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5日，著名保護生物學家洛夫喬伊（Thomas E. Lovejoy，1941-2021）和最會講故事的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1936-2021）去世。27日下午，從“三疊紀”微信朋友圈讀到訊息，當今最偉大的博物學家愛德華·O.威爾遜（Edward O. Wilson，1929-2021）於26日去世。真不敢相信，這些天是怎樣的日子？
威爾遜是我們這個時代博物學的符號和見證。他在，博物學在！立即想到楊時的一句詩：“清江渺渺綠浮天，博物無人繼昔賢。”西方博物學從亞里士多德、塞奧弗拉斯特、老普林尼、格斯納，到培根、G.懷特、布豐、林奈、康德、達爾文、梭羅、華萊士、J.赫胥黎、邁爾、勞倫茨、S.古爾德，構成一個連綿不絕的學人鏈條，“博物學傳統”對人類認知一直髮揮著重要作用，在當下頑強地平衡著還原論強勢傳統。這些大賢早就謝世，現在威爾遜也走了，面對複雜的世界和條塊分割的學術，誰來彌合分裂，誰來指引剛有復興跡象的博物學文化走向？
胸懷遠大，深入“敵營”
美國科學史家、曾任科學史學會主席的法伯（Paul L. Farber,也在2021年去世）在《探尋自然的秩序：從林奈到威爾遜的博物學傳統》最後一章“作為通才的博物學家威爾遜”中簡要描述了威爾遜的貢獻，比如：跨越組織層次考察生物種群、拯救生物多樣性、與麥克阿瑟合作研究島嶼生物地理學、溝通數理和還原論傳統與博物學傳統、將達爾文的演化論推進到一個新階段、提出社會生物學的設想、促進科學與人文的溝通。作為一名資深博物學家，他也時常被誤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博物學傳統的偉大捍衛者的威爾遜，卻幫助發展了否定博物學價值的研究”（法伯，第134頁）。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遭受普遍誤解，有示威者用高音喇叭叫喊，要求他辭職。1978年受教母級文化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的邀請威爾遜在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發表演講。不但有七八人舉標語抗議，還有一名年輕女子跳上講臺往威爾遜頭上潑水，高呼“威爾遜，你腦袋進水了（Wilson, you’re all wet）！”威爾遜忍受著，保持了應有的風度，沒有要求那女子離場，更沒有報警。威爾遜贏得了長時間的掌聲。
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的兩位同事、左派學者古爾德和路翁亭（Richard C. Lewontin，1929-2021）甚至也極力反對威爾遜。從更宏大的尺度看，也許路翁亭反對“還原論”有道理，但他表現得有些冒進、挑剔。路翁亭某種意義上是“哲人科學家”，舉止充滿了批判性，而威爾遜是“博物科學家”，表現得更寬容，更務實。
幾十年過去，時間消除了人們的疑慮，威爾遜非凡之處恰在於視野廣闊、見解獨到，他努力吸收對立陣營還原論的新成果為己所用。他並沒有遺忘、消滅自己的博物學立場，反而沿著布豐、康德之路，把極具包容性的博物學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威爾遜是少有的能夠“深入敵營”的勇士，就如數學家曼德爾勃羅特（B.B. Mandelbrot，1924-2010）能夠欣賞湯普森（D'Arcy W. Thompson，1860-1948），從博物學陣營汲取營養從而提出分形概念，推動了複雜性研究一般。
在這個時代，能夠堅持作為博物學家、把自傳的書名確定為《博物學家》就已屬不易，又能向“敵人”學習用來改進自身學科，可謂難上加難。威爾遜可謂亞里士多德以來把自然主義貫徹到底的最堅定學者。巧的是，自然主義者（naturalist）與博物學家在英文中是一個詞。威爾遜沒有背叛博物學，“在我心底，我終身都是名探險博物學家。”（In my heart I will be an explorer naturalist until I die）（《博物學家》，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第445頁）
在《創世紀》中，威爾遜說：“社會生物學研究融合了博物學和遺傳學”（《創世紀》，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第93頁），對群體選擇過程的解釋，要以博物學觀察和實驗室研究為基礎（第98頁）。這個總結並無太大新意，只不過重複了F.培根（1561-1626）近代早期關於學術改革的呼聲。培根用的拉丁片語為historia naturalis et experimentalis，翻譯成英語為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培根呼籲透過博物學（對應於自然的探究）和新興起的實驗研究，而抵達真正的學術“natural philosophy”。
從培根算起，四百多年後，人類獲得基本知識的手法並沒有改變。培根講了兩件事，可否刪除一個或由一個完全代表兩者？不可以！在今天，要特別強調博物學扮演著重要角色，因為實驗研究人們都很重視，不需要再額外強調。前者關注生活世界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提供宏觀視野和成功標準，後者追求深度，揭示背後規則，保證限定條件下現象的可重複性。歸納與演繹、猜想與反駁在其中交叉進行，暢行無礙。
“人類世”三部曲
威爾遜著作等身，除了較專門的螞蟻專著和論文之外，大部分都介面友好，可讀性強。如果沒時間細讀他的所有作品，又急著得到操作指南，建議閱讀《半個地球》和《創世紀》這兩部最近出版的“小冊子”。
其中前者是威爾遜“人類世”三部曲中的最後一部。“人類世”是從地質學的角度提出一個概念，在地層學中還沒有完全確立，或者說還有爭議，但其他領域的學者已經迫不及待地採用它來敘述問題了。威爾遜也不例外。三部曲第一部為《對地球的社會征服》，大意說人這個物種藉助其罕見的社會組織形式，完成對大自然的征服。第二部《人類存在的含義》敘述人類是環境中的一個自然物種，但創造了新的環境，可悲的是，人的肉體和心靈均無法很好地適應新環境。在人類世中，人這個物種的適應性非常差。第三部《半個地球》則坦言，人類應當把行星表面的一半交還大自然，只有這樣做未來才有希望。為何是一半而不是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一方面有生態保育上的考慮，一方面有心理層面的考慮。保育的視窗正在關閉中，如果不抓住機會，可能陷入萬劫不復境地。
“半個地球”，是一個目標，是一種口號，是科學也是政治。這一觀點，體現了威爾遜特有的智慧：表面模糊，但定性上準確，便於公眾理解。在實際操作中它暗示人們開發利用大自然，要留有餘地；留多少？至少留一半！這一原則應當還原論地層層加以落實，以確保整個蓋婭生態系統處於安全狀態。
在《半個地球》的結尾處，威爾遜總結道：“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不要再繼續傷害生物圈。”傷害自己生存的環境？作為理性的動物，怎麼會走到這地步？除人以外還有別的物種如此無知、放肆、道德敗壞？沒有。對人而言，一切皆以文明、科學、理性進步的名義進行，結果卻走向反面。這表明，過去長久堅信的價值觀出了問題。人類要對自己的道德觀念進行一次大調整，要對其他生命形式許下重要承諾，要保護孕育了人類文明的荒野。荒野沒了，人類歷史也就終結了。不過，威爾遜也提醒，此時不要迷戀不靠譜的宗教信條，也不要陷於無聊的哲學論爭。哲學並非沒有用。要透過博物實踐、科學研究歸納出基本的倫理信念。如果“自私的基因”可以成立的話，利他主義也是人的一項本能。對“博物者”（中國古代就有這一概念，它對應於naturalist），這並非什麼全新的思想，達爾文就有這樣的想法，民間諺語也與此呼應。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中已經清晰論述了組織與道德的力量，威爾遜相信前輩的遠見。
“還是曾經的那個少年”
威爾遜成名後，深愛讀者喜愛，筆法愈加成熟老練、富有創意。
在《論契合：知識的統合》中，他討論啟蒙運動、科學興起，從基因到文化，從社會科學到藝術闡釋，一直討論到倫理和宗教。威爾遜明確拒斥康德、摩爾、羅爾斯之哲學的先驗成分，他們是因為不知道現代生物學和實驗心理學才提出那樣的觀點。威爾遜駕輕就熟地評論懷疑論、“自然主義謬誤”關於“是”與“應當”的不可能推演。他進一步犀利地指出，宗教從它的主要盟友“部落主義”那裡汲取力量，甚至許多宗教也是透過自然選擇演化出來的。
在《生命的未來》中，他虛擬了與梭羅的通訊，他站在那裡，只為了一個目的：“成為一名徹底的梭羅信徒”：“我們跨越150年直接交流，這是不是很奇怪呢？我倒並不認為。如果主題是博物學，這種方式也就不奇怪了。”“梭羅，一名徹頭徹尾的博物學家，你應該喜歡這個生物多樣性日（Biodiversity Day）,這是我們為了紀念你而在最近舉行的。”（《生命的未來》，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第7-8頁）在論及遺傳工程時，威爾遜說：“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如何在養活數十億新增加人口的同時，也能夠拯救其他的生命，而不會陷入威脅其自由與安全的類似‘浮士德交易’的陷阱中。”（《生命的未來》，第142頁）
威爾遜的專業領域是螞蟻，一類小小的昆蟲，一生中他描述了四百多個新類群。在《給年輕科學家的信》中，威爾遜說螞蟻在一億多年前就出現了，1966年已經找到9000萬年前的螞蟻化石，它們完好地儲存在琥珀中。螞蟻小得可憐，似乎不值得為其奉獻一生，但是地球上螞蟻的總重量大約與全人類的體重相當，因為它們多極了。威爾遜不但描述了新種及其生態，還研究了昆蟲資訊素，開啟了全新的科學領域。
他怎麼會對人以外的其他小動物感興趣？一切的一切可以上溯到美國佛羅里達天堂海灘那個少年。七歲的威爾遜凝視水中的大西洋棘水母，端詳著它。從這個少年的專注，可以設想博物學家是如何誕生的。“在關鍵時刻獲取豐富的實踐經驗，而非系統知識，才是造就博物學家的重要因素。所以說，最好先當個野人，什麼學名、解剖學知識，都不知道也不要緊，最好能先花上大量時間去隨意探索和做夢。”（《博物學家》，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第11頁）這當然不是威爾遜一個人的看法，海洋博物學家、《寂靜的春天》作者卡森也非常認同這一點，她說童年時光是培育感情和感覺沃土的大好時期，而種子將從沃土中長出。
還是在天堂海灘，威爾遜因為釣上的一條魚的背鰭扎壞了右眼，後來又影響了聽力，這些似乎註定了他不可能成為博物學家，但事實上這些僅僅限制了一些可能性。1940年，威爾遜十歲，小學老師在家長信中說：“威爾遜頗具寫作天賦，而且當他把這種天分和他廣博的昆蟲知識結合起來時，能夠創造出極佳的成果。”（《博物學家》第70頁）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威爾遜迷上了螞蟻。從後向前看，這位小學五年級教師簡直神預測！寫作、螞蟻、成果！就寫作而言兩次獲得普利策獎算是一個證明，就螞蟻研究而言，他是世界頭號選手。
按照這個路線，1943年，14歲的威爾遜受邀請擔任童子軍夏令營的博物學顧問，“當年心中只有博物學”（《博物學家》第97頁）。1945年，快要入大學時，威爾遜覺得必須嚴肅面對未來的職業規劃。對昆蟲的熱愛是無疑的，但是研究哪類昆蟲呢？“我不考慮蝴蝶，它們太有名了。”斟酌再三，他決定研究亞拉巴馬州的螞蟻。這一選擇得到國家自然博物館螞蟻專家史密斯的肯定。在哈佛大學讀本科時，1952年威爾遜與好友艾斯納把整個暑假用來研究昆蟲。他們開著十年前出廠的老雪佛蘭，從麻省朝北向安大略開去，橫越北美大草原上的幾個州，來到蒙大拿及愛達荷，再從那裡到達加利福尼亞、內華達、亞利桑那、新墨西哥，然後沿海岸返回學校。他們倆“好似博物學遊民”，生活在世界邊緣。此次考察，他們目睹了北美洲主要的生態系統，奠定其野外生物學的終生熱情。1953年威爾遜成為幸運兒，獲得研究生特別獎助金，藉助此資助他終於有機會前往古巴考察。之後，成功之路無法阻擋。1955年威爾遜從哈佛大學畢業，擔任助理教授，1958年接到斯坦福大學的終身教職（副教授）聘請，但是最終還是母校哈佛給了他終身教職，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哈佛。
是什麼成就了當代最偉大的博物學家威爾遜？是好奇心，是對昆蟲的無盡興趣。看著他的傳記，他寫的每一部書，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還是曾經的那個少年”，天堂海灘盯著水母的那個小孩。安德森說：“我們生來都是博物學家，隨後的發展取決於每個人的機會、環境和境遇。”博物學家？詞太大，承受不了，“博物者”可能更合適，人人都有博物潛質。想一想，是誰是什麼讓我們遺忘了博物學，變得對大自然冷漠？
2021.12.28
作者：劉華傑
編輯：謝 娟
責任編輯：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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