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叔叔”的尋親工作室：被許多尋親者看作是“最後一根稻草”，已幫助152個失散家庭重新團圓
今年42歲的胡祥雨，是土生土長的綿陽人，講起話來總是把“要得要得”掛在嘴邊。他被許多尋親者看作是“最後一根稻草”。從事尋親工作兩年，他看見的，更多是“尋親數字背後的鮮活個體”。
2021年12月30日，綿陽市公安局，認親大會現場。受訪者供圖
文丨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編輯丨袁國禮
校對丨張彥君
“胡警官，血樣有沒有收到？”
2021年12月28日下午兩點半左右，一通電話打進了胡祥雨的辦公室，這已經是當天午飯後的第三通尋親諮詢電話。
胡祥雨是四川綿陽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一大隊的教導員。2021年，為了加大打拐尋親力度，綿陽市公安局成立了以民警名字命名的打拐尋親工作室，胡祥雨就是其中之一。一年以來，胡祥雨工作室已經幫助152個失散家庭重新團圓。
今年42歲的胡祥雨，是土生土長的綿陽人，講起話來總是把“要得要得”掛在嘴邊。他被許多尋親者看作是“最後一根稻草”。從事尋親工作兩年，他看見的，更多是“尋親數字背後的鮮活個體”。
39年後的認親
2021年12月30日，44歲的陳忠林（化名）一個人拎著行李箱，來到綿陽市公安局的認親大會現場。
陳忠林是在5歲時被人販子拐賣的。他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冬天，他迷迷糊糊醒來時，耳邊傳來火車撞擊鐵軌的聲音。窗外山脈連綿，樹林子上鋪的不是霜就是雪，白茫茫一片。火車穿過一個又一個的隧道，光線忽明忽亮——綠色的樹，白色的雪，轟隆隆的車軌聲，是他和家鄉連線的最後記憶。
一晃四十年過去了，他成了家，在山東做水電工，還開起了自己的建材店。只是他心裡始終有個問號：自己究竟是哪裡來的？
十五六歲時，陳忠林曾想過尋找親生父母，但又不敢報案，“擔心讓養父母成為罪犯。”他查詢過“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哪些地方既有山又有隧道”，希望以此定位家鄉的方位，可惜範圍太大，無從下手，只得放棄。
陳忠林的左側鎖骨上方有一道4釐米長的疤痕，直到現在依舊紅潤而發亮。在他看來，這是和過去生活唯一的聯結。年紀越大，陳忠林心中尋親的想法就越發強烈，“如果哪一天父母不在了，再來回想這種見不到的感覺，真的會後悔一輩子。”
2021年5月，陳忠林前往山東淄博公安機關採血驗親。當年11月，遠在1600公里外的四川綿陽民警胡祥雨打來電話，他的採血結果和綿陽當地一對夫妻比對成功——他找到家了，而且親生父母健在。
原來，同樣是在2021年5月，陳忠林的父母透過媒體得知公安機關正在開展“團圓”行動，就主動到綿陽市公安局的胡祥雨工作室尋求幫助。在海量的資料篩查與比對中，胡祥雨發現，一名叫陳忠林的山東人與失蹤兒童的資料有幾分相似，他隨即向山東淄博公安機關傳送了協作指令，聯絡到了陳忠林。
2021年12月25日，胡祥雨透過《全國公安機關查詢拐賣/失蹤兒童DNA資訊系統》比對，確認四川省安州區王某海與山東省平原縣的陳忠林具有親緣關係。
結束通話電話後的陳忠林一直沉默。直到那晚做夢，夢見親生母親病逝，陳忠林從夢中哭醒，眼淚啪嗒啪嗒溼透了整個枕頭。
回到家鄉的願望愈發強烈。“我不知道我出生的地方現在是什麼情況。就算是拆了，我也想回到原來的地方，看看當初我生活過的家鄉。”
陳忠林圓夢了。
2021年12月30日下午，陳忠林獨身一人站在綿陽市公安局會議大廳的主席臺上，一位穿著粉色棉襖的老人緩步從門外走進來。看見陳忠林後，她兩步並作一步跑了上去，猛撲在了他身上。
站在角落裡的胡祥雨紅了眼眶。
這一天，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四個家庭參加這次認親大會，找回了親人。
團圓後，胡祥雨和尋親者一家合影。受訪者供圖
幫助152個家庭重新團圓
今年42歲的胡祥雨，臉龐圓潤，鼻子高挺，一米八多的大高個，走起路來大步流星。
胡祥雨是綿陽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一大隊的教導員，從事打拐尋親工作已經兩年。2021年，綿陽市公安局以胡祥雨的名字成立了尋親工作室。
胡祥雨尋親工作室位於綿陽市刑偵大隊大樓的二樓，窗明几淨，一側牆邊倚著書架，上面整齊地排列著幾排刑偵學書籍。胡祥雨的辦公桌則放在另一側，桌上擺著四臺電腦：一臺用來上公共網路查閱資料，兩臺用於內部系統，還有一臺，是他自費買來用於人像比對的高畫質顯示屏。
一年以來，在這個辦公室裡，胡祥雨已幫助152個失散家庭重新團圓。而在胡祥雨還未接手尋親工作之前，綿陽當地平均每年找回的失散親人家庭只在10個左右，“相當於一年完成了十年的工作量。”
他說，2021年，“團圓”行動幫助了上萬個家庭找到家人，“一萬個團圓家庭”對大眾來說只是一個數字，但對一個尋親的家庭而言，團圓卻重如生命。尊敬他的尋親者稱他為“胡警官”，和他相熟的尋親娃兒稱他為“胡叔叔”。
轉入刑警大隊從事打拐尋親前，胡祥雨在警犬隊工作了二十年，他經歷過在懸崖邊摸著岩石搜查嫌犯蹤跡，也時常頂著危險衝在犯罪現場的第一線。但他漸漸“失去了新鮮感”。
2019年，他主動申請調離警犬隊，調到了市刑偵支隊一大隊，負責打拐、尋親工作。
“打拐尋親工作的結果要來得更直接一些。”胡祥雨說，接到線索後，深入調查，可能馬上就會見效，“很快就能幫助到別人。”他喜歡這樣的直白和簡單。
胡祥雨工作室主要由三個民警、一位輔警負責尋親工作。平日裡，尋親的資訊大量從各個平臺湧入，出現線索後，胡祥雨和其他民警要入村挨家挨戶問詢被拐賣兒童的資訊，搜尋一切和兒童家庭有關的線索。有時候在一個村子摸排，就是兩三個月時間。
每次接到尋親的電話後，胡祥雨會用筆記錄下，紙上列著尋親人的序號、地址、姓名、身份證號、聯絡電話以及是否採集過血樣。每張紙的背面，是他整理、分列的提綱，供認親過程中提問。這其中包括了個人資訊、家庭情況、被拐的經歷，以及被何人拐賣、被拐至何地、賣給何人、有無被非法侵害等。
讓胡祥雨印象最深的是他接手的第一個尋親案。
一個自幼被拐走的27歲女孩在北京租房，她的室友與人發生糾紛，女孩作為證人被傳喚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給3人都採了血樣。而另一邊，綿陽市安州區的一對夫婦尋找女兒已經是第23個年頭，在公安局報了案採集了血樣後，便再也沒有音訊。
女孩的血樣入庫後，在全國公安機關查詢兒童資訊系統上立即和安州區的這對夫婦血樣資訊高度吻合。系統下達了指令：北京的這位女孩和綿陽市的一對父母高度疑似親子關係，需要進一步核查。
胡祥雨記得，自己把DNA比對成功的訊息告訴那對父母后，他們帶著孩子小時候用過的奶粉桶、鈣片盒和幼時穿過的衣服驅車而來，跪倒在地，在他的辦公室裡哭個不停。從那時起，胡祥雨便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尋親這件事，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圓滿”。
2021年，綿陽市公安局以民警之名成立了三個尋親工作室。受訪者供圖
“高手”的細節
胡祥雨也是人像比對的高手。
他說，在刑警隊的長期工作培養了自己敏銳的偵查能力：他曾數次參與無名屍體的比對，有許多次，電腦系統和專門負責人像比對的同事都束手無策，他透過死者臉部的微觀特徵，成功鎖定其身份資訊。
而人像對比正是尋親過程中的重要手段。
胡祥雨通常要考證尋親者面部的細節特徵，哪個部位有傷，哪個部位有痣，都要一一對比。
“電腦只能給你提供一個範圍，其他的細節都要靠人工手動去識別。”胡祥雨說。
2021年11月，胡祥雨接到山東臨清市34歲男子李子新的求助：1985年前後，自己的母親懷孕期間被拐賣後嫁到了山東臨清市一戶人家中。在他一兩歲時，母親逃離了山東，從此便斷了聯絡。10歲左右，養父在去世前告訴他，他可能是四川人，而唯一的線索是一張母親年輕時的照片。
對於自己的身世和記憶中面貌模糊的母親，李子新有著諸多疑問：為何母親當年一個人逃跑？這麼多年母親找過自己嗎？母親現在還好嗎？因為不解和氣憤，母親那張泛黃的照片曾被李子新撕成了兩半，又因為不捨，仍然留著母親模樣的那一半照片。
這是一張巴掌大小、泛黃的照片，汙漬斑點遍佈照片，畫面中央的女子站在一棵橘色果實的樹前。照片看上去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胡祥雨注意到，照片中女子的雙眼大小不一，右眼角處有一道淺色的疤痕。
李子新留存的唯一一張母親照片。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
憑藉著這個特點，胡祥雨從一百多個相似度符合要求的戶籍照片中鎖定了一位眉眼、疤痕和照片高度相似的綿陽三臺縣老人。隨後，透過多次下鄉核實與DNA比對，胡祥雨幫助李子新找到了親生母親。
2021年12月30日下午的認親大會上，李子新也擁抱到了過去只存留在記憶中的母親。
DNA比對也在2021年成為了尋親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胡祥雨介紹，透過全中國的DNA庫來分析被拐兒童的親屬有可能在的省份，同時，透過入村入戶摸排進行祖籍分析，判斷被拐兒童及父母的年齡和輩分，再進一步確認其家中是否有被拐、走失兒童。
2021年，透過這種方式，胡祥雨的尋親工作室找到了本地失蹤兒童二十多個，幫助外省兒童十多個。
修補隔閡
對於胡祥雨而言，最難的不是尋親的過程，而是如何幫助尋親的人修補長達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隔閡。
並不是每個家庭的尋親結果都是圓滿的。在2021年12月30日的認親大會開始兩小時前，胡祥雨接到了一通電話：有一位孩子突然不願意認親，臨時跑了。
這樣的事情並不少見。就像這次認親大會，有原定赴會的尋親者，雖已成功與親生父母比對DNA，但突然怎麼也不願赴會認親。
“他們自己還是有防備心的，我們沒有經歷過人家受到的那種創傷，有時候可能無法理解。”胡祥雨說，“每一個被拐賣的小孩背後都有著破碎、悲傷的家庭。”
就像胡祥雨著手的第一件尋親案。在確認相關身份資訊後，他給女孩打去了電話。據他回憶，剛開始，對於自己身世一無所知的女孩完全處於吃驚的狀態，甚至質疑胡祥雨是騙子。胡祥雨提供了各項證明，女孩也向養父 母確認了自己的身世。但女孩仍然一直猶豫，不願認親。
“她和我說，‘我就在這生活了，我也不願意去改變現在的生活狀況’。”胡祥雨覺得，不肯認親是人之常情，“兩個陌生人突然跟你說，他們是你的親生父母，你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對很多人來說，需要有思想轉變的過程。”
胡祥雨花了七個月時間勸說女孩認親。
胡祥雨的微信列表中尋找孩子的父母有幾百個，為了快速查詢，他給每個尋子的父母都備註上了“家長”。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
他察覺出女孩對於認親事件的敏感，便小心翼翼地試探。工作間歇，他給女孩發信息問候，“吃了沒？”“這兩天生活怎麼樣？”“思想上有沒有轉變？”“願不願意和父母相認？”
在女孩最終要認親的前一天晚上，擔心女孩心態仍會起變化，他自費請女孩吃了火鍋，當面看看女孩對認親的反應。由於頻繁地與認親者溝通，他的妻子甚至質疑過他：每天都在和網友聊什麼？但在他自己看來，只有獲得尋親者的信任，讓尋親者放下戒備，認親才有可能成功。
經過七個月的勸說，女孩來到了認親現場，和親生父母一起翻看幼時照片時，她終於在這對“陌生人”面前露出了“最真實的笑容”。認親結束後，女孩帶著家人們去北京的各個旅遊景點遊玩。
傳給胡祥雨的照片裡，女孩和媽媽站在一起，眉眼相似的兩人都對著鏡頭燦爛地笑著。
也有“無論如何都不願認親”的人。胡祥雨記得，鄭州有一位40歲男子的電動車被小偷偷了，該男子報警，警方找回電動車後，對電瓶車進行了勘查，從上面提取了DNA資訊。結果讓人意外，小偷沒有被比對出來，男子的“失蹤兒童”身份卻被比對了出來：他的父母曾經報案，採集的血樣入了綿陽當地的血庫。當時男子的父母已經去世，去世前交代自己的一兒一女找回被拐的那個孩子。
胡祥雨聯絡到當事男子，後者卻並不願意認親。他那對急迫認親的親生兄妹只好隔三岔五就給胡祥雨打電話，“問我能不能再做一下工作，現在父母都不在了，就是想兄弟之間認一下，走動一下。”然而，胡祥雨給男子做了幾個月的工作，對方的回應仍然斬釘截鐵：“我現在過得挺好，不要再給我打電話了，我絕對不會認親的。”
“我只能安慰尋親的兄妹緩一緩——人的想法是會變動的，可能現在是這種心態，有可能再過兩年因為什麼事件出現心態變化。這樣一份工作只有慢慢地去做引導勸解，才有可能看到改變。”
“尋親”仍將繼續
胡祥雨如今已是刑警大隊裡出了名的“尋親專家”，但仍然還有很多無奈的時刻。
尋親工作存在大量歷年積案，時間久遠，給尋親增加了難度，“很多照片是幾歲甚至幾個月的照片，而幾十年過去了，識別起來太難了。”胡祥雨說，許多尋親者與親人離散十年以上，尋人線索可能只是一個模糊的地名、人名，甚至是乳名、綽號。有時尋人的辦法都使完了，資源都用上了，也不一定有結果。
“DNA比對成功”也往往只降臨在“幸運兒”身上。胡祥雨說，在目前採集的500人血樣中，只有五十分之一的機率能夠直接透過DNA比對到其父母，還有五十分之一的機率能夠分析到其親屬。剩下的，就成了懸而未決的尋親案。
“有些工作你可能做了十分的努力，最後只得到一分的結果。”有時候，胡祥雨與工作室的其他民警入村排查了兩個月，卻未得到絲毫線索，尋親的工作又如同“針掉入大海里。”
2021年12月30日，認親大會現場，胡祥雨（穿警服者）看著相認的親人。 受訪者供圖
許多尋親者把胡祥雨當成了“最後一根稻草”。他們會不斷給胡祥雨打電話求助，甚至語 氣極度卑微。在這種時候，胡祥雨感覺到了自己的渺小。“很多尋親案件是外省的，我們既立不了案，也沒法深入去查。”
胡祥雨解釋說，如果分析戶籍分析到了某個省的某個村，自己只能透過發協助函到當地，而當地有關部門怎麼做，他無法決定。“如果對方重視這個工作，或是碰上熱心腸的警察，他可能會給你深入調查一下。”2021年，胡祥雨發了上百條協查函，而收到反饋的只有幾十條。
在胡祥雨工作室尋親的兩個微信群裡，至今還有七百多人在尋親。談起下一年的計劃，胡祥雨聲音洪亮地說：“‘團圓’行動結束了，明年的尋親還是要繼續的嘛！”
工作室的牆上掛著一塊藍底的牌子，上面寫著，“胡祥雨工作室已幫助152個失散家庭重新團圓”。
2021年12月30日下午，認親大會結束後，陳忠林坐在休息室的沙發上發呆。談起認親之後的心情，陳忠林淺淺地笑了笑說，“感覺很平靜，一種踏實的平靜。”長長的走廊上，陳忠林被父母、親戚簇擁著，走出了認親大會的大廳。和來時不同的是，陳忠林不再是一個人。
2021年12月31日晚上九點半，和母親相處了一天的李子新給胡祥雨打來了新年祝福的電話。電話裡，李子新講述自己回到瀘州老家見到了父親，也和母親進行了深聊，多年來心裡的疑問和苦楚總算釋然。
李子新說，母親七十歲大壽時，一定會再經過一次綿陽，再來看看幫助自己實現團圓的尋親工作室。
“他也在慢慢接受自己的母親。這麼多年了，時光會淡化一切的，不是嗎？”胡祥雨感嘆道。“這些家庭的不幸都很相似，他們的經歷肯定已經無法改變了，但是人總是要向前看嘛，總會越來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