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因為疫情防控，今年北京國際電影節多數大師班活動都事先進行了錄製。雖然都是滿滿的乾貨，但更像是一場知識分享課堂。9月24日晚，本屆唯一一場現場的電影大師班——鞏俐電影大師班，在北京雁棲湖畔舉行。
作為本屆北影節“天壇獎”主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的她，或許是因為剛結束評獎工作，當晚的她看起來整個人非常輕鬆自在，更是在大師班上，找來了新片《蘭心大劇院》的搭檔——導演婁燁，以及演員張頌文、趙又廷，分享名為“電影與我們”的話題。
整場活動下來，四位電影人談“演技”、聊創作、望未來，或者更像是一場屬於鞏俐的聚會——鞏俐和她的朋友們。
正如鞏俐在最後說的那句話，“在快節奏的時代，作為演員要沉澱下來，別走得那麼急。要有時間靜下來，慢一點，思考一下，如果要做這個職業，只有熱愛，才能堅守。”或許，這就是整場活動的核心。
談電影萌芽
“小時候給哥哥們畫電影票”
談及自己和電影的關係，鞏俐的故事顯得童趣十足。
因為父母是大學老師，從小就在學校大院長大。那會兒大院裡都有大禮堂，每週會進行電影放映。小鞏俐當時就喜歡收集那些不同顏色的電影票，沒事兒就觀察研究。
有一天，大她十幾歲的哥哥說想看電影，可是苦於沒有電影票。鞏俐就和他進行“交易”——哥哥幫她完成作業，她就給哥哥電影票。哥哥也好奇，這麼小的孩子哪能搞到電影票呢？
實際上，鞏俐根據當週影院影票的真實顏色，找來相應的紙張，自己進行繪製，“因為那時候檢票口是很黑，點票的時候看不清這張票是畫的還是真的。”
用這種小辦法，鞏俐當時和哥哥們看了不少電影，但這並沒有因此讓她想成為一名電影演員，“我媽和我說，我的眼睛不夠大，也不夠白，就當一個老師吧。”
長大後的鞏俐就分別去當時的曲阜師範學院、山東師範學院等師範類院校考學，可是得到的反饋均是她的聲音太低，不太適合當音樂老師。
後來，鞏俐遇到了尹大為老師，對方建議她試著報考表演，“我當時是一張白紙，但我對很多東西都很敏感，就很喜歡模仿東西，模仿人。”雖然抱著一試的心態，鞏俐卻認定自己不能拍電影，可以去演話劇，能在舞臺上唱唱跳跳。最終，鞏俐成為了中央戲劇學院第一期影視班的一份子。
相比起鞏俐，張頌文的電影種子則是4歲的時候就種下了。
“那會兒家裡沒人照顧我，就找了隔壁的盧伯伯。他是一位電影放映員，我每天就跟著他上班，一直等到晚上放完電影才回家。”
有了這樣的機會，並不是意味著小張頌文就有了很多觀影機會，畢竟當時電影院半年只放一部電影，“放到後來，觀眾就發現有個小孩能跟著背臺詞，他們就覺得我很厲害，給我買甘蔗和花生，所以我那時候覺得電影很好，只是我覺得長大了，能放電影就好了。”
24歲的張頌文，已經在社會上工作了數年，但並沒有熄滅他心中的“電影夢”，他毅然決然地要報考北京電影學院，“那時候我想，做電影應該是我這輩子最快樂的事情了”。
談電影入門
“《秋菊打官司》讓我懂電影”
從《紅高粱》到即將上映的《蘭心大劇院》，鞏俐見證了中國電影一步步走上國際領獎臺。作為電影的寵兒，在大學求學的時候，竟然曾被劇組“退貨”。
大一暑假，學校希望學生能出去實習，有機會出演電視劇或者電影，只要老師批准就可以。這時候，一位戲文系的學姐，告訴鞏俐有一個電視劇的機會，但不給錢。鞏俐抱著要交作業的心態，就和這位學姐坐火車去了成都試戲。
結果見了導演一面，對方瞭解了鞏俐的情況，甚至連試戲都沒有給，就讓她“回去等訊息”了。天真的她還真的回去等著，隔天遇到了老師，老師瞭解了情況，跟她開玩笑說，你是被他們退回來了吧。
當時鞏俐覺得很受挫，那時候她有山東口音，老師也讓她趁著假期好好練臺詞。鞏俐說，現在很多年輕學生肯定也會有這樣的經歷，沒關係，被退回來就繼續練就好了，不要放棄。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為錯過了這部電視劇的機會，才讓鞏俐有緣得到了張藝謀丟擲的橄欖枝，出演了電影《紅高粱》。
但拍攝《紅高粱》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因為在學校仍是出演話劇、小品，鞏俐對自己的定義還是“話劇演員”。
到了《紅高粱》的現場，反而懵了，“話劇上臺以後可以自由發揮，剛拍電影時就不太習慣。拍《紅高粱》從中間的情節開始拍，狀態就不太明白，後來透過和導演的溝通才慢慢明白。”
直到拍攝了電影《秋菊打官司》，鞏俐才覺得真正進入電影，喜歡電影。
“拍《秋菊打官司》的時候，說這是一個半紀實的感覺，攝影機在哪我們演員都不知道，我們戴著一個耳麥，然後有圍巾擋著，80%都是這麼演的，也沒有很多提示。那部電影給了我一個類似舞臺的自由度，那時候我覺得對影像的感覺，和攝影機之間的關係就不一樣了。”
《蘭心大劇院》的拍攝讓鞏俐又回到了那種狀態，或許自由是演員找到自己和電影關係的秘訣，張頌文亦是如此。
大學畢業之後，張頌文一直在拍攝一些電視劇，有一天接到了婁燁導演的邀約，拍攝電影《春風沉醉的夜晚》。
有一場張頌文和譚卓在出租屋裡聊天的戲，結果因為道具老師的道具手機太逼真了，張頌文在進場時錯拿了自己的手機。結果拍完劇本上的內容後，導演並沒有喊停，突然手機響了，張頌文一看手機，看見是自己朋友的號碼，才意識到自己拿錯手機的事情，“這是大忌，我特別希望導演能喊停”。
萬萬沒想到，不僅導演沒喊停，電話還一直響得不停。無奈之下，張頌文只好硬著頭皮接通電話聊了起來，甚至最後連一旁尷尬的譚卓，也配合著。
就這樣，整個狀態持續了半個小時，婁燁才最終喊停，張頌文正準備和他道歉時，沒想到婁燁說，最後半小時打電話演得最好。
“我後來都很激動，在那個半小時裡，我有5分鐘忘記了我在拍電影，真的就是想掛電話。原來婁燁導演可以營造一個沒有邊界的牆給你，讓你忘了這是戲劇、電影，還是生活。”
談觀察生活
“鞏俐影響了我近20年”
張頌文回憶自己2002年時，租借演員劉佩琦的房子，那時劉佩琦告訴他，家裡的東西可以隨便用，但是這個櫃子裡的別扔了，如果冬天冷，可以穿櫃子裡的軍大衣。
“有一天我拿軍大衣出來穿，掉出來一本紅色的筆記本，撿的時候，我手都抖了，上面寫著《〈秋菊打官司〉拍攝日記》。我那時候蹲在地上看的，看了三個小時，我站起來的時候，都摔了一跟頭。”
在那本本子上，讓張頌文印象深刻的則是其中第一篇，上面寫著，“我到車站的時候，劇組的同志來接我，我們在站臺聊天，再坐著大巴車回去。在車上，我才發現接我的人裡面有小俐（鞏俐），我居然沒認出來。她竟然已經變成了當地的農村婦女。後來一問劇組的同志，我才知道她提前一個月就在一個當地農村人家住。”
劉佩琦把在《秋菊打官司》的拍攝細節，非常清楚地寫在了本子裡，張頌文感嘆，“我在讀那個本子的時候，覺得自己功力大增。”
談演技
“我不認可演技說”
外界對鞏俐的演技已經毋庸置疑，張頌文更是憑藉著《風中有朵雨做的雲》《隱秘的角落》等影視作品，積攢了不少好口碑，趙又廷在剛播出的《理想之城》中也收穫了不少認可。
“演技”自然是很難跳過的話題。可萬萬沒想到，鞏俐卻公開表示，不認可“演技說”。
“我覺得這個詞就不太對，‘演技特別好’，就變成一個技巧了，演員是不需要什麼技巧的，用技巧塑造人物就會很生硬，所以‘技’就不要，用你的心去感受就好了。”
但鞏俐表示，技巧是演員在準備角色的過程中，角色有特殊身份、技能時，應該提前做準備。
“比如《藝伎回憶錄》裡有一個扇子的動作，導演說很重要，我就練了幾個月，每天練了幾千下，終於成功了。結果電影裡只展現了一秒鐘。你練完之後這個技巧可能就長在你身上了。”
“還有《蘭心大劇院》，婁燁讓我練拆槍，說你們撤退時要拿槍，在黑夜裡裝子彈。拍完發現那個鏡頭刪掉了，但我也明白，這個技能需要長在於堇身上，拍不拍都不重要了。導演讓你做的事情肯定是有原因的。”
張頌文現場也爆料，自己在拍攝空隙間，想找武術指導對自己進行指導，結果對方被鞏俐提前很久就預定了，“因為鞏俐覺得自己前幾天開槍，會在子彈射出來的時候，下意識閉眼睛，她想練成最後不會有這樣的應激反應。”
回到演技的話題，趙又廷同樣坦言“不太喜歡”，但如果理解為對錶演的審美，對戲劇的敏感度是可以接受的。
“有人說，你怎麼演都演不過老人、孩子和狗，狗很真實，但你不能說“這條狗演得特別好”。我們喜歡的、追求的都是同一種東西，都是本質上的人類情感。”
但曾擔任過表演老師的張頌文，對此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演技好”這個說法，就是一種觀眾對演員的褒獎。
到了鞏俐這樣位置的演員，可能認為表演沒有技術了，但是年輕演員都認為演技很重要，這是一個過程。如果一個年輕的演員，演了七八年之後，問鞏俐能不能教他演技，旁人就會覺得很好笑，“因為每個人有獨特的創作方法，沒法直接教給別人，因為在後天當中，每個演員都應該尋找一個他自己獨特的創作方法”。
談新作《蘭心大劇院》
“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
雖然“演技說”在現場仍有爭論，但對於鞏俐和趙又廷而言，這次出演《蘭心大劇院》對自己而言，都有很大的一次突破。
鞏俐現場更是直言，“《蘭心大劇院》是一部偉大的作品。所以過程也是一個偉大作品的創作過程。創作不是那麼簡單，用了4個月時間，導演給了我們充足的自由，拍攝過程中有很多困難，但是身臨其境之後覺得是應該做的。我們找到一些廢墟，還有自己搭的景，環境不是很好，但是在那個環境下拍了這樣的電影，很不容易，我們都是全心投入。”
對於張頌文而言，整個拍攝既用心，又“烏龍”。
“印象最深刻，剛到上海的時候，造型總監找來了100年前的衣服讓我們穿上，告訴我們各種顏色搭配的意義，但我到了威尼斯才知道，這是一部黑白電影。”
或許這種意外正如同趙又廷所說，像是一場美夢。
“導演儘可能還原到當時的場景，我們穿著那樣的衣服，在那樣的環境，就非常身臨其境。我自己也打破了自己以前比較僵化的表演方式，拍完這部戲，很捨不得殺青。”
一旁的鞏俐不忍問到，“現在醒了嗎？”
“導演找我拍下一部才能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