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歲這一年，張桐終於成了一名“知名男演員”。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讓無數觀眾親切地稱呼其為“守常先生”；大量粉絲慕名前去觀看他的話劇巡演，並在臺下為“大釗先生”喝彩。而在白玉蘭獎錯失入圍後，#張桐沒入圍 離譜#的話題空降熱搜前三，觀眾不惜用溢美之詞，將其奉為“演技教科書”的遺珠。
張桐。藝人供圖
出道近20年，拍攝過40餘部作品，拿過飛天獎優秀男演員，但弔詭地經歷著一夜盛讚。張桐冷靜地旁觀這一切的發生；更準確地說，他似乎極力想要婉拒這些謬賞。“觀眾的厚愛，我都心領了，很感動，但是我受不起。演技教科書是前輩、老師們的事，我只是一名學生，而且永遠是一名學生。”
看似過分自謙的回答，在張桐全程低沉、嚴肅，且講求邏輯自洽的對話中，形成了極具思辨高度的話語場。從高等學府退學轉修表演，一度經濟拮据只能吃最便宜的麵條；《亮劍》走紅後又一度經歷著被市場、被所謂影視圈規則的裹挾，抹殺了其內心對錶演，對正確與錯誤的認知規範……是反思與吸納，讓張桐在每一段蟄伏中，用思辨的方式看待困境，並一次次成功地站起來。
《覺醒年代》爆紅後，他同樣冷靜地提出反思：“觀眾對你的喜愛源於哪兒？你是透過什麼得到的？”這些在外人看來毫無意義的問題，張桐卻必須搞個明白。
在電視劇《覺醒年代》中，張桐飾演了李大釗。圖片來自該劇官微
“我依然感謝觀眾對我的喜愛，但我覺得這份榮譽是屬於大釗先生的。演員張桐只是一個載體。從這個角度來說，所謂的流量我不敢掠美。這些流量應該給予大釗先生和那些革命先烈。”
① 全程摸索，只為讓李大釗更真實鮮活
李大釗的精神，在拍攝至今的幾年中，持續影響著張桐。“飾演大釗先生，我是受教的。我們也經常在生活中遇到有人用一些詞彙指責我們。如今我會先反觀自己，我是用哪一種道德來約束自己？”
“我拍戲這麼多年，《覺醒年代》是特別特殊的存在。每一場戲，至今都讓我記憶猶新。”但實際上，張桐曾多次婉拒《覺醒年代》的邀約。
李大釗是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關鍵歷史人物，而張桐對他的瞭解，僅限於學校課本的寥寥數語。在劇組打電話邀約、導演面見、試戲試妝的每個階段，張桐都在反覆思忖，怎樣才能透過表演，讓這個人物既符合歷史，又真實鮮活？
“太難了。”張桐坦言。
他選擇角色，自有一套評判體系——演員首先要有自知之明——看待每一個角色都要基於敬畏，從而判斷自我能力可否將其塑造好。尤其像李大釗這樣的偉人。“如果沒有能力完成，還是儘量不要觸碰。”
直到和劇組主創就人物創作、拍攝進行了深度探討，張桐決定啃下這塊“硬骨頭”。《覺醒年代》是一個讓張桐倍感珍惜的劇組——導演張永新擁有清晰的創作理念：“堂堂正正敘事，踏踏實實講人”。拍攝中，每個人都可以各抒己見，沒有所謂的“一言堂”。大家經常會在導演的帶領下，一起探討每一句臺詞、每一個動作的精準度。
“像這種（劇組）全情付出的戲，現在已經不多見了。往往我們會礙於一些方方面面的考量，難免有鬆懈和妥協，唯獨《覺醒年代》，上上下下，每一天每一場戲，都不敢有任何的鬆懈。”
而張桐也把自己的靈魂毫無保留地敞開，去迎接另一個靈魂的到來。拍攝前，他曾拜讀李大釗文集、自傳，翻閱《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同樣也觀看了大量其他前輩對李大釗的影像詮釋。
但基礎功課對張桐而言，似乎遠遠不夠。歷史記載中的李大釗溫文爾雅，骨子裡卻充滿民族激情。有時前一場戲需要“平實踏實”，後一場戲卻“大義凜然”。如何將這些概念化的詞彙，透過血肉形象一幀幀呈現於觀眾面前？
在婉拒了幾次《覺醒年代》的邀約後，張桐最終還是接演了李大釗這個角色。圖片來自該劇官微
張桐婉拒了以某一段戲，來例證他如何把握先生的“分寸感”。他列舉了與先生“共同經歷”的“亢慕義齋”宣講、《共產黨宣言》頒佈、“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先生登上長城極目遠眺……是每一段戲的層層疊加，助推他一步步走近先生。直到最後一場戲，他和整個劇組都仍在摸著石頭過河。
但李大釗的精神，卻在拍攝至今的幾年中，持續影響著張桐。劇中，李大釗曾與毛澤東於北大紅樓探討“何為道德”。李大釗回答道：道德是用來律己的，不是用來責人的；道德是用來躬行實踐的，不是在嘴裡空喊的。
張桐的腦海中，時常與先生重複著這一場時空相疊的對話。“飾演大釗先生，我是受教的。我們也經常在生活中遇到有人用一些詞彙指責我們。如今我會先反觀自己，我是用哪一種道德來約束自己？這種道德是否成立？”相較《覺醒年代》帶來的熱度與流量，思想的火炬，是大釗先生給予張桐一生最重要的滋養。
《覺醒年代》後，張桐先後在電視劇《光榮與夢想》、電影《紅船》中飾演李大釗。但實際上，還有很多類似的劇本均被張桐婉拒了。“我是有私心的。”張桐說。《覺醒年代》對李大釗的鋪墨在1921年戛然而止，而《光榮與夢想》將其拍到了1927年。張桐希望把大釗先生的影像人生，儘量鋪陳完整。
在電視劇《光榮與夢想》（上圖）及電影《紅船》（下圖）中，張桐再次扮演了李大釗一角。圖片均來自作品官微
“現在這個階段，我不想再重複去觸碰這個角色了。除非我在某一階段，可能對先生有了更深的感悟，我也許會再和觀眾做一個彙報與交流。”
②天生“反骨”，渴求思辨的“怪胎”
是否對當年衝動退學有過懊悔與反思？“懊悔過。但如果我沒有這些挫折和經歷，我可能到死，也不會多層角度去看待自己。人生不就是在不斷地試錯中，摔倒了，爬起來，總結經驗，完成自己嗎？”
若將大釗先生之覺醒，微縮至如今每一個平凡的個體，張桐似乎也具備同類的天賦——早在19歲時，他便開始探尋自我的價值。
1999年的夏天，張桐考上了南開大學計算機系。在這個學術氛圍百花齊放的校園裡，來自天南海北的老師、學生們，自由分享著對人生、對未來價值的思考。偶然一次機會，張桐在軍事學院聽了一堂名為“論青年人的人生價值”的演講。老師從歷史的、當代的，理想的、現實的，談到物質的、精神的……講座結束後，張桐一夜未眠。
“我才19歲，為什麼我的未來就只能這樣？大學畢業，結婚成家，找一份朝九晚五的穩定工作，就這樣一成不變地過完自己的一生？”冥冥之中，張桐心懷不甘，“我總覺得我的經歷和我拓展的範圍，應該不止於此。”
與其說，自我思辨是張桐與生俱來的天賦，其中也不乏與傳統對抗的少年叛逆。張桐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從他記事開始，家裡舉行家族聚會時，爺爺為尊，以張桐父親為代表的父輩都要按規矩入席，子孫一輩需要遵循的規矩更多。爺爺理所應當地為父親指導著人生觀念，父親也沿襲家族傳統，為張桐規劃了平穩順遂的人生道路。
但張桐卻天生“反骨”。他迫切地、不惜一切地，想要打破條條框框的束縛。六七歲時，張桐就會試圖思考一些“沒意義”的話題，“人死了之後會去哪兒？”他也會刻意與父母對著幹，越不讓他出去玩，他越要去；甚至不考慮對錯，只想自己願不願意，能不能與眾不同。“這種叛逆，其實更像是小孩子賭氣，是沒有道理的。但我就是想證明，我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張桐。藝人供圖
正是這種帶有自我反思的叛逆，以及對思辨的渴求，讓他在2000年自作主張從南開大學退學，選擇出國見識更多思想交鋒。幾乎是臨時被“通知”的父母，帶著失望、憤怒、不解，與兒子爆發了長時間的爭吵，但最終也只能妥協。他們賣了家裡的房子，供兒子出國留學。
去哪兒？學什麼？學費從哪裡來？未來從事什麼工作？張桐幾乎都未考慮，少年的叛逆與執拗，讓他只想儘快遠離父母庇護，去見識外面的世界。
“恰恰是這些經歷，促使我在後來終於和自己達成了某種和解。”張桐回憶說。
他陰差陽錯地來到法國，在里昂戲劇學院接觸到表演。張桐第一次意識到，原來世界上有無數看問題的角度，每個人的方式方法都截然不同。但，“為什麼每個人又都篤定自己是對的？為什麼我的很多想法在別人眼中是錯的？到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張桐再次迫切地想得到答案。
一時間，他成為群體中的“怪胎”。當他丟擲這些問題，只能得到：“你這是認死理！”“為什麼要問這種問題？”“照著對的幹不就行了”……人云亦云的環境令張桐厭倦。他開始轉求於書本尋找答案。在大量拜讀哲學、國學書籍後，他驚喜地發現，原來不止他會面臨這些困惑，即便是蘇格拉底這樣的哲學大家，也會追問一些看似“虛無縹緲”的問題：什麼是正義，什麼是非正義；什麼是誠實，什麼是虛偽……
“原來我不是一個‘怪胎’，我只是和別人思考的方向不一樣。”在法國的兩年，張桐逐漸扔掉了探究對與錯的執念，開始去理解別人的角度，並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爭取達到求同存異。
當記者問及，後來的這些年，是否對當年衝動退學有過懊悔與反思？張桐頓了一下，“懊悔過。但如果我沒有這些挫折和經歷，我可能到死，也不會多層角度去看待自己。人生不就是在不斷地試錯中，摔倒了，爬起來，總結經驗，完成自己嗎？你如果一直在溫室中，突然摔倒了，再和別人說‘我當初聽你的就對了’，那你的自我在哪兒？這一生，不是活得很冤嗎？”
③一年半的朝不保夕，等來了《亮劍》
張桐有時會懷念那段無拘無束、等待機緣的清貧歲月：沒有被任何執念拽著走，沒有非要完成的目標，反倒活成了一個孩子。他將這種狀態理解為“務實”。
思想的豐盈，卻無法違背生活的苟且。
遠走兩年後，家裡的生活變得越來越拮据。為了照顧父母，對自我的追尋只能暫時停下，張桐黯然回國，帶著幾百塊錢成了一名“北漂”演員。
那時，他在大興黃村合租了一間地下室，每月80塊錢租金。早上6點，他便蹲在北影廠門口等待機會。只要劇組工作人員從門口一出來，他就與一幫群眾演員圍上去。當一天群眾演員，可以賺到20塊錢，張桐只能吃很便宜的面，或者以饅頭鹹菜充飢。
慶幸的是，思想的充實與辯證看待事物的態度，讓張桐在現實的迷茫間，尋到樂觀處世的方式。沒有戲拍的時候，張桐跟大爺下棋、嘮嗑，一下就是四個小時；和街邊形形色色的人打成一片，“每個人想問題的角度都不一樣，這太有意思了”。有時，他還會坐公交車去很遠的地方，或者早起去天安門廣場看升旗；他還一度躲在屋裡，閒來無事創作過劇本。
張桐有時也會懷念那段無拘無束、等待機緣的清貧歲月——沒有被任何執念拽著走，沒有非要完成的目標，反倒活成了一個孩子。他將這種狀態理解為“務實”。“與其把自己變得焦躁不安、慌里慌張，為何不把內心充實起來？不是隻有月入多少萬才是成功。可能我賺不了多少錢，但我不羨慕別人，也不慌亂自己。”
這種朝不保夕的日子持續了一年半，直到他遇到了電視劇《亮劍》中的魏和尚一角。劇組即將開機，他陰差陽錯地最後一個敲開導演的門。導演問他會不會功夫，他硬著頭皮說“會！”想都沒想地嚮導演伸了下拳頭。這其實是他僅會的幾招。自信、懵懂，甚至略有莽撞的氣質，讓他趕上了這趟“末班車”。
電視劇《亮劍》中，會功夫的魏和尚。動圖來自張桐微博
雖然魏和尚的戲份不多，但他愣頭愣腦卻正義凜然，敢和團長拼功夫，與敵人拼紅纓槍，是當年最鮮活的小人物之一。而一切，也似乎都在《亮劍》的熱播後，變得好了起來。憑藉這個角色，張桐敲開了事業的大門——至少，圈裡的人都知道了，有個演員叫張桐。
機會也由被動變為主動。《仁者無敵》《霧柳鎮》《鐵梨花》《野鴨子》等劇本紛至沓來，此後四年，他拍了至少12部作品。“我把每一次扮演都當做是我重新活一次的機會，是一個學習和吸納的過程。它更像是一種遊戲，我越來越看重能不能玩得爽，或者能不能玩得跟以前不一樣。”
但這種對錶演的認知，也讓張桐在忙碌中很快陷入囹圄——都是戰爭戲、年代戲前來邀約，題材重複；他多次試圖尋求不同的體驗，“這個你讓我演行不行？”“這類角色我也行”，但總是回到原點。
“非常焦灼。有時也會覺得這個遊戲，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但如果不持續重複地演下去，他或許又會回到擔憂溫飽的苟且之中。“求同存異吧。”近兩年張桐不斷為自己尋找與市場環境的和解，“儘量在有限的前提下，或者是同質化角色的前提下，找到（表演的）不同，哪怕是細節上的不同，調性上的不同，氣質上的不同……這算是我給自己的體驗，尋找些差異化吧。”
④在“被虛榮”與自我掙扎中警覺
《亮劍》熱播後一段時間，他還住在小平房裡，蹬著一輛破腳踏車，在街邊溜達。《覺醒年代》播出後，他約三五好友，在街邊的露天籃球場打球。“我也是個人，我怎麼就不能這麼打球了？”
今年5月底，張桐正在上海出演話劇《雷經天》。前一天排練至凌晨兩點，第二天一大早，張桐朦朧中便聽到手機不停地振動，許多朋友發來了“慰問”的訊息，“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實際上那一天，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公示了入圍名單，張桐沒有入圍任何獎項。這件事很快登上微博熱搜前三，#張桐沒入圍 離譜#的話題閱讀量甚至超過2億次。
大量觀眾的意難平，似乎已超過任何獎項的認可。張桐是意外的，感動的，感謝的。但他卻不敢把這樣一份喜愛，掠美為張桐個人的“流量”。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覺醒年代》播出後，張桐確實變得愈發忙碌起來——與《覺醒年代》劇組一起參加各類研討會、宣傳活動，參與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文藝演出《偉大征程》；接演新劇本，粉絲以倍數增長，也得到了不少廣告主的青睞。
張桐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文藝演出《偉大征程》，再次飾演李大釗。圖片來自張桐微博
實際上，這種感覺對張桐而言並不陌生。《亮劍》播出後，他也曾體驗過“紅”。那時他對“紅”的概念就是走在大街上會被人認出來，戲約越來越多，再也不用租住在只有10平方米的小房子，上廁所還要跑到很遠的地方，賺的錢足以為爸媽換個居所，改善生活。
但溫飽解決後，冷靜下來的張桐也很快開始拒絕這種“紅”——他感到越來越不適。此前幾年，他習慣了率性自由的生活，不願意過分“注意形象”，喜歡穿著背心和短褲，在北京街頭漫無目的地逛大街，愛吃路邊攤，和任何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聊幾個小時。“我願意當一個路人，願意當一個普通人。”但《亮劍》之後，越來越多的人會要求他，“你得穿得得體一點兒了”“你怎麼沒洗頭就出門？”
“對我來說，那樣很假。”曾有一段時間，張桐總是在“被虛榮”與自我掙扎中彷徨。但他堅定不移地選擇後者。不敷衍那些表面化的要求，依然我行我素，該打球打球，該遛彎兒遛彎兒。《亮劍》熱播後一段時間，他還住在小平房裡，蹬著一輛破腳踏車，在街邊溜達。有時一些人認出他，找他簽名，他也能開心地和人家就地聊個10分鐘，最後甚至對方會邀約他“改天去喝酒！”
當年熱播的電視劇《亮劍》，讓張桐（右一）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紅”。
正如《覺醒年代》播出後，張桐也依舊穿著大背心，約三五好友，在街邊的露天籃球場打球。遇到來來往往的熱心觀眾遠比《亮劍》時更多，朋友調侃他，“你注意點兒形象！”張桐笑道，“我有啥形象？打球不都是光著膀子出汗嗎？我也是個人，我怎麼就不能這麼打球了？”前幾天，他還曾邀請偶遇的粉絲一起上場拼了一局。
“我更願意活出一個真實的我。真實的我就是，我對任何人都很尊重，但是我又有自己對於生活上的主張——隨性、率真、樸實、獨立。我也不想去騙大家，告訴你們張桐是一個多麼精緻生活的人。我就是很隨性。”
近幾年，演藝圈也有太多張桐看不懂，也不想搞明白的事情，打破著張桐對真實、隨性，甚至對錶演的既有認知。例如，不少年輕的演員一見面就問，“桐哥，你粉絲多少？”張桐想不通演員為什麼要關注粉絲量。對方理所應當地勸說，“你得買一點兒，不然好多戲都不找你。”
聽多了，張桐也就不在意了。《覺醒年代》的“紅”與《亮劍》的“紅”實質相同，但所處的市場環境卻天差地別。演員逐漸淪為資本的產物，流量的載體。張桐捋了捋這幾年間的經歷，“演員”被流量與資本衝擊的大趨勢下，他竟然幸運地每年都還在拍戲，還總能遇到一群有同樣價值觀、使命感的夥伴，可以等到《覺醒年代》《絕命後衛師》這樣的劇本。雖然能播的劇只有不足一半。
2018年，張桐憑藉《絕命後衛師》斬獲第31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優秀男演員獎。圖片來自張桐微博
“要麼你就變成和他們一樣的市場產物，要麼你就篤定你經過驗證的價值是真的有價值，依然去做自己。辯駁沒有意義。我只知道自己該幹什麼就夠了。”
【新鮮問答】
娛樂被商業化後，對演員對行業是恐怖的
新京報：近幾年影視市場逐漸以流量當道，也出現很多亂象。在你出道的十幾年間，曾經有過突破個人原則，讓你感到失望或矛盾的事情嗎？
張桐：有，而且衝擊蠻大的。因為我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接觸到的觀念是，你把你的戲演好，你把你的人做好，然後你就靠著這個不斷地去發展。這是被我們當做真理的一套價值體系。
但最近五六年，這種觀念轉變得讓我覺得毛骨悚然，就是所謂資本的介入，所謂流量概念的引入，變成了一個純商品化的娛樂。這種商品化是建立在追捧的熱度上，在於炒作。它與本身的價值無關，或者說它只取自於本身被追捧價值的部分流通。
那麼演員淪為這種被追捧的價值載體的時候，我只是覺得恐懼。因為你強調這部分，那麼另外的兩部分“好好做人”“好好演戲”，勢必會被無限制地降低。這是一個辯證的看法。那麼當這一部分不再有價值的時候，你等於顛覆了整個群體的核心價值。以往抱有這種價值的人，一定會茫然而無所適從。這是對於整個行業的衝擊和摧毀，是一個很恐怖的事。但是在這種前提下，你有辦法嗎？你沒有辦法，你只能選擇是否相信你的這套價值體系依然有價值。
張桐。藝人供圖
新京報：你會不理解當下很多年輕藝人，一夜爆紅之後，或許在很長一段時間後被流量裹挾而失去自我這個現象嗎？
張桐：我非常理解，畢竟我也是從二十多歲過來的。但我只是覺得，那種生活會讓我有一種警醒意識——那種生活對於張桐來說，是否真實？好比我是一根草繩，只不過你綁到了螃蟹上，大家會對你有過高的期望。但是，你本身就是一根草繩。
我很清楚我是幹什麼的，我也很清楚我的來源是哪兒，我不會說因為拍了一部戲，成了公眾人物，就變得不再是一個平常的人了。我依然會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新京報：你也合作過很多年輕演員，彼此交流時，會把自己對於流量，對於浮躁的理解和經驗分享給他們嗎？
張桐：不會，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我無權干涉任何人的選擇。除非他們來問我，我只會跟他們分享我的選擇。
其實我分享選擇，就是分享我認為的價值，但是我永遠無權，也不想把這個東西輸出給任何人，因為我沒有這個資格。都是從年輕過來的，我也知道“兜售”這種東西，其實在別人看起來可能是另外一個角度。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喜歡周杰倫，也有人不喜歡，就罵（他），我就來火。長大以後，（我明白）你有你的選擇。我經歷過（兜售）了，我幹嗎還幹這個事兒？
我沒有義務和權利為他們的成長去負責任，我也很尊重他們的選擇，只是有一個前提，誰選擇的，誰為它付出（有可能出現的）“代價”。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
新京報資深記者 張赫
首席編輯 吳冬妮 校對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