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湖北一季度經濟資料出爐：全省地區生產總值達9872.67億元，比上年增長58.3%。
經濟快速復甦同時，令外界更為關注的是：最近一段時間，湖北“很忙”。
一方面，在國家區域佈局中頻頻亮相：
3月13日，最新發布的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長江中游城市群從“發展壯大”升級為“最佳化提升”；
3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關於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促進長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發展”；
4月13日，《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進一步明確，“研究編制長江中游等跨省區城市群實施方案”。
另一方面，黨政“一把手”馬不停蹄：
3月16日至18日，全國“兩會”剛結束，湖北省委書記應勇，省委副書記、省長王曉東就率黨政代表團赴贛湘學習考察；
4月2日，湖北召開區域發展佈局暨縣域經濟工作推進會，被認為有著“謀全域性、抓落實、開新篇”的意義；
4月12日，外交部特別推介活動在北京舉行，湖北、武漢站到全球聚光燈下；
回漢不到一天，4月14日至17日，湖北高規格黨政代表團又奔赴滬蘇浙學習考察。
在上海，應勇特別提到，上海在推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中發揮龍頭帶動作用，值得湖北認真學習借鑑。
放眼整個長江經濟帶，如果說長三角是“龍首”，那長江中游城市群就是“龍腰”。帶動“龍腰”挺起來，湖北的謀劃路徑正日益清晰。
做高“塔尖”
上週公佈的湖北“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著力構建“一主引領、兩翼驅動、全域協同”區域發展佈局，加快構建全省高質量發展動力系統。
區域競爭力的強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塔尖”的高度。根據當地媒體解讀，這裡的“一主引領”，不再侷限於武漢“一城”，而是既充分發揮武漢的龍頭引領和輻射帶動作用，又要與武漢城市圈其他8個城市深化要素整合、產業對接等，加快同城化發展。
武漢城市圈示意圖 圖片來源：長江日報
由此，武漢提出“雄心勃勃”的目標：到2025年，經濟總量在全國同類城市中實現進位，進一步凸顯在中部地區的城市首位度。
不過，擺在湖北面前的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武漢仍面臨“大而不強”問題；另一方面，相較於其他城市群，武漢城市圈一體化程序緩慢。
2019年，武漢GDP為1.62萬億元，相當於上海的42.5%，深圳的60.2%，廣州、重慶的68.7%左右。2020年，受疫情影響，武漢經濟總量位次下滑至全國第9位，被杭州反超，身後還有勢頭迅猛的新晉GDP十強選手南京，壓力不可謂不大。
而在武漢城市圈協同發展過程中，“一些不和諧的障礙、壁壘仍然突出”。
比如，《湖北日報》去年12月的一篇報道曾指出，有孝感的園區表示，武漢外溢的產業多集中在紡織、傢俱製造等領域，規模偏小，質量不優；鄂州則有企業反映，兩地在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制約了人才流動。
反觀長三角的上海青浦、江蘇吳江、浙江嘉善，今年已經啟動跨省域國土空間規劃，“這種對接的力度與廣度，令人羨慕”。
向先進發達地區學習，關鍵在於“思想破冰”。赴滬蘇浙考察結束第二天，湖北省委書記應勇就在總結交流會上指出，“湖北發展藍圖確定以後，幹部就是決定性因素，關鍵在理念、思路、作風。”
打破思想“圍城”，武漢城市圈正加快推進“規劃同編、交通同網、科技同興、產業同鏈、民生同保”，朝著“9個城市就是1個城市”的方向努力。
最新的一個動作是，4月16日，武漢、黃石、鄂州、黃岡、孝感、咸寧、仙桃、天門、潛江9座城市的規劃部門坐到一起，明確要共同推進《武漢城市圈空間規劃》編制工作，形成指導城市圈空間發展的綱領性檔案。
抬高“底板”
“發展不夠是湖北最大的實際。”這是湖北對自身發展的最新判斷。而要實現全域高質量發展，除了做高“塔尖”，還要抬高“底板”。為此，湖北提出，“全域協同發展，差距在縣域、潛力在縣域、關鍵在縣域。”
去年11月，《求是》雜誌發表題為《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的重磅文章，其中指出：“我國現有1881個縣市，農民到縣城買房子、向縣城集聚的現象很普遍，要選擇一批條件好的縣城重點發展，加強政策引導，使之成為擴大內需的重要支撐點。”
作為國民經濟的基本單元，縣域興衰關係著發展全域性。具體到湖北，此番如此重視縣域經濟發展，正是因為“縣域經濟不強”是一塊“突出短板”。
根據賽迪顧問釋出的《2020中國縣域經濟百強研究》，我國百強縣分佈極不平衡——東部地區佔68席，中部地區佔21席、西部地區佔8席，東北地區佔3席。其中，江蘇、浙江、山東三省表現搶眼，分別佔25席、18席和15席。
湖北緊隨其後，共有7個縣市入圍，在中西部省份中拔得頭籌；從近三年表現來看，湖北入圍縣市數量不斷重新整理，依次從4個、5個增至7個。儘管如此，湖北入圍縣市排名整體靠後，缺乏在全國具有競爭力的頭部縣市。
從2020年百強縣各省份位次分佈來看，湖北無一縣市入圍TOP50，而同處中部的湖南有3個、河南和江西則各有1個。
即便只看自身情況，湖北縣域經濟“基本面”也難言樂觀。
2015年，湖北縣域經濟生產總值為17825.4億元，佔全省GDP比重60.3%。根據《湖北省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三年工作計劃（2018-2020）》提出的目標，到2020年，縣域經濟“生產總值達到2.8萬億元左右，佔全省生產總值比重穩步提升”。不過，從實際結果來看，其經濟總量離目標尚有距離，且佔GDP比重持續下降。
正是因此，湖北此次提出“三百”戰略——即支援“百強進位”、加快“百強衝刺”、加強“百強儲備”，推動更多百強縣進位提質。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湖北黨政代表團赴江蘇、浙江考察，都提到“縣域經濟”這一關鍵詞。根據公開報道，湖北還分別與上海、浙江簽署了幹部人才交流培養協議。而此前湖北在解讀如何“推動縣域經濟做大做強”時就曾透露，將“選派幹部到發達省市跟班學習”。
提高“質量”
做高“塔尖”，抬高“底板”，最終都要落腳到發展上。此前，湖北省委書記應勇指出：“我們追求的發展，是科技引領、創新驅動的發展，要把創新擺在發展全域性的核心位置，紮實推進科技強省建設。”
湖北“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爭創武漢東湖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策源地；推動武漢建立國家科技創新中心，提升湖北在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佈局中的地位。
資料顯示，武漢人才總量達260萬人，約佔全市人口總量1/4；普通高等學校數量84所，其中7所列入國家“雙一流”高校建設；在校大學生上百萬，是全國三大智力密集區之一。
家底豐厚的同時，“大而不強”的問題仍然存在。
比如，2019年武漢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4167.27億元、佔GDP的25.69%，儘管已創下歷史新高，但仍遠低於深圳9231億元、34.3%的水平。
2020年，武漢新增高新技術企業1842家、總量達6259家，與上海的年內新認定7396家、總數17012家的成績相比，還有不小差距。
正視差距，上月底，武漢召開科技創新大會，為“全力建立國家科技創新中心”指明路徑。其中，人才作為“第一資源”被再次強調。
根據相關方案，武漢將突出“高精尖缺”導向，實施武漢英才“拔節行動”“學子留漢工程”“院士專家引領十大高階產業發展行動計劃”，力爭到2025年，新引進50名左右戰略科技人才、1000名左右產業領軍人才，吸引大學生留漢就業創業不少於150萬人。
在此基礎上，依託武漢的中心優勢，還要讓創新成為帶動全域發展的新動能——
高水平建設光谷科技創新大走廊，帶動鄂州、黃石、黃岡、咸寧創新發展，打造武漢城市圈創新共同體；
推進襄陽建設漢江流域區域性創新中心，聯動十堰、隨州先進製造業創新發展；
推動宜昌建設長江中上游區域性創新中心，聯動荊州、荊門化工產業轉型升級和綠色發展……
猶記得一年前，網上不少聲音在討論：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將給湖北和武漢經濟帶來哪些影響？未來將面臨怎樣的發展前景？如今，答案似乎已在路上。（記者 劉豔美 程曉玲）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