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院離開我們的第160天,陳思誠還在死扛

今天是電影院離開我們的第幾天?

第160天。

一個稍加諷刺的事實是——

電影院離開第一週,想它;第一個月,好想它;第100天,好想好想它……但當時間指向第160天,我們關於電影院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微弱。

電影院,真的就憑空消失嗎?

沉默並不意味著已死亡。

“死亡”的確在發生。

夏日餘暉的對映下,皮卡丘還在咧嘴笑,玻璃門上一張通告還沒有被撕掉。

這家珠影耳東傳奇影城還在“祝您新春愉快!”

這是前兩天Sir在朋友圈刷到一張照片。

更早之前。

一家接一家的影院宣佈不日正式閉店。

△合肥某家影城地毯長出蘑菇

沒人了?

還有人在。

廣東一個兼職跑順風車的影院區域經理,發微信給Sir,說自己沒開滴滴了。

因為“很忙”。

颱風到了,電影院裡一片狼藉,需要維修。

正是這些或主動或被動的“堅守”,提醒我們不能心安理得地無視。

兩個月前,《Sir電影》採訪了華語電影行業所謂下游的基層人員,影院老闆、經理和發行。

最後一句話是:我想,我願在電影院看一部中國電影。

今天,這微芒的志向沒有實現。

那,我們決定逆流而上,追問1月24日,最後一批定檔的電影中,最大體量那一部導演的想法。

陳思誠很強硬:

《唐人街探案3》如果不在院線上映,就將不是“唐探3”。

沒有所謂的耐心死線,就是等。

但陳思誠在這麼“強硬”的堅持裡也滲透著一些猶豫:

我也痛苦、焦慮過。

說到底。

沒有人是局外人。

選擇?

有一種電影就是為院線而生的。

可以把信念暫時放一邊,這句話就是純物理、純技術的語境。

——它的誕生、製作以及最終呈現,都與院線大銀幕緊密相關。

原定大年初一公映的電影至少有三部屬於此。

先看兩個鏡頭。

都是一架飛機的毀滅。

前者是真的波音747被炸了,實拍,無CG,來自諾蘭的《信條》。

後者也是實拍,找的道具也是真飛機。

但更重要的意義是,它來自《緊急救援》,是華語電影努力開拓大片邊界的努力。

再就是國漫《姜子牙》。

製作團隊發給《Sir電影》一些補充資訊。

挑他們覺得難度最大的,九尾狐有九根尾巴,每一次出現,尾巴的形狀都是不一樣,相當於一個九尾狐有九倍工作量;

姜子牙是一箇中年人,之前絕大多數三維動畫很少用到“皺紋”,因為它很危險,容易讓人物變醜,但是特定角色有皺紋出現,用好了,位置、形狀和運動是準確的時候,容易讓觀眾共情。

所有這些精細的控制,這些細微的變化,就是為了大銀幕而存在。

《唐人街探案3》同樣不敢怠慢。

貓眼5月想看影片榜單中,排名第一的是它,累計想看226萬。

觀眾想看,因為IP深入人心的影響力,因為卡司的誘惑力,因為天然喜劇親民的風格。

但這些夠麼?

也是系列之一,也有數位喜劇演員助陣的電影《囧媽》,早在“大年初一天團”就率先在影片平臺與觀眾見面。

當徐崢的選擇的漣漪傳遞到陳思誠。

幾個平臺的老大打電話,找過來問,考慮嗎?考慮嗎?

他的答案都是否定。

“從疫情開始,哪怕一秒,都沒有想過在平臺上播放。”

這並非否定影片平臺的效能。

只因為針對《唐探3》,他的定位始終是:如果不在大銀幕上播放,它就不是《唐探3》。

“你可以這樣理解,它與院線、大銀幕有著更底層的共生關係。”

因為:全片使用IMAX 攝影機拍攝。

全球至今只有四部電影做到。

兩部是《復仇者聯盟》第三、四部。

另兩部是《八佰》,《唐人街探案3》。

令人唏噓。

一部遭遇了審查,一部碰著疫情。

不論誰,選擇IMAX 攝影機拍攝都是豪賭。

這部電影的視覺規格,比普通銀幕擴大將近23%,相對於無論什麼樣的置景、美術,包括群眾演員都要相對擴大,這就意味著成本也隨之擴大。

《唐探》系列有賭的資本。

《唐探1》,投資8000萬,票房8億;《唐探2》,投資3億,票房33.97億。

觀眾的胃口只會越來越大。

這種“大陣仗”,從《唐探3》預告片就略見一斑。

澡堂內部的浴池、走廊上相對而坐的人、還有相撲選手的背影,無一不是工整的對稱。

甚至,連慌亂的鏡頭——

三個偵探在車站臺階上方平臺,兩邊黑衣人湧入。

還是對稱。

以上場景中都出現了“變態”的中軸線,但你不會覺得逼仄、壓抑。

原因就在於,更開闊的取景才能夠容納更豐富的元素。

如果換成“小一些”的場子,手機、pad或者電腦,要不犧牲畫幅,要不犧牲細節,感官得犧牲多少個身位。

這還只是技術層面。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所有臺前幕後工作人員的心血付出,不是說簡簡單單換一個播放平臺就能交代。

我不是排斥網路平臺,為平臺,我不是創作了更匹配的網劇“唐探”?

實在話,網劇“唐探”的品質不差。

但由於成本、集數的客觀原因,網劇“唐探”在視覺上的呈現,許多時候只能點到為止。

這不是孰優孰劣。

是各有章法。

大開大闔、左奔右突展示案件地域背景的視覺體驗,註定只能去電影院感受。

據相關資料顯示。

《唐探3》單製片成本就約為8億。

按中國電影目前的票房回報率,影片票房至少達到40億才能回本。

——這種體量難有哪家影片平臺能獨自吞下。

陳思誠只能等。

好在,“等到電影院開門那一天”,是他與投資方、創作團隊達成共識。

未來可選擇的檔期十分有限,暑期檔多半沒了,然後就是有閤家歡容納空間的2021年春節檔。

從2020到2021。

你們還等嗎?

認命?

認命是一種消極的情緒。

面對無可躲避的結局,自暴自棄地順流而下。

認命也可以是一種清醒的認知。

面對無法左右的結局,靜水深流地與命運共舞。

疫情面前,陳思誠坦言自己就是普通人。

“對於宏觀,電影人是無用的”。

但當疫情越來越長。

陳思誠有些想法,也越來越堅定。

“除了拍電影,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其他的也不會。想清楚這一點,選擇少了。

電影影是靠一個鏡頭一個鏡頭拍的,劇本是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

正因為如此,是不是可以更加確定,你只能做電影,獻給電影。

疫情,成為中國電影人生最大的一個開放性選擇題。

有人被迫出走。

但也有因為無路可走,更死心塌地追隨電影。

“寫劇本”或“磨後期”成為堅守者唯一的選擇。

我們在努力開發劇本,但又不能透露

還在調整、改,導演都快抓破頭了。

……

總不能停。

總得做點自己能控制的。

這既然是看清自己的“無用”,也是在看清後凝固的定力。

兩個月前,《今天》雜誌刊登了演員陳沖的話:

科技越來越侵入我們的生活和創作,其實現在在拍電影幾乎沒有什麼在技術上解決不了的問題。

思想、情感、哲理、宗教已被前人表達得淋漓盡致,沒有處女地可探索了……

莎士比亞已經都寫過了,那我們應該去迷戀些什麼呢?剩下的就似乎只有技術的衝刺了。

李安仍在努力,與技術相掙扎,也許掙扎也是一種藝術。

這段話其實在去年10月的平遙電影節就提過。

一語成讖。

疫情加速了電影定義的改寫。

技術的?情感的?

碎片的?沉浸的?

線上的?線下的?

尤其最後一問,幾乎死題。

如果僅僅靠講一個故事的娛樂方式,如果沒有在另一個維度擴展出新的空間,電影院就是坐以待斃。

陳思誠判斷,拯救電影院,未來的趨勢可能越來越集中化。

資源、人才湧向頭部。

換句話理解,大片更大。

重工業屬性將不斷加強,視聽感受的極限將不斷被挑戰。

唯有此,電影或者說院線電影這個載體才可能拉開真正意義的區別。只有這樣的影片,值得去電影院去看。

大既在於投資。

也在於一個IP的積累和鍛造。

這是進入6月,《阿凡達2:水之道》在紐西蘭復拍的第一個鏡頭。

製片人喬恩·蘭道透露,片方僱傭了400名當地員工,拍5個月,僅一項成本就是7000萬美元。

《阿凡達2》單片成本2.5億美元,檔期暫定2021年12月17日。

而在國內,陳思誠透露如果順利,自己10月也將開拍一部新的電影。

能夠說的是:

“體量不算小。感謝投資方的信任,自己很幸運,在這個時候國內還能拿這樣級別投資的導演,不會多。”

今天,重新比對種種揹負商業數字的作品,不難看出:

電影的定義被割裂,推向兩端。

大片更大,小片更小。

這意味著腰部、中等投資的電影會被擠壓。

這場疫情對電影真正的打擊,可能是一場體面而自由的慘敗。

回到電影

暫時從疫情抽離一定的距離。

有幾個問題始終會擺在華語電影人的面前。

最突出的,與體制的關係。

陳思誠認為,“我們就生活在體制內,不存在妥協還是不妥協的選擇。”

有些創作的初衷是與意識形態無關的,他剛剛完成的《我和我的家鄉》部分,拉來“唐探組合”王寶強和劉昊然。

“創意實際上從去年就開始籌備,只不過被疫情耽誤了一段時間。我反而認為它是用來救市的,是華語電影的《莫斯科保衛戰》,是喜劇人的一次集結號,目的恰恰是為了振作院線。”

有一個微妙、巧合的細節被放進對話裡。

也是“大年初一天團”的徐崢在《囧媽》宣傳期,接受《十三邀》的訪問,表現出在婁燁導演面前的不自信。

徐崢說:但是我很擔心他看不上我。

而陳思誠作為演員,曾經出演過婁燁的電影《春風沉醉的夜晚》。

婁燁本身是被塗抹上很多不妥協、叛逆的色彩。似乎,華語電影的導演被分為:“婁燁”和他之外的。

“婁燁”的對立面是妥協、圓潤,乾脆就是“太商業”的導演。

當這樣“搞事情”的問題還是拋給了陳思誠。

他講了一個故事,前些時候跟導演陳凱歌吃飯,耿直地直接說,我特別喜歡《霸王別姬》,但認為它不是這個時代能誕生的電影,類似的還有《陽光燦爛的日子》等。

創作者其實是被動的,是被時代選擇的。你問下婁燁,他也未必真心希望大家看到的導演婁燁是現在這樣,他可能本來希望自己是另外一個樣子。

所以,我不知道老徐到底是不是一種謙虛的表達。我自己是不會覺得自卑,面對婁燁這樣的導演。

這張合影也是發生在去年年底某次頒獎活動。

陳思誠與郭帆、吳京、徐崢有了一次“賣萌”的合影,網友稱這張自拍價值200億。

彼時,“大年初一天團”已經緊鑼密鼓、摩拳擦掌地開始了前期的宣發準備。

2019年,中國電影總票房達到642億。

如果沒有疫情,春節檔如約,很多業內人士預排會有70億。

然而,時間被定格。

2020年的華語電影迄今還未重啟。

疫情給華語電影帶來了什麼?

有些問題是迫在眉睫。

如賈樟柯微博所說,有的電影企業日虧損100萬,100萬影院從業者需要解決生計。

還有一些問題,是藝術的,形而上的,甚至答案都不確定。

如電影到底是什麼,它該怎麼走?

如我是誰,我與體制、群體、世界的關係又將如何。

爭論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突出與沉重。

但發聲也從未像今天這樣需要謹慎。

怕被解讀、怕被暴力。

該呼籲的話Sir說過太多太多了。

陳思誠承認曾經走過彎路,對自己有過一些誤判,現在確定拍電影是他真心想做的,“迄今為止,我可以保證地說,都是自己真正想拍的。”

陳思誠說過自己也焦慮、迷惘,但“很快就穩住”。

因為他尋找到另一種身份去覆蓋導演以及演員的身份,那就是團隊的leader。

他在對話時說,手邊正好放了一本書,名為《一生的旅程》,“迪士尼CEO自述批次打造超級IP的經營哲學”,顯然,陳思誠在這本書以及作者身上找到了自己與“唐探”系列的投射:必須成功,只能成功。

Sir反而想提當初看《唐人街1》的第一感受。

2016年1月4日,《我把新年第一部驚喜國產給了它》。

有三句話。

一。

《唐人街探案》讓國產片近乎絕跡的推理犯罪又一次登上大銀幕。

二。

Sir並不贊同將《唐人街探案》拔高到史無前例的地位。

前松後緊的結構與過分瘋癲的表演都是無可迴避的瑕疵——哪來那麼多驚豔。

三是一個細節。

最無邪也最邪惡的張子楓把一張白紙立在桌面。

說:

“個體生命不同,但世間善惡總量不變。每個人從出生起就註定扮演各自的角色,有的是善,有的是惡。”

與那張被立起來的白紙,最終重疊,完整出電影細思極恐的世界觀。

在這個世界,善惡並非你死我活。

你把惡趕盡殺絕,善也就沒有立足之地。

透過此片,Sir開始期待陳思成導演的下一部。

回到今天對話。

導演陳思誠是“大年初一天團”裡唯一一個願意接受採訪的導演。

這關於他的資本與性格。

但回到電影。

不管它怎麼被改寫、Sir還是認為,它的最好形態就是忠於作者。

它可以是《春風沉醉》,也可以是《唐人街探案》。

它可以是秦昊,也可以是王寶強。

它可以是婁燁,也可以是陳思誠。

但。

最最關鍵的,它可以不像婁燁,也不必像陳思誠。

不必奪目但必須是真實的表達。

是我們的一部分但誰也不能真正擁有它。

這才是電影。

我們離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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