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流森
影片|複合型人才
電影《觀音山》裡，南風、丁波、肥皂一行人扒火車，自由而瀟灑；電影《兔子暴力》裡，曲婷帶著水青一行人，開著汽車向老隧道飛馳，那一刻同樣是自由的。
兩部電影裡的這兩個橋段都是監製方勵的堅持，也都讓電影中的某些疼痛青春的影子，有了片刻的灑脫。
從《觀音山》到《兔子暴力》，兩個不同的故事，但同樣的南方城市賦予了類似的氣質。方勵還是當初那個操盤所有的監製，李玉則從“導演”換位到了“監製”，為申瑜這部處女作《兔子暴力》保駕護航。
燙手山芋
“我信任李玉導演的品味和電影審美，她事先提醒過了我，《兔子暴力》的劇本可能會是大工程。而我還是得代表公司，要和申瑜導演見一面。”第一次見之後，方勵告訴李玉，“你帶回來了一個燙手山芋。”
在面對我們採訪的時候，兩位合作許久的搭檔就對故事的起因陷入了“爭論”。方勵記憶很好，回憶起5年前的事情，比“把作品帶回勞雷影業”的李玉更清楚。
2016年，申瑜帶著《兔子暴力》參加了中國導演協會首屆“青蔥計劃”，併成為五強。作為當時訓練營導師的李玉，最終選擇孵化這個長片專案。
李玉選擇它的理由很簡單，這個專案很獨特，“就是對愛太渴望了，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母女關係。”故事並不成熟，就好像是在菜市場買了很多好吃的原料，但並沒有做成一桌佳餚。
第一次見申瑜的時候，方勵還在為《百鳥朝鳳》的推廣忙前忙後，他認同搭檔對於劇本的認可，“都是很好的素材，但內容太多了”。方勵和申瑜說，如果她願意信任李玉導演，信任勞雷影業，大家就從頭開發這個劇本。兩人的對話就在當時還沒裝修完工的勞雷影業辦公室，方勵儘可能把手上的籌碼都給申瑜看到。
申瑜和方勵要了一個月的時間，想自己再邀請一位編劇，對現有的內容進行調整。等到真正第一次集體開會時，方勵和李玉看到了新版劇本，都覺得“像回事兒了”。
方勵開會有個習慣，從來不第一個說話，永遠等到最後給大家作總結。李玉調侃他就是想聽大家說什麼，方勵坦言，這樣不會讓大家覺得他這位監製太強勢。
當天會議結束，電影有明確的兩個方向可以做，但最重點仍是水青和曲婷的母女關係。核心有了，後續就要為作品建立枝幹，方勵前後又和申瑜、邱玉潔開了無數策劃會，對每個人物有過很多深層次的研究，但兩位編劇始終掌握不好曲婷這個角色。
“2018年我叫停了這個專案”，方勵那會兒或許有點急了，目的只是想讓作品能以更好的形式呈現。李玉則一旁舒緩大家的情緒，“2019年開拍前，我們其實也還在改劇本”。
叫停專案期間，方勵讓兩位編劇去了趟攀枝花市採風。讓城市參與到電影的故事之中，這也是李玉對這位“老江湖”搭檔最服氣的地方，當初《觀音山》裡取景地，亦是方勵的功勞。
雙向選擇
“你不覺得我從那麼多劇本中選擇了它，本身就是我的喜好嗎？”《觀音山》和《兔子暴力》的核心都是原生家庭之痛，冥冥之中也切中了李玉。
男性在李玉的電影裡是面目模糊的，他們是施暴者，也是困境的製造者和傷害發生時的旁觀者，李玉多年前的採訪裡也承認，過去確實拍了不少不幸的故事。電影《觀音山》裡，南方坐上了列車，向過去告別，似乎就是李玉當初跳上開往北京的火車。
《兔子暴力》亦是如此。
在作品創作中期的時候，團隊中偶有人發出兩部電影相像的聲音。方勵看來則不然，或許只是指拍攝景別和攝影風格相似導致的。但隨著話題的深入，細細想來，他也不得不承認，兩者故事的出發都是類似的，都有屬於一個時代的失落感。
“因為你和申瑜都經歷了原生家庭之痛，所以有共同語言。”方勵最終揭穿了他們之間的那層薄衫。“所以拍電影拍到最後還是在拍自己吧，看到的都是自己。”李玉若有所思地自答到。
或許申瑜從一開始就選擇了李玉。有一天兩人在閒聊，申瑜告訴對方，她們第一次見面並不是在“青蔥計劃”上，而是在《觀音山》的慶功酒會上。那會兒申瑜老公是電影攝影曾劍組裡的成員，在之前她就看過劇本，“她告訴我，只是看劇本就感慨還能有這樣的劇本，看完成片之後，也很喜歡。”
“申瑜可能從骨子裡就是喜歡這樣的電影。”或許正是雙向選擇的緣分，也讓申瑜願意把更多時間交給方勵和李玉。
黑臉，白臉
“我們為了避免吵架，也提前分了一下工。”李玉調侃到。或許面對這兩位搭檔，爭吵早已是家常便飯。
方勵在劇本方面，出了很多主意想法，甚至涉及了電影結構和細節，“舊隧道是我給的建議，唯一沒聽我的，主要也是沒有時間了，就是最後一場河灘的戲，本來想在二灘水電站下面弄的。”方勵對這個情節有些小遺憾。李玉也承認，那樣呈現的故事就會和現在很不一樣了。
李玉把重心更多放在了訓練演員方面，這次從導演角度去做監製，她似乎能更好地體恤導演本身的立場。作為女性，扶持一位女性導演的作品，也會比方勵注意其中的邊界感。
“我們就是一個唱黑臉，一個唱白臉。”李玉指了指一旁的方勵，示意在整個溝通中，他承擔著“反派”作用。
方勵急忙“找補”，“我也不會說難聽的話，我唱黑臉不是粗暴，是我會堅持，我會不斷說這件事情，寸步不讓。”
《兔子暴力》的配樂是申瑜和方勵對抗最久的一環。起初申瑜找人做的配樂並不能說服方勵，甚至在他看來，這都不是電影音樂，“它沒有時間和空間，只有人，都沒有參與到敘事裡。”
靠著人情，方勵找來了合作多年的裴曼·雅茨達尼安，這位伊朗電影大師阿巴斯的御用配樂大師很快就為開頭創作了一段音樂。看完這一版本的配樂之後，申瑜才終於說了一句話，“原來這些東西是對的。”
申瑜每每在和方勵僵持不下的時候，她通常就會跑去找李玉。李玉明白，這些問題都是新人導演必經的坎，自己又不可能手把手幫她拍，只能陪她聊。除了《兔子暴力》之外，方勵和李玉監製的另一部電影《1999》也是如此，“我要努力去建立導演的權威，我覺得衝勁和兼聽則明都是新人導演應該有的東西。”
“但導演有堅持也是對的，我們不會合作一個不堅持的導演，也不會合作一個不任性的導演。”即便是採訪過程中，李玉依舊會慣性擔當“白臉”。
尋找共鳴
李玉“吐槽”方勵，“我跟你合作的第一部電影，你就管了劇本，其他什麼也都不管。”聽到這句“指責”，方勵反而小脾氣上來了，翻起了舊賬，“怎麼沒管，當時音樂出來之後，你把我罵了一頓。”
《紅顏》初剪剛出來，方勵找了作曲師配樂，結果最後全被李玉否決了，“那會我都已經付完錢了，但對方做的內容確實有問題。”
從導演和監製的關係，到“雙監製”的身份，兩人似乎找到了當初做《紅顏》的狀態。尤其是面對同樣的女性導演的申瑜，那種電影人共有的情緒是有默契的，“不過她那會兒性格會更烈。”方勵指了指李玉，直接開始“控訴”，“我的茶几被踢翻，剪輯的時候電腦給摔了倆”
熟悉這兩位的人都知道，從《紅顏》到現在，每個專案都會吵，但吵完把事情解決就行。就像方勵自己所說，他不強勢，所有事情放在臺面上大家一起討論，他最後通常尊重大家的意見。
李玉從女性視角去完成劇本創作，而方勵則以男性視角介入，並用自己多年的“老江湖”經歷，儘可能展現更大的格局。
李玉和方勵通常各自佔50%的話語權，只是看最後誰能說服誰。但電影的魅力往往是在一次次的拉鋸碰撞中產生的。方勵合作過導演並不少，王超、婁燁、李玉、李睿珺，甚至還有韓寒，但在這群導演中，唯有李玉保持了長達16年的合作關係，更在旗下的勞雷影業，成立了李玉導演工作室。
算上共同監製的《兔子暴力》，已經有7部電影作品和觀眾見面了。《觀音山》始終是外界公認品質最好的一部作品，方勵和李玉也理解。但《兔子暴力》從來不是一件複製品，方勵也沒興趣做這樣的事情。甚至在方勵自己維度裡，最滿意的作品並不是《觀音山》。
可是重要嗎？他很淡定。
在他看來，每部電影最終的樣子，都是每個幕後工作人員在創作過程中有感而發的結果。電影是文化藝術，不止是服務當下的觀眾，還會傳承下去，可能觀眾未來再看的時候，又會有新的解讀。
起起伏伏近20年，他做電影的初心沒變，就是能找到和自己創作想法有強烈共鳴的人。他明白，這種“共鳴”通常是少數，但沒關係，只要找到就好。
給未來
《觀音山》裡，張艾嘉問和尚，什麼是未來？和尚說，“無生無死就是最好的未來，人不應該永遠孤獨的。”聽罷，她的臉上浮現出一種複雜的表情，第二天，她遠遠地和那群年輕人揮手告別。和尚說，那是她放下了。
採訪結束，我們問方勵，這幾年做電影，似乎口碑和票房都備受爭議的，會不會有些遺憾。早年採訪的時候，方勵就曾說過，他一直在用科技公司賺的錢去補充電影這塊。但隨著市場的變化，我們也還是會好奇，眼前這位製片人的心態是否有所改變。
他給出了6年前說的話，“我做電影三分之一是為自己做，三分之一是為現在的觀眾做，三分之一是為未來的觀眾做的。”
“那李玉導演呢？”
“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我們才能合作那麼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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