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魯豫有約一日行》第九季、《非常靜距離》新一季的收官，以及《楊瀾訪談錄—“逐風者”》的播出，近兩年訪談類節目再次受到大眾關注。作為在中國深耕了數十年的節目型別，從日播、周播收視居高不下、家喻戶曉的狀態，到近些年一些節目相繼停播，熱度逐漸被娛樂綜藝擠壓，訪談節目似乎在經歷著一番市場掙扎。
這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各種內容被切割成短影片傳播。手機一刷，從國際要聞到衣食住行，資訊以秒為時間單位進行傳播。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人們到底還需不需要一場深度訪談？
新京報試圖透過與數位依然堅守在訪談一線，以及邁入訪談領域不久的代表人物的採訪，獲知如今訪談節目是否還具備存在價值。在他們的故事中，我們感受到的是專業媒體人對新聞操守的堅持，對優質資訊篩選所付出的“笨功夫”，以及訪談節目背後，他們渴望記錄時代，與時代對話的堅守。
肇始
2000年後出現第一波“訪談熱”
“訪談”節目，其形式可簡單理解為，由一人提出問題，另一人進行回答，兩人就某個事實或觀點實現你來我往的思想交鋒。眾多文獻資料顯示，中國較早的訪談節目可追溯至1993年上海東方衛視推出的《東方直播室》。該節目邀請新聞事件當事人到現場，兩方深入探討核心問題，並給予不同觀點平等、公開的表達機會。這種形式是從傳統新聞報道演變而來，相較單調機械的播報，更具樂趣和思辨性。
1998年，楊瀾推出首檔高階訪談節目《楊瀾工作室》（後更名為《楊瀾訪談錄》）。同年，竇文濤主持的《鏘鏘三人行》面世。前者邀請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精英翹楚，坐而論道，首次將歷史中、國內外新聞中“久仰大名”的人物，例如王光美、基辛格、巴菲特、錢文忠、張藝謀等，拉回到生活中，展現成功人士的格局和感悟。後者則更明確地針對熱門新聞事件或社會熱點話題進行研究，只是形式更加接地氣，且重點並不在於追求問題的答案，而是在各抒己見、觀點碰撞的過程中，引領觀眾產生多樣化的思考。
早期《楊瀾訪談錄》採訪鞏俐。
但訪談節目走向普及化，是在千禧年之後。較為明顯的是，2000年後市場中出現了第一波“訪談熱”，以《超級訪問》《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天下女人》等為代表的各類訪談節目接踵而至，且大部分節目堅持播出了十多年。2004年，中國臺灣也迎來了里程碑式的訪談節目《康熙來了》，成為許多80後、90後的青春記憶。
早期《超級訪問》中，李靜、戴軍和閆妮跳舞。
發展
傳統電視媒體的強傳播為訪談帶來機遇
作為文化傳播與表達的“槓桿”，我們無法剝離資訊傳播環境變化和社交媒體發展，來審視訪談節目的潮起潮落。
若將時間撥回到2000年：行動電話在中國普及不久，網際網路只能用作簡單的通訊和資訊查閱。彼時百姓獲知資訊，大多隻能依賴電視節目、報紙、廣播等傳統媒體。但電視節目的形式遠沒有現在這樣五花八門。“社交媒體”更是一個從沒聽說過的詞彙。部落格是2004年才引入中國的“舶來品”，微博時代更要後推至2009年。人們互通有無，大多隻能靠簡訊和郵件，思想表達與傳播渠道十分滯後，甚至閉塞。
在這樣的背景下，訪談節目無疑成為了時代的“放大鏡”。
於觀眾而言，訪談節目中主持人與知名人士、各界素人的交談過程，實現了他們對溝通、交流、理解和表達的滿足。同時，其中親情、友情、事業等話題，以及節目中探討的社會熱點、國際事件，都能讓大眾從中獲取生活經驗，得到多元價值觀的輸入。
“訪談節目雖然那時候也屬於新聞和專題片，但已經屬於很新穎、很有資訊量、很有趣的欄目了。觀眾能看到活生生的人，坐在那裡講故事。比電視劇真實，相較紀錄片也距離大家更近。”《魯豫有約》總製片人許小滸表示。
《魯豫有約》採訪周星馳。
於受訪者而言，訪談節目也為他們提供了宣傳和表達需求的平臺。當年，很多藝人都爭相拿著作品求錄製《超級訪問》《魯豫有約》等節目。一次45分鐘的訪談，就可以使他們的人生閱歷被外界熟知。例如，鄧超、孫儷兩人首次揭秘戀愛細節便是在《超級訪問》；黃磊的女兒多多，李小鵬的女兒奧莉在得到全民關注前，《魯豫有約》就記錄了她們第一次面對鏡頭的模樣。2005年楊瀾推出《天下女人》時邀請了600餘位來自各個領域的男女嘉賓，探討都市女性情感、生活、職場等熱點主題，這是“女性覺醒”第一次被外界關注；而《楊瀾訪談錄》更是集結了大部分國際政要、海內外大型企業的CEO，以及文體界大腕，向觀眾闡述他們的國際視野與行業格局。“採訪和讀書一樣，都擴大了我對世界認知的維度。你看到的越多，受到激勵的可能性就越大，你也會探索出自己更多的潛能。”楊瀾曾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表示。
布萊切利莊園歷史學家David Kenyon向楊瀾女士介紹阿蘭·圖靈發明的'Bombe'解碼機。
落潮
資訊輸出方式變化，不少節目停播、改版
隨著網際網路發展，經濟進步，資訊的高速膨脹，近二十年中國電視行業變化可謂日新月異，內容形態的探索逐漸擴大化。
2000年至2010年，各種綜藝層出不窮，令資訊輸出方式趨於趣味化、娛樂化、多元化。《玫瑰之約》《非誠勿擾》等一系列交友節目，滿足了觀眾的日常情感需求；《超級女聲》《中國達人秀》等選秀綜藝，為素人提供了更廣闊的展示舞臺，“真人秀”一詞也逐漸被引入中國。曾有資料統計，2007年中國電視綜藝播出總量為126萬小時，佔據總播出量的8.7%；2009年，觀眾收看娛樂節目的時間共計4000餘分鐘，平均每天收看12分鐘，佔據總收視時長的7.4%。
2010年以後，各大電視臺爭相引進海外綜藝模式，《中國好聲音》《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兒》等動輒投資上億的節目在國內開啟了“混戰”模式。大型戶外真人秀、音樂綜藝、選秀綜藝、婚戀、職場、脫口秀，節目形式越來越多元化。騰訊娛樂白皮書曾有資料統計，2013年綜藝節目數量共316部，2014年提升至429部。而2015年後，隨著網際網路平臺的強勢來襲，網路綜藝更是分割了絕大部分年輕人的注意力。
不僅觀眾的收看習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改變，螢幕之外，生活之中，無論名人還是素人，都可以透過社交媒體第一時間釋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大到國際要聞，小到衣食住行，資訊傳遞和價值觀輸出的速度都已經同步至分秒之間。
人們還需要訪談節目去採集故事嗎？
訪談節目的新聞與傳統媒體屬性，決定了其很難進行語態革新，但當下大眾又很難再集中45分鐘注意力，去傾聽深度的思想交鋒。訪談節目市場價值下降最直觀的是，招商開始變得不容易。曾有製作人表示，廣告商寧可耗費上億元在一線衛視投資現象級綜藝，也不願意花幾千萬元在二、三線衛視投資一箇中小體量節目。很多廣告商也強勢要求明顯的“軟植入”，例如口播等，但這在訪談節目中幾乎無法實現。
表達需求下降，也讓一些節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嘉賓荒”。《康熙來了》早期製作人詹仁雄曾在接受騰訊採訪時坦言，他們特意開發了通告藝人模式，即邀請過氣的歌手演員，或是明星的家人朋友，或是單純能講故事敢於表現的普通人。
但在市場競爭和內容困境的雙重壓力下，十年間很多節目還是或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市場。2016年，開播十六年的《超級訪問》宣佈停播。另外，一些小體量訪談節目也只是做了1-2年就悄然退市。
在當下這個時代，訪談節目真的失去價值了嗎？
2016年2月，《超級訪問》收官，戴軍、李靜第一次在節目中被訪。
意義
在社交媒體時代實現資訊優質篩選
訪談節目在今天仍有存在價值。
近五年有很多老牌節目在努力適應市場。2016年，《魯豫有約》告別熟悉的長沙發，走出演播室，從周播改為季播，以棚外版《魯豫有約一日行》重新出發。2021年，《非常靜距離》走出攝影棚，從明星訪談轉型為明星、達人、素人的多方位訪談。《楊瀾訪談錄》則變成了一個訪談“出品品牌”，打造了諸多系列主題訪談，如《後疫情時代的中國經濟》《疫情衝擊下的中國經濟》系列，還有目前在播的《逐風者》系列等。
楊瀾在《你好！大女生》中採訪龔琳娜。
這些節目也進行了傳統傳播至新媒體傳播的轉型。例如《非常靜距離》從電視臺首輪播出，改為短影片平臺首發。其他節目也將完整訪談節目切割為3-5分鐘的短影片進行宣發，意在讓更多年輕人可以關注到訪談話題。
2022年1月，李靜在《非常靜距離》中用影片創作者“手工耿”打造的工具為其梳頭。
與此同時，也不乏優質新節目湧入大眾視野。例如，被觀眾稱為“偏見”訪談節目的《十三邀》自2016年播出便引發熱議。其中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矛盾交鋒，極具文學性和時代性的思辨，都在拓寬思想和視野維度。例如，展現女性普遍成長之路，輸出女性社會價值的《送一百位女孩回家》；真實挖掘年輕人社交心態，並從中重新挖掘與審視自我的《僅三天可見》等，從脫口秀、生活分享秀、情感觀察到社交實驗……這些創新性訪談節目，正在年輕觀眾間引發觀看熱潮。
《僅三天可見》中，毛不易和陳飛宇野餐。
但除了訪談節目在形式上對市場的迎合，我們更應關注的是，其在當下時代具有的更加獨一無二的珍貴意義：當資訊爆炸，媒體良莠不齊，人們似乎開始忘記和摒棄思考的能力；價值觀遭到衝擊，認知偏差正在不同理解能力的群體之間形成。此時，我們太需要深度的、有價值的、真實的、專業的交流，實現資訊的優質篩選，以及思想的去偽存真。
在楊瀾看來，人與人、人與資訊、資訊與資訊之間的聯絡方式在改變，但它們的核心沒有變。傳媒人的工作，就是把它們發現並連線在一起，這點也沒有變。反而，在社交媒體野蠻擴張的時代，內容會出現本質的理性迴歸。“除了好玩、熱鬧的東西之外，需要一些有思考有洞察的內容。就像風浪之下，海底還是有沉澱和基礎的，熱鬧之後，還是會慢慢迴歸常識。未來，作為媒體人不要慌，要有定力，去做擅長的事情。”
《魯豫有約一日行》中，魯豫採訪劉德華、謝霆鋒。
《魯豫有約》系列節目總製片人許小滸則表示，訪談節目的井噴時代，是節目發展的“雙刃劍”。反觀世界上各個國家，實際上都沒有那麼多深度訪談節目，更多是同質化下大浪淘沙，留住更適合為大眾輸出、篩選優質內容的媒體。訪談節目逐漸減少且精品化，也是正常的、向好的趨勢。“當然我們也要關注客戶，這和內容不是割裂的。但訪談節目更重要的，還是把勁兒用在內部，怎麼能在當下的媒體環境下，讓我們的內容持續保持深入、真實，甚至是獨家。”在許小滸看來，訪談節目的真正價值是一個更專業的“抓手”，“我們不希望觀眾只在這裡看個熱鬧，而是能深度記錄下不同時代的代表人物、發展變化。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之後，當大家再開啟《魯豫有約》，仍然能有收穫，能給自己的成長提供彈藥，我們的初衷就達到了。”
新京報資深記者 張赫
資深編輯 佟娜 校對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