軍隊在戰爭中的魔鬼形象是周邊國家塑造出來的，這種形象將在精神上威脅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使他們喪失民族自信心，“當一個國家沒有驕傲的時候，會有未來嗎？”這是他們非常擔心的一個問題。這一心理，後來成為右翼攻擊左翼的道歉為“自虐史觀”的依據。
然而，也有正直的日本公民批評不認罪的態度。一名學生說：真正的“精神侵略”是日本沒有糾正其過去犯下的錯誤。前日本律師協會會長土屋公獻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政府只有承擔了法律責任，才能取信於亞洲及全世界人民。否則，日本將不能恢復名譽，不能與世界人民和平共處，日本人也不能以自己是日本人而感到驕傲。對過去進行清算，大家一起發展經濟，我認為這是一條最現實的道路。希望讓更多的日本人知道中國的感受。”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蘇智良 ）
(2017-09-20)
早在1932年，日本法西斯為了穩定所謂的軍心，開始為士兵提供慰安婦服務。1938年，日本法西斯擴大對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入侵，在三軍中推廣慰安婦的使用，由於慰安婦數量不足，日本法西斯開始透過哄騙和綁架等方式四處尋找慰安婦人選。據估計，二戰期間，朝鮮半島大約有8萬到20萬的女性被日本法西斯抓去當慰安婦。
在朝鮮眾多的慰安婦中，有一個女孩叫樸英沈，她是倖存者之一，但卻因為那段難以啟齒的“慰安婦”烙印，終身自梳。
1938年，樸英沈才17歲，和很多女孩子一樣，對未來充滿著美好憧憬，在一個有錢人家當僕人。突然有一天，一名日本警察找上門來，跟她說，給她找了一個好工作。她信以為真，就跟著那名警察坐上火車來到了中國南京。當時，日軍已經攻佔了這座城市。她終於明白，自己被騙了，但為時已晚。林英沈被帶到日軍陣營裡，每天被禽獸不如的日軍蹂躪，從此過著暗無天日的煉獄生活。
那時，日本已經在南京建設了大量的慰安所，為入侵作戰計程車兵提供服務。其中，在日軍一個哨所附近大約500米處，有一個“Geumsuro慰安所”。一天，樸英沈被帶到這裡，她感到極度恐慌，因為自己很快就要遭到不幸。過了一會兒，一名日本軍官走進來，一副十分淫蕩的模樣，一把將林英沈按在床上，她害怕極了，拼命反抗，但遭到日本鬼子的一頓暴打，喪心病狂的日本鬼子抽刀架在她脖子上，威脅說，再反抗，就砍斷她的脖子。無奈之下，樸英沈只要任由鬼子發洩獸性。
此後，在法西斯的淫威下，這個17歲的女孩子每天要為大約30名日本軍提供服務。因為年齡太小，樸英沈根本無法承受得助這幫畜生的獸行，實在是太累了，她想要反抗，但她每次反抗，都會招來一頓兇狠的毒打。直到今天，她身上被日本鬼子用刀砍留下的傷疤仍清晰可見。
這樣的生活讓樸英沈感到痛苦不堪，她身上受到的傷害是如此之多，她聽說吸食鴉片能解除痛苦，便偷偷求人弄來了鴉片，但一番騰雲駕霧之後，痛苦依舊。這使她痛不欲生，好幾次試圖自殺了結自己，但均沒有成功，日本鬼子不讓她死。
在慰安所中，一些女性不願意與日本鬼子合作而慘遭殺害。然而，大家誰也沒有想到，日本鬼子採取了極為殘忍的手段。
一次，幾名日本鬼子來到樸英沈所在的慰安所裡，陰險地說：“大家最近沒什麼吃的，都餓壞了吧，皇軍特意為大家準備了‘牛肉湯’，給大家補充一下營養。”姑娘們信以為真，紛紛用碗喝湯吃肉。等大家把湯喝完把肉吃完之後，幾個日本鬼子突然哈哈大笑地說：“那根本不是牛肉湯，是一名韓國慰安婦的肉做的！”這時，大家才明白。原來，日本鬼子把一名韓國慰安婦殺死了，然後把她的肉割下放在一口大鍋裡烹煮。日本鬼子實在是毫無人性可言，畜生不如。
日本宣佈投降後，樸英沈在中國人的幫助下終於回到了韓國。然而，由於多年慘遭不幸，她仍生活在極度痛苦之中，無法享受勝利帶來的幸福，無法過上正常人的日子，她已經徹底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利。
在中國，與樸英沈有著共同遭遇的有林石姑，林愛蘭等等。她們在二戰期間也遭受到了日本鬼子的殘忍折磨，以至於晚年渾身是病，痛苦不堪。時至今日，日本唯獨不肯正面回應中國慰安婦的問題，甚至連一句道歉都沒有，這顯然是對中國人民、對那些受害女性的不尊重。面對這樣的現實，中華兒女應當銘記這段屈辱的歷史，不忘國恥，團結一致，振興中華。
(2017-09-16)
也許有很多人還不知道，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我國，有這樣一群女性，曾遭受了日軍非人的待遇，她們甚至連做人的權力
都沒有，而是被日軍列為了“軍用品”。由於長年累月被日軍蹂躪和折磨，往往她們的壽命不會很長，同時還要忍受疾病
和飢餓的威脅，即使僥倖活下來，餘生也一直生活在痛苦中，這群可憐的女人就是慰安婦。
一般給慰安婦是這樣定義的，在戰爭期間日軍以誘騙和強迫徵集而來的隨軍妓女和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女性。太平洋戰爭
爆發後，日軍對東南亞地區發動全面進攻，在戰爭的同時，日軍對包括緬甸在內的東南亞女性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
，不計其數的女性淪為日軍的“性奴隸”。
1942年，日軍在佔領仰光後不久，便在其控制區域內，修建了大量慰安所。期間，不少緬甸女性淪為慰安婦，不斷遭受到
日軍士兵們的性暴力，那段慘遭蹂躪的記憶，像魔鬼一般一直纏著這些女人。“我們的悲哀，決不會永遠變成化石的。”
這是一名倖存至今的慰安婦說過的一句話。
早前，一個名叫“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的展館，在東京公開展出了緬甸慰安婦們的遭遇，再次證實了當年日軍對緬甸
女性實施暴行的事實。展出的內容包括日軍在緬甸戰爭時期，強迫女性成為慰安婦的資料以及她們被分配在各個慰安所的
相關資料。
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於2005年成立，是日本唯一一個收藏展出戰爭時期，女性們遭受日軍士兵性暴力資料的展館。展館
中還展出有戰爭時期，遭受日軍士兵們性暴力侵犯的韓國、東帝汶、菲律賓、印尼等國女性們的資料。這些資料，都是當
年日軍對亞洲女性犯下滔天罪行的鐵證。
據悉，日軍在戰爭時期，在緬甸的60多個地區開設了慰安所，其中的部分慰安所需跟隨日軍部隊隨時轉移，因此具體有多
少緬甸女性淪為慰安婦，開設了多少家慰安所還沒有明確統計資料。
二戰日軍侵略期間的累累罪行早已人盡皆知，他們用慘不忍睹的行徑在歷史上留下了一道道灼熱的傷痕，各國倖存下來的
慰安婦們，紛紛站出來控訴日軍部隊的罪行，但日本方面卻一直選擇逃避那段罪惡的歷史。迫於國際壓力，2015年，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就慰安婦問題向韓國“深刻”道歉，但卻對中國、緬甸等國家的慰安婦問題隻字未提，這一行徑徹底激怒了
中國、緬甸等國。
2016年5月31日，來自中國、韓國、菲律賓、東帝汶、荷蘭、英國、澳大利亞、美國等11個國家和地區的民間組織，發起慰
安婦資料申請“世界記憶名錄”遺產登記，這一申請已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確認，2017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
對這一申報進行審批。
(2017-09-05)
隨著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侵略鐵蹄遍及亞洲和太平洋各島嶼。在入侵他國的同時，伴隨著的就是無休止的慰安婦制度，似乎日軍離開了女人就不會打仗了一樣。起初的慰安婦主要來源於日本國內的妓女和自願為國獻身的婦女，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和日軍兵力劇增，僅靠日本一地輸出慰安婦肯定是不夠的 ，於是日軍高層將慰安婦的來源重心轉向了佔領地。
在日軍侵略的最前沿，也就是分佈在日戰區邊緣的據點和炮樓。由於條件有限，一般慰安婦難以安排到，所以駐守在這裡的日軍小隊往往自發的三五一群出去，一邊搶劫物資，一邊蒐羅“花姑娘”。很多時候，日軍士兵還將年輕女子直接帶回炮樓裡，供他們連續發洩。
1939年日軍入侵海南島，到了1940年時，海南島重要城市港口基本被日軍佔領。位於崖縣的日軍打朗據點，一夥日軍按例出去巡邏，在路邊看到了正在田中收割稻子的林亞金與譚亞鸞、譚亞優、李亞龍4位女子。於是，她們一起被日軍強行抓捕，押回了打朗據點，從此就淪為了據點裡這夥日軍的慰安婦。
起初這些姑娘們堅決不同意，拼死反抗，結果換來的就是一頓毒打，甚至用刺刀威脅，無奈之下這群姑娘被迫就範。在今後的日子裡，這些可憐的女子稍微臉上流露出不願意，日軍還會使出更變態的方法虐待她們。比如一次一個日本兵抽著香菸進來，摁住了林亞金後，竟然直接將菸頭衝著她的臉狠狠的燙過去，痛得林亞金滿地打滾，當天就腫了半個臉，後來臉上就留下了一個疤痕。
在日軍據點裡，慰安婦們完全失去了人生自由，不少受害者都有遭受日軍士兵香菸燙傷、打傷、刺傷或者扭傷、骨折的經歷，而對於慰安婦們的傷害，日軍往往讓她們自生自滅，不加以救治。
像林亞金這樣的受害者還有很多，她們同樣被日軍士兵折磨的死去活來，往往這群可憐的女人壽命並不長，大多會被日軍蹂躪致死。比如同樣在海南的石碌慰安所裡，一名女大學生不甘凌辱，被日軍吊打至死。該慰安所的其他兩名慰安婦被折磨得筋疲力盡後，不能再繼續接客，於是便被一群日軍士兵脫掉衣物吊在大樹上活活毒打致死。像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直到1945年日軍戰敗投降後，僥倖能夠活下來的慰安婦也寥寥無幾。
(2017-09-08)
9月3日，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在香港繁華商業區銅鑼灣崇光百貨前的路上，放置了2座慰安婦像。日媒稱，據說不是常設，而是在週末等時間放置。此前，為紀念“七七事變”80週年，香港已經在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前放置了2座慰安婦像，日方要求儘快拆除。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於7月，為紀念“七七事變”80週年，在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前，放置了2座慰安婦像。目前，香港總計有4座慰安婦像。日本駐港總領事館要求香港政府早日撤去。
據相關人士稱，新慰安婦像是從8月下旬開始放置的。警方進行了詢問，但是沒有下達撤走的指示。
據此前報道，中國香港民間涉日團體7月7日在日本總領事館入駐的大樓附近天橋上，放置了2座象徵慰安婦問題的受害者少女像。這是香港為紀念“七七事變”，首次在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大樓外放置慰安婦雕像。
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和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7月7日下午派遣10多名代表前往中環交易廣場大樓外示威，一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就在大樓內。在示威活動上，抗議人士批評日本政府至今並末就發動侵華戰爭及慰安婦等問題向中國人道歉，也沒有賠償。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HJHJFX”：對!我們應該成立聯盟,再不弄,受害者們都去世了,而我們不該漸漸遺忘
網友“小~海螺”：日本人就是狂犬
網友“世界和平850603”：美國不是說香港失去自由了嗎?你看多自由,怎麼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