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劇二次創作：違法侵權當“禁”，合法授權當“立”| 沸騰

“愛優騰“三大影片平臺又攜超500名藝人釋出聯署倡議書的部分內容。

備受網民歡迎的“一分鐘看完電影”，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尷尬時刻——因為可能撞上版權侵權的“牆”上。

繼4月9日涵蓋行業協會、影片平臺、影視公司在內的73家機構釋出聯合宣告抵制後，4月23日，“愛優騰“三大影片平臺又攜超500名藝人釋出了聯署倡議書，呼籲國家對短影片平臺推進版權內容合規管理。訊息一出，引發輿論廣泛關注。

某影片平臺網友《山河令》二次創作截圖。

影視劇二次創作是否侵權，得視具體情況而定

很多遊走在灰色地帶的影視劇二次創作內容，遭到了影視劇權益相關方的聯合抵制，本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內。

當下，短影片追劇已成很多人的生活日常。與之對應的，是以“精彩合集”“超前劇透”“電影解說”為賣點的影視剪輯號充斥於各大短影片平臺，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這些號的評論區經常還會有不少粉絲“催更”。這反映的是快節奏生活背景下的影視內容消費速食化趨勢。

但不少影視劇二次創作的“先天短板”不容忽視——這些UP主是將影視劇作為素材庫與原料池，可通常並未獲得授權。

倒不是說，所有影視劇二次創作都侵犯了著作權。二次創作是否侵權，還得視具體情形而定。

可以看到，很多影視劇二次創作內容，多是劇情介紹+細節指點+UP主個人見解。這裡面的影視片段引用篇幅、獨創性等，都是評判是否侵權的考量因素。

新著作權法第22條明確規定了12種可以合理使用線上作品的情形，其中跟二次創作相關的是——“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在此情形下，只要是“適當引用”，就無需經過著作權人同意，也無需支付報酬。

此處的“適當引用”，通常是說非簡單複製，而是為了滿足創作新作品之需而引用，創作出的新作品要與原作有顯著性差異。《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1條對“適當引用”做了界定，從司法實務看，“引用部分不得構成原作主要或實質部分”是個重要標準。

很多影評類影片內容也會引用原作片段，但未必構成侵權。是不是構成侵權，還得視具體情形而論。若一刀切地將其視作侵權，可能影響輿論正當批評權利的行使。

但不少對原作進行簡單剪輯、切條、搬運等的二次創作作品，已屬於“非戲仿型別的轉化性使用”，很難被認定為“合理使用”。

在多個平臺上，不少電影被剪輯後以解說形式呈現給觀眾。

“剪、切、搬”型二次創作，必須摒棄“拿來主義”

不是所有影視劇二次創作都涉及侵權，可很多二次創作內容幾乎就是簡單的“剪、切、搬”。此類二次創作很難不授人以柄。

加上正片釋出沒多久解說影片就“跟播”，某些斷章取義式剪輯破壞影視劇內涵完整性，部分up主還藉此解鎖了流量分成、廣告收益、引流賣課、使用者打賞、直播帶貨等變現方式，種種亂象下，這難免跟影視劇製作方、播出平臺產生利益衝撞。

如今，很多影視剪輯類up主也意識到了這點：有的人會拿捏“合理使用”分寸，規避侵權風險；也有的人是透過“抽幀”“放大”“鏡頭翻轉”“新增字幕”等手段，躲避平臺審查。

毫無疑問，只要侵權風險難消，懸在影視劇二次創作頭頂的“維權利劍”，就會限定整個二次創作行業發展的天花板。

現實中，針對二次創作影片的版權管理措施也在完善。如2018年3月，廣電總局釋出《關於進一步規範網路視聽節目傳播秩序的通知》，就明確提出“堅決禁止非法抓取、剪拼改編視聽節目”行為。

之前國家版權局的“劍網行動”，也將短影片領域存在的侵權盜版行為納入專項治理之列。

而新著作權法將“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製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修改為“視聽作品”，也將短影片納入法律管轄範圍；還特別強調，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

就此看，對影視劇二次創作內容的版權合規管理，可以說是大勢所趨。

對相關up主來說，加強智慧財產權意識，告別“拿來主義”做法，也是up主的自我修養。頭部up主“谷阿莫”遭起訴殷鑑在前，這次聯合抵制風波也是提醒。

“幾分鐘看完電影”被聯合抵制。

不妨探索共生共贏的版權授權模式

需要明確的是，反對許多影視劇二次創作搞拿來主義，不等於要一棒子打死作為影視業衍生業態的二次創作模式。

進一步言之，既要加強影視版權保護，也要給影視劇二次創作留下空間，二者可以並行不悖。

在網上，此次風波出現後，有UP主影片彈幕中一片力挺，足見作為UGC內容形式的某些影視劇二次創作仍有觀眾基礎，它不該被版權問題點中“死穴”。

更何況，影視剪輯內容跟影視劇並非只能在使用者、流量上互斥，還可以在渠道、形式上互補。影視剪輯號可以透過劇情爆點集萃吊起觀眾胃口，增加影視劇營銷場景，增添內容熱度，助其破圈出圈，繼而為影視劇起到宣發與引流效果。

正因如此，此前還有網劇播出前發起二次創作比賽、讓影視剪輯類up主“預熱”的情況。還有的影視權益方直接將影視剪輯號作為宣傳渠道。

鑑於此，二者完全可以探索合作共贏的合作方式與授權模式——從媒體報道中可知，許多頭部UP主也有意從版權方處獲取授權，但囿於導演、製作、出品、發行的條塊化，還有申請授權途徑的不明晰，普通創作者很難獲得授權。當此之時，為“授權獲取困境”破題，也就頗顯重要。

事實上，不論是影視業聯合倡議書裡說的“願意以開放的心態，和短影片平臺以及公眾賬號生產運營者共同探討合理、可持續發展的授權方案”，還是許多up主的心聲，都指向了一點：問題的關鍵，還在於解決授權困境。

這裡面，可資參照的樣本是音樂版權授權模式——前幾年，圍繞KTV跟音樂人、版權代理方的版權糾紛就不時冒出，動輒引發爭議。但後來，隨著音著協、音集協以唱片公司和KTV經營者外的第三方介入，問題迎刃而解。

影視業與影視二次創作行業的衝突，其實是“KTV VS唱片公司（或音樂人）”糾紛的影視版。透過引入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理順授權流程與條件，並面向影視剪輯up主與影視劇製作、播放單位多方制定合理版權結算和收益分成規則，實現多方共贏，很有必要。

說到底，在影視剪輯被聯合抵制這事上，該明確一點：違法侵權當“禁”，合法授權當“立”。要反對侵權，也要探索共贏之道。

□李不凡（媒體人）

編輯：丁慧 校對：李立軍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