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最大聲]“怎麼教育孩子的，別人讓她脫褲子她就脫褲子。”
——上月，福建一6年級男孩藉口“玩抓迷藏”，把一個6歲女孩騙到地下室，進行猥褻侵害。事發後，男孩的父親卻非常冷漠，說孩子還小，開個玩笑而已，並這樣質問小女孩家長。
一、“今天的股市很重要，決定了端午節的過節方式：是紀念屈原吃粽子，還是追隨屈原跳江……”
——今日股市暴跌，創7年最大跌幅，網友調侃說。
二、“漲的時候漲的你想辭職，跌的時候跌的你想辭世。”
——@簡毅
三、“未來電影院會消失嗎?未來地球都會消失，扯太遠沒意義，在可以預計的將來，影院不會消失，而且中國的影院會繼續迅猛增長。‘萬達影夜’上的實體院線巨頭表露了充分的信心，‘網際網路 ’不是‘網際網路化’，面對面的人際溝通和社交功能，虛擬網路永遠無法代替。泡妞還是要約去影院，一起上網看片像話嗎?”
——影評人@圖賓根木匠
四、“踢球的憑什麼就不能值6600萬?憑什麼就不能年薪千萬?質疑的人請搜搜演藝圈都掙多少錢吧!”
——@黃健翔。昨天江蘇舜天隊球員孫可轉會天津泰達，轉會費為6600萬元，將近1000萬歐元。
五、“我認為這裡面有一個傳統的概念：你的球打得越好，你的價值就越高，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但是我認為球員的價值並不完全是他的水平決定的，而是由市場決定的。(拿起桌子上的一瓶水)如果說這是世界上最後一瓶水的話，它會比一塊鑽石更值錢，對不對?我不知道李根最後談了多少錢，但包括外面幾個傳的薪水很高的球員，他們為什麼薪水那麼高呢?肯定是除了他的水平，他和體制內的球員有一定差別，他有自由性。拿我舉個例子來說，我也完成了三級跳，從CBA出來到NBA的新秀年，再到最後的頂薪，同樣一個我，難道完全是因為水平增長了，薪水就完成了這三級跳嗎?我認為這個現象出來是很正常的，我並沒有完全感覺到不合理，或者怎麼樣。只要有人願意買，我認為沒有什麼。”
——姚明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說。
六、“反對派議員否決普選法案，是反對民主漠視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實質是反對‘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他們利用一切機會與中央對抗。他們選擇否決普選方案，其目的是與中央爭奪香港管治權，圖謀把香港變成獨立的政治實體。”
——《人民日報》評香港政改方案被否決：反對派應負全責。
七、“工薪階層年收入10萬元以下不要交稅讓大家去消費拉動內需，民營企業老闆所有私人花費的錢，都可以拿到企業報銷，個人幾乎沒有稅收，我500萬元收入交完稅後到手200多萬。他們呢，1000萬元收入不用交什麼稅。”
——據《羊城晚報》，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這樣說。
八、“給每個貧困家庭發一部免費上網的手機，可促社會公平。網際網路可以提供公共產品的服務，公共分配的高成本解決了，收入分配達到公平很難，成本太高，把錢撥到農民手裡腐敗吃了一半了，運轉成本非常高，透過財政分配的渠道很難，那麼一人一部手機打到卡上，一定要換一個思路考慮這個，網際網路已經把我們微觀經濟學基礎改變了。”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謝平
九、“利瑪竇四百年前曾感嘆中國文章的精緻，說它只用三言兩語，或更確切地說只用個把音節，就能表達出西方人用長篇累牘也闡釋不清的東西。但現在不是了。文章像裹腳布，而且流行用大白話、土話、俚語，屌絲氣，還以為豪，稱作‘接地氣’。漢語的典雅精緻，貴族氣質，幾乎沒有了。”
“中國經濟崛起了，但國格沒有上來，品味沒有上來。這在世界大國崛起的歷史上，是常見的嗎?中國曾經的精美，那詩經一樣，那陶瓷一樣，把所有極致都抵達了的，到哪裡去了?為什麼這樣?”
——科幻作家韓松在文章中寫道。
十、“奇怪的是，此文文筆拙劣，邏輯混亂，大致處於青年文摘、智慧背囊的水準，全篇就是編造了幾個在現實中發生機率不大的個例，然後樹個稻草人暴打一頓。居然這麼被認同，也真令人驚歎。文章把他們意淫中的恐懼勾勒了出來，形成一種實為底層互噬的同仇敵愾。”
“汙名化底層和‘窮X別生論’，配合乾柴烈火的社會矛盾與日益逼近的老齡化陷阱以及地方債、老齡化、實體經濟糟糕、土地財政難以為繼等問題，底層人很可能更加難以生存，未來社會矛盾會更加嚴峻，而小市民構成的網民為尋求虛假安全感，會愈發仇視底層與公知，並支援政府擴大權力，希望‘亂世用重典’來維持秩序，這樣的價值觀會愈發深入人心。”
——知乎作者@Willoughby回答“怎麼看待這兩天微博上@荀夜羽 寫的長文《你弱你有理》及評論”。
十一、“一個迷戀極刑的社會，一定是頭腦簡單的社會，人們還處在好人與壞人的二分法世界裡，似乎只要殺光了全部的壞人，這個世界就一片清淨了。就如同古代人所假想的那樣，砍掉小偷的手，閹割強姦犯，剝皮貪汙犯，世界就會好起來。”
“一個真實而複雜的社會里，總是會出現偏差和錯誤。而針對不同程度的犯罪，研究其社會危害性，並設定最適度的刑罰達到最佳的矯正效果，正是文明發展的過程。法律並不是軟弱無能的設計，不是保護壞人的產品，而只是在一種科學的方法上維繫社會運轉的制度設計。法律是人類最大的理性，正因為有了法律，情感的宣洩有了合理的約束，並在經濟體系、社會體制等制度設計下共同地服務於社會。”
——法律學者姚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