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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部韓國電視劇中，一個君王表示：韓國的歷史不是五千年，而是一萬年。
（一萬年前還處於遠古時代，遠古時代指的是約距今300萬年─公元前21世紀的世界，也是中國神話中盤古開天闢地、女媧造人、三皇五帝等神話時代，一萬年前，人類可能連文明都沒有，跟不要說有什麼記載）
這時，一個大臣拍馬屁表示：我們都看過古記（這個古記，也是一萬年前的？）
另一個大臣也接著拍馬屁表示：要重振歷史
然後這個大臣又說到文字，表示：三千年前就發明了自己的文字“加臨多”，甚至還表示：還有比中原文字更古老的文字“鹿圖文字”，這“鹿圖文字”還傳到了中國和更遙遠的國家。（小編的能力有限，找不到這所謂“加臨多文字”和“鹿圖文字”的記載）
說完，一個大臣就表示：這些內容已經消失
這個大臣又跳出來，表示：崇洋中原的學者使這些內容消失了（消失了，你們還知道？？？）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伱微笑如海市蜃樓”：棒子就是不要臉
網友“看到你的名字，莫名的心酸”：佔樓
他叫史亦軒，上海鐵路公安局合肥公安處巢湖東站派出所一名普通客運民警。自2015年8月到巢湖東站工作以來，他始終恪盡職守、認真履責，時刻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上，用行動踐行入職時的神聖誓言。
刻苦學習努力轉變角色
作為身兼客運和交警兩個崗位的史亦軒來說，兩扇“視窗”直接面向廣大旅客群眾，服務面廣、服務人群結構複雜，然而“規範”、“有效”是衡量工作水平的主要標準。作為剛從警校畢業的大學生，雖然對於公安工作有了四年的耳濡目染，但由於缺乏實踐，參加工作之初史亦軒並不能很自如的將理論知識運用到工作中去。但很快他便意識到了自己的這些不足，並結合工作崗位需要主動向所領導和老同志請教業務，加強自學自練。剛來的大半年，每當遇到老同志在處理警情時，他總是在一旁認真觀察，學習別人的處置方法、語言語氣。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在工作中的鍛鍊，他逐漸變得沉穩和老練，處理警情也變的得心應手。
工作上的得心應手也得益於他的刻苦學習和鑽研精神，一有空他就會捧著《治安管理處罰法》、《人民警察法》、《鐵路運輸安全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鑽研，以做到在執法過程中能有理有據地向旅客解釋，讓旅客更加信服和理解。在參加“崗位練兵”訓練時，他也從不含糊，武器警械使用、小組技戰術實戰演練他總是衝在前面，訓練的過程中沒少受傷，可他卻從不言苦。幾年的歷練，伴著這股闖勁和頑強的意志，原本瘦弱和羞怯的“書生”逐漸成長為一名威嚴的公安幹警。
認真負責提升業務能力
把好車站安檢關是客運民警的重要職責，史亦軒始終牢記安檢查危工作的艱鉅性和重要性。為了更好地培養識別能力，作為一個“聰明人”他用了一種最原始的“笨辦法”，每到車站要關門時，他總是把收繳的危險品、違禁品一個一個過機，認真觀察安檢儀顯像的圖片來總結不同種類危險、違禁品的特點，反覆的練習和琢磨，他的安檢業務能力日漸精進。
到巢湖東站工作以來，史亦軒共查出易燃、易爆危險品2000餘件，管制刀具320把，模擬槍85把；參與抓獲公安部網上逃犯13名，辦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等行政案件20餘起，核查涉毒、涉拐、涉恐、盜竊前科等各型別重點人員600餘名，處理落客平臺區域交通違規行為1000餘起，站區治安環境和交通秩序進一步得到最佳化。
主動作為熱心服務旅客
身處客運崗位，免不了遇到旅客群眾的求助，他總是積極施以援手，從不退縮和推諉。參加工作至今，史亦軒共幫助旅客找回丟失物品50餘次，找回現金累計約人民幣7萬餘元，收到錦旗5面，表揚信2封。2017年1月8日下午14時20分，巢湖東站候車廳上演了驚險一幕。兩名老年旅客拖著行李乘坐扶梯準備到二樓侯車區，可就在乘坐站內扶梯時，其中一位女性旅客由於未將行李安置穩妥，被行李拽倒在正在執行的電梯上。聽到呼救聲，當時正在安檢口巡視的民警史亦軒立即箭步衝向電梯，在第一時間按住了電梯的緊急制動按鈕，全程僅5秒鐘時間就救起了摔倒的老人，避免了進一步可能造成的人身傷害。隨後還仔細問詢和察看了老人的傷情，確定沒有大礙後，史亦軒還將老人攙扶上了二樓。事情發生後，史亦軒救人的影片被人民網、央視新聞等各大媒體紛紛轉載報道，全網瀏覽超過一千萬次，中央電視臺《共同關注》、安徽衛視《第一時間》欄目組還專程到巢湖東站進行採訪並在黃金時段播出，充分展現了鐵路公安服務為民、訓練有素的良好形象。
(2017-08-18)
若不以人為主角書寫歷史，一條河流、一個平原也有書寫和創造歷史的可能。
2017年4月，波士頓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張玲的著作《The River, the Plain, 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 1048–1128》（《河流、平原、政權：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1048-1128》，獲得美國環境史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頒發的2017年度最佳環境史圖書獎（George Perkins Marsh Prize）。
美國環境史學會，成立於1977，今天是其40週年慶。最佳環境史圖書獎是該學會每年頒發的最重要獎項，張玲的這本書是該獎項獲獎歷史上唯一一本研究中國環境歷史的著作。
在這本書裡，她擺脫了“人的歷史”的限制，圍繞黃河、華北平原、北宋政權，呈現出他們從登場、相遇，到交纏、分離的錯綜複雜的關係。該書也同時展現了被人為構造的塘泊、溼地和不受拘束的黃河之間的聯絡。
張玲認為，北宋時期對塘泊的管理對今天的環境治理具有借鑑意義。這是因為，北宋時期的環境管理存在一個大問題，那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河流、平原、政權：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1048-1128》的封面。
在張玲的書中，許多有關塘泊的具體案例都涉及雄州。張玲解釋說，北宋時期的雄州和我們現在所說的雄安新區有一定區劃上的交叉。
張玲在書中專門談及，為達到鞏固邊境的目的，北宋政權重塑了當地的自然地理、自然景觀。但張玲的研究發現，這種大規模改造自然的行為，到了北宋後期就已經顯現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積水積澇、水質破壞、土壤鹽鹼化等。隨著自然環境的破壞，人口與經濟也滑向了衰落。
“從那以後河北中部的經濟狀態一直在走下坡路，人口即便有所恢復，但與其他地區相比還是相對稀疏的。”張玲說。
張玲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專訪時也談及中國當下的環境治理。她認為，面對諸多的環境問題，我們需要回到歷史中去尋找答案；只有當人類文明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在歷史中經受過檢驗之後，我們才能以一種更為全面深刻的方式去思考和解決今天日漸複雜的環境問題。
不同於“人的歷史”
區別於以往的以人為主體、以時間為軸線的歷史學著作，《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的故事中心在於黃河和河北、河流和平原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他們如何聯絡到了一起，如何產生衝突，又如何在80年後突然分開。
在這本書中，張玲非常有意識地要寫一個不同於“人的歷史”。她認為，歷史不一定以人為主角去書寫，一條河流、一個平原、一座山、一片森林都有書寫和創造歷史的可能。這是環境史研究對歷史研究的一個最大貢獻。
這本書的寫作緣起於張玲博士生時期的研究課題。
在英國劍橋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時，她的研究課題是唐宋變遷以及中國古代北方的經濟史。
“我花了好多時間研究農業歷史及手工業、人口、商業等問題。但在那個過程中，我讀了不少關於歷史地理的研究，積累了大量關於各類災害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到黃河的洪災以及華北地區自然景觀變化的材料。”
她當時就已開始思考，這些長時期的環境變遷以及短期內的環境問題會給人類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尤其是對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和人群的生活狀態帶來的變化；另外，這些變化與政治行為及政府政策之間有怎樣的互動。
2009年，張玲離開英國，在哈佛大學環境中心做了兩年的博士後研究。之後離開哈佛，在耶魯大學農業研究專案又做了一年博士後的研究。
“這三年裡面，我的思想上產生了很多的變化，比如哈佛環境中心是一個以自然科學研究為主的研究機構。我的指導老師是研究遠古地質科學的，但他也很積極地關注當代氣候變遷、環境變遷、全球變暖等課題。他是奧巴馬政府環境和能源問題的顧問。”張玲說。
1048年-1128年間河北水系地圖。來源：《河流、平原、政權：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1048-1128》
黃河與塘泊
北宋時期，“河北”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河北省。包括“河北西路”、“河北東路”在內的這片區域大致位於白洋淀以南，以現今的雄安新區一帶為北界。
當時，作為北宋和契丹（遼）之間的邊境地區，這裡多元文化並存，政治、軍事、外交、社會以及環境問題交織碰撞。
據史料記載，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年）六月，黃河改道向北直奔大名，經聊城西至今河北青縣境與衛河相合，然後入海。到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為抵禦金兵南下，東京（開封）守將杜充人為決開黃河堤防，黃河改為南入黃海。
張玲認為，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黃河、河北，這兩個本來是相鄰的，但不是彼此交叉的環境個體，突然之間在同一空間內介入對方，聯合到一起，彼此交叉，成為了一個環境集體，對於我來說，這個環境現象本身是非常具有戲劇性的。”
實際上，在黃河進入河北之前，河北中部已經挖掘建造了大量塘泊（由眾多的河流、溝壕、堤堰連線的湖泊群、草澤地和一些水田所構成的水系，是北宋的北方國防線）。張玲認為，黃河的突然進入，一方面在短時間內給這些塘泊帶來了大量水源；另一方面黃河長期攜帶的大量泥沙加速了塘泊淤積和枯竭，給塘泊管理帶來了危機。
黃河入侵給河北帶來的這兩方面影響，也左右了北宋時期的環境政策。
張玲在研究中發現，無論是政治、軍事還是水利方面，北宋時期的史料記載中有大量關於黃河和河北塘泊問題的討論。一部分官員認為，黃河進入河北，讓塘泊整體面積變大，對不善行舟的契丹人來說，會給他們的軍事入侵帶來困擾；另一部分官員認為，從淤泥的堆積情況來看，黃河給塘泊帶來了各種各樣長期的危害。
於是，在北宋時期，官府的環境政策常常是在強令黃河改道和放任其自流之間搖擺。“前十年可能往某一方面努力，卻發現那些努力有問題，帶來別的環境問題，於是在下個十年政策回擺到相反的另一方面。”張玲說。
而同時，小規模的對抗也每天都在上演。居住在河北的當地百姓會偷偷地將官府修建的塘泊、堤壩決口，以此從塘泊中疏導水源用於灌溉。
宋代黃河改道示意圖。來源：《河流、平原、政權：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1048-1128》
北宋人為改造河北溼地
北宋時期的河北擁有白洋淀和周邊的天然湖泊，以及無數人工製造的、人工挖掘的塘泊。它們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北宋政權對戰略和防禦的考慮。當時，官府對塘泊嚴格管理並不是從環境的角度出發來管理水資源，而是為了創造一種有效的、有意義的軍事地理。
近幾年，空氣汙染、水汙染等環境問題凸顯，大家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嚴重程度。然而與霧霾、黑臭水體這些顯性的環境問題相比，溼地破壞造成的影響是非常隱蔽的。
“溼地的生態意義是長時段的，人們很難在短時間內感受到。對溼地的研究應該是環境問題研究的一個新方向。對溼地的認知需要時間，不僅政府而且社會群體和普通百姓應該花時間來認識和了解溼地的重要性。” 張玲說。
張玲認為，北宋時期對塘泊的管理對今天的環境治理具有借鑑意義。這是因為，北宋時期的環境管理存在一個大問題，那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往往在災難來臨時，在災害對國家的核心利益帶來極大的影響時，官府才不得不被逼迫著想辦法去抵禦面臨的問題。
而對於如何在大尺度和長時段的框架下、如何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以及如何更積極主動地去思考及改善人和環境的關係，北宋政權無此能力。張玲認為，在這方面，政府和社會可從歷史中學習如何去設計具體的發展方向和目標。
北宋一定程度“構造”了今天的雄安
在張玲的書中，許多有關塘泊的具體案例都涉及雄州。張玲解釋說，北宋時期的雄州和我們現在所說的雄安新區有一定區劃上的交叉。“現在的雄縣在中古時期處於拒馬河南方，北宋的河北北部。”
據她介紹，這一地區海拔很低，歷史上經常積水，形成許多自然湖泊。這種地理狀況導致這一地區的人口居住和耕地面積有限，人口的密集度也相對較低。
北宋時期，雄州變成了宋遼的邊界。它的軍事意義和戰略意義在這個時期格外凸顯。
“當時的北宋政權花了非常多的心思，研究怎麼讓這個地區變成一個堅實的邊境。”張玲在書中專門談及，為達到這一目的，北宋政權重塑了當地的自然地理、自然景觀。比如把周邊的水資源引入溼地，使其擴大成湖泊群；對不善行舟的契丹人來說，那種獨特的地形地勢會給他們的軍事入侵帶來困擾。
但張玲的研究發現，這種大規模改造自然的行為，到了北宋後期就已經顯現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積水積澇、水質破壞、土壤鹽鹼化等。隨著自然環境的破壞，人口與經濟也滑向了衰落。
“從那以後河北中部的經濟狀態一直在走下坡路，人口即便有所恢復，但與其他地區相比還是相對稀疏的。”張玲說。
眼下雄安新區的出現，將導致大量人口湧入這個地區，伴隨而來的可能將是大量的經濟需求、大量的建築開發，這會給河北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首先，會有積極的影響。在短時期內，這會給當地社會經濟帶來強大的刺激，製造就業機會，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而且這個地區能得到很多政策的扶持。”張玲說。
她也認為，從長期看，經濟發展不能以環境惡化、生態失衡為代價。雄安新區在發展過程中，要關注這個地區的環境生態各方面的問題，也需要考慮到古建築、古代遺蹟的保護。
對於這些未來發展的問題，她認為可以從歷史中尋找到一些啟發和教訓。
“不以人的慾望和索取為中心，不以經濟利益的成長為唯一目的——也許能夠幫助我們防止大的災害、大的危機在未來出現。”張玲說，這是她目前最關注和最關心的。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cowboy”：這話我愛聽，哈哈～
網友“張未民”：能關注澎湃新聞的人基本上都是較高素質的群體
網友“panwei”：建議大家先去讀讀鄒逸麟先生關於宋代河患與黨爭的研究再來看看這本書
網友“因為一切發生時最美。”：澎湃的使用者很有素質，值得點贊！
網友“貝多多”：作為圖書編輯，我很期待
網友“拉拉不是真的拉拉”：想看這本書
網友“巴拉巴拉”：古人的智慧
網友“/ty 在路上。。。”：不錯的文章
網友“王中行”：澎湃的文章很有深度，值得細讀
網友“Pearl”：很有道理啊-----有當人類文明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在歷史中經受過檢驗之後，我們才能以一種更為全面深刻的方式去思考和解決今天日漸複雜的環境問題。哪裡有不那麼貴的原版可買？
網友“王中行”：澎湃的文章很有深度，值得細讀
網友“因為一切發生時最美。”：澎湃的使用者很有素質，值得點贊！
網友“王中行”：澎湃的文章很有深度，值得細讀
網友“因為一切發生時最美。”：澎湃的使用者很有素質，值得點贊！
網友“王中行”：澎湃的文章很有深度，值得細讀
網友“月光下的水仙花”：這本書在亞馬遜的英文原版要七百多…張玲似乎已在聯絡國內的出版社，也許不久這本書的中文版就會面世。
(1970-01-01)
提到巨人，上了年紀的人第一反應很可能還是史玉柱與他的腦白金，但事實上在中國遊戲和移動電競市場的大潮中，史玉柱已然是一個老兵，其涉足遊戲領域可以追溯到12年前，去年的ChinaJoy他甚至為電競“塔坦杯”精英挑戰賽頒獎儀式站過臺。
而網遊和電競，早已是史玉柱的下個戰場了。
史玉柱自始至終保持著玩家本色。
史玉柱的瘋狂遊戲情緣
說起史玉柱與遊戲的緣分，就不能不提到日前巨人網路釋出的《征途2》手遊和《仙俠世界2》兩款遊戲，其中征途系列自誕生之日起就與史玉柱密不可分。
2005年年底第一代《征途》問世，這是史玉柱獨力帶隊研發的一款遊戲，也是巨人第一次真正接觸到遊戲領域。
當初史玉柱的跨界並不能得到業內人的認可，一些專業人士甚至笑侃“一個豬圈糊牆的人怎麼能把遊戲玩得轉”（當年傳言史玉柱宣傳腦白金時非常喜歡在農村的豬圈上貼宣傳畫）。
不過史玉柱之後就憑著風靡一時的《征途》把巨人網路成功帶到了紐交所，讓業內人紛紛側目，而史玉柱也喊出過“退休前只會幹網遊”這句話。
史玉柱出現在去年ChinaJoy。
不過，做實業的史玉柱涉足網遊至今依然會讓很多人感到錯愕，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當初就是因為愛玩遊戲。“我的時間其實不值錢，一天十幾個小時都在玩遊戲。”
在遊戲中體驗不佳的時候他沒少找過陳天橋，後來在盛大的遊戲中被封了號，為了打遊戲史玉柱乾脆自己成立一個遊戲公司。
“為這事（被封號）找陳天橋也不好意思，這樣也好，我不用偷偷摸摸打遊戲了，以前一有人進辦公室，我就要關掉顯示器，然後裝出一副很正經的樣子。”
史玉柱遊戲Cosplay。
對於網遊，史玉柱自始至終保持著玩家本色，他說和做腦白金一樣，你要了解你的消費者，為此你必須成為消費者，會不時給出團隊自己的遊戲體驗。
“（研發那段日子）太陽出來之前，從來沒睡過覺，玩的過程中，我在電腦邊上有張紙，有什麼感悟馬上記下來，第二天有什麼修改的，包括數值，哪個地方數值不好，哪個功能要修改，第二天研發團隊做，有的問題太嚴重了，我有時候半夜叫他們起來去改。”
史玉柱這樣描述那段瘋狂的日子，當時業界也流傳著一個有關巨人的段子：史玉柱不但自己玩遊戲，還逼迫著員工們統統玩遊戲，甚至連掃地的阿姨也不放過。
史玉柱說他的“下半場”就是網遊和電競。
第二集團的“佼佼者”
當然，每一款遊戲都有其生命週期，經歷了美國資本市場長達7年的跌宕起伏，《征途》盈利能力下滑，彼時史玉柱以“市值被低估”為由從美股退市，隨後他個人也經歷了不短的退休賦閒生活，直到2016年年初才重新回到人們的視線。
2016年年底，史玉柱聯合馬雲旗下的雲鋒基金、中國泛海控股集團等資本斥資44億美元收購以色列遊戲公司Playtika，在此之前巨人與馬雲的阿里體育就旗下爆款遊戲《球球大作戰》納入阿里體育WESG（世界電子競技運動會）達成協議。
去年的ChinaJoy現場，史玉柱時隔8年再度亮相，當時史玉柱透露：“我和馬雲喝酒時達成了一個口頭協議，巨人網路要和阿里一同打造大規模的電競賽事。”
到了今年3月份，巨人又釋出移動電競戰略，攜手阿里等合作伙伴打造移動電競生態。
攜手馬雲發力電競市場。
看上去，巨人要在遊戲和電競這條路上走到底，必須提及的是，《2017年1-6月中國遊戲產業報告》顯示，上半年中國遊戲市場的實際銷售收入達到997.8億元，同比增長26.7%，201.3億元的收入增量成為自2009年以來所有上半年收入增量的新高，其中手遊銷售收入佔比56.3%。
處在高速增長區間，這意味著史玉柱的捲土重來瞅準的就是行業發展的契機，而對比去年和今年同期，巨人在遊戲電競領域增長明顯：
2016年上半年巨人在網遊企業中的收入排名除了不及騰訊和網易，也落後於完美世界、暢遊和中文傳媒，但在今年已經迅速攀升，儘管與騰訊、網易差距依然巨大，但已經是第二集團中的佼佼者。
史玉柱推行“綠色網遊”。
要限制玩家年齡和遊戲時間
“只要遊戲做的好，投入多少無所謂。”
這是史玉柱掛在嘴邊的一句話，除了當下最受追捧的手遊，在端遊方面，巨人也在發力。
以《仙俠世界2》為例，投資3億，研發耗時4年，史玉柱及其團隊給出的證明是：2016年國內端遊市場達到582億，而國內電影市場也不過457億，582億相當於每週至少得有一部票房10億的電影上線。
值得一提的是，在遊戲大熱的當下，其滋生出的一些負面影響也開始抬頭，近期關於某爆款遊戲的質疑就層出不窮，對此，《征途2》手遊製作人田豐做了評價，他不認為這會影響遊戲產業的前景。
“20年前人們就在說遊戲是‘電子海洛因’，但直到現在你看到社會在進步，遊戲愈發成為人們生活方式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遊戲並沒有傷害到社會和家庭。”
但他更強調政府對於遊戲的規範化勢在必行，“每一個產業都有其野蠻生長的階段，這個階段都會產生這樣或者那樣的潛在矛盾和問題，需要政府和相關部門的約束和規範，從業內人的角度看，一定的調整之後，產業的發展會更加健康和良性化。”
按照他的說法，巨人旗下的遊戲產品都會兼顧玩家年齡和每天遊戲時間的限制，這樣有助於企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思禹”：遊戲真的沒有傷害到社會和家庭？
(1970-01-01)
上個週末，我在中國美術館三樓看了一場攝影展覽。其中有一位攝影者是女性，她展出的上百張作品所涵蓋的一組關鍵詞，分別是：女性、少數民族、邊疆、藝術家人像。
如果只憑這幾個關鍵詞，大家估計會猜測，這應是一位時尚而獨立的當代年輕女性攝影師，她的選材關注人物，特別是女性與少數族裔，所以具有對當代藝術理論和現實議題實踐的主動性，而且，能夠在中國頂級的美術館展覽，還應當具有先鋒的美學語言。
要我說，這種看法既正確，又不正確，但恰恰在這一“似是而非”的判斷面前，我們能夠得以一窺另一種意義上的現代女性攝影。
這位女性攝影師是牛畏予先生[1]，今年90歲。此次在美術館展出的是她與丈夫高帆先生[2]共同的攝影作品，這也是他們夫婦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共同展出，因為高帆先生早在2004年就已經去世了。
高帆與牛畏予夫婦從上世紀40年代的《晉察冀畫報》時期拿起相機。與吳印鹹、沙飛、鄭景康等早在奔赴延安之前，就已經在上海灘和北平成名的一批攝影家不同，高帆和牛畏予是抵達晉察冀根據地後才學會攝影的，可以說是中共自己培養的第一代攝影家。他們留下的作品，覆蓋了從晉察冀時期的抗日活動、國共內戰，到中共進入北平、開展國內經濟建設，再到特殊年代、“四五運動”等多個重大歷史事件，直到1980年代他們才停止攝影。顯然，這是一段典型的紅色攝影史，他們的作品也是一種紅色攝影。
1959年，新華社記者為獻禮建國十週年的《中國》畫冊進行航拍歸來。右起：牛畏予、劉慶瑞、鄭小箴、唐理奎、喻惠如
這正是我今天想談一談的問題：在看到這些攝影作品之前，為什麼僅憑一些標籤、關鍵詞，就會令我們產生完全不同的聯想？如果看到作品本身，還會有這些聯想嗎？
好，現在就讓我們先看一副作品，也是牛畏予此次展出的代表作之一：
裕容齡，1961，牛畏予攝
這張拍攝於1961年的照片，是牛畏予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所拍攝的系列人物之一。照片中這位雍容華貴、凝神諦聽的女人，就是中國早期舞蹈家裕容齡，她因曾在美國師從現代舞蹈的奠基人鄧肯，和擔任慈禧的御前女官而著名。
這張人物攝影無論如何都無法與“紅色攝影”聯絡在一起，因為鏡頭所捕捉到的典雅神態，與人物的修養、經歷、出身極為貼切，而那隻骨骼清瘦的持香菸的手，以一種優雅而不羈的姿態，將人物的個性巧妙的表現出來。這張作品作為人物攝影、女性攝影，是極為優秀的。
與此同時，當我們知道這是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所拍的人物時，也會聯想到，這或許是攝影師承擔的政治任務之一，目的或許是表現新中國的寬容和大度，特別是1961年這個年份也有一些特殊性。總之，這仍然是紅色攝影史的一部分。
我想，這種看似有些難以調和的矛盾，恰恰是一副攝影作品的張力所在。畢竟，這幅作品就在這裡，而近五十年來的觀看者有千千萬萬。這令我不由得想起了英國人約翰·伯格在他那本極具影響力的《觀看之道》一書中，對“WAY OF SEEING”做出的解釋：
我們從不單單注視一件東西；我們總是在審度物我之間的關係。我們的視線總是在忙碌，總是在移動，總是將事物置於圍繞它的事物鏈中，構造出呈現於我們面前者，亦即我們之所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第1頁）
在觀看所謂的紅色攝影，特別是早期的紅色攝影時，我們當然要考慮到，我們處在一個怎樣的位置和角度，或者更直白地說，以何種立場來觀看。這其中的複雜性和多義性，足以令我們不能夠以一種標籤式的關鍵詞，來對一副攝影作品進行肆意解讀，而應從照片本身出發，努力發現其內涵中哪些是真正打動我們的，哪些是可以被時光抹去的，哪些原本並不突出，卻在多年之後忽然獲得了指涉現實的力量。
在2009和2010年，我曾參與過一個“攝影家口述史”專案，圍繞著吳印鹹、鄭景康、石少華、張愛萍、孟昭瑞，當然也包括這次展覽的高帆、牛畏予等中共早期攝影家，採訪過他們的親屬、學生、部下，取得了大量一手資料。基於此，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批早期的紅色攝影家與今天多數供職於官方報刊、通訊社的攝影記者有著顯著的不同。
這不僅是因為他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影像，參與了現代史和革命史的形成。更因為他們保留了獨特而鮮明的個性。
這批攝影家，有些人在投身革命之前就已經確定了自己的攝影趣味，比如上海灘的名導演吳印鹹，比如晚清著名人士鄭觀應的兒子鄭景康，他們在奔赴延安之後所拍攝的作品，當然屬於紅色攝影史的一部分，但其水準並未降低；而像張愛萍、高帆、牛畏予等，則是懷抱著真摯的革命情感來拍攝、記錄、寫實與寫意。因此，儘管高帆先後負責過《晉察冀畫報》、《人民畫報》和《解放軍畫報》，特別是曾掌舵《解放軍畫報》達二十年，牛畏予則負責過新華社北京、香港分社的攝影組工作，他們的作品也的確是基於戰爭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需要被生產出來，但其作品卻逸出了當時的語境。
牛畏予的女性攝影尤其是一個典型的證明。
不妨再來看一張照片，這張則是更為典型的“紅色攝影”。
四川紅塔公社的女社員，1963，牛畏予攝
照片呈現了兩位普通的四川青年女性農民，她們在勞作的間隙，面對鏡頭留下了活潑、放鬆的笑容。類似的照片我們並不陌生，透過一種積極、正面的人物刻畫，傳遞出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的鬥志昂揚。我猜測，這張照片應當也是攝影師帶著拍攝任務完成的，是典型的紅色攝影。
不過，當五十年的歲月把照片的背景沖淡，當這張照片不再經由官方媒體呈現在讀者面前，而是懸掛在美術館展廳的燈光下時，我們儘管能夠辨識出其中的歷史動機，但同時，我們也由衷地感受到鏡頭對兩位普通勞動女性的讚美、頌揚是真誠的。婦女解放、“婦女能頂半邊天”，原本就是紅色革命史的一部分。當今天的女性主義者，在教育、勞動、職業發展等方面追求與男性平權時，這張照片提供的當然是正面激勵。特別是對比諸如“女德班”、“女德講座”一類沉渣泛起的現象，五十年前對職業女性、勞動婦女的讚美就更具有現實意義。
其實，牛畏予本人就是職業女性的代表，在她的職業生涯裡，她為了拍攝絕不憚於置身險境，像男攝影師一樣被吊在飛機下面進行航拍。她本人留下的一張照片，也能較好地說明，一位女攝影師的身份是由她自己塑造的。
牛畏予拍攝紅旗渠時留影，1960年代
事實上，紅色攝影之所以被稱為“紅色”，除了內容外，主要基於其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傳播渠道，這兩個因素賦予了一副作品是否屬於宣傳品。高帆在《晉察冀畫報》上刊登的戰爭實況，的確是一種鼓舞士氣的戰場宣傳；牛畏予在新華社拍攝的藏族女幹部、新疆兒童，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的“十七年”時期，的確是為了展現共和國下各族人民大團結。
在今天，時過境遷，這些攝影作品早已不是刊登在戰地畫報、官方媒介上的紀實影像，而是陳列在美術館的藝術作品，渠道變了，其宣傳性早已不復存在。但其革命美學、女性解放、少數族裔、群眾路線等話語還在，反倒與一些時尚的藝術理論、時事話題，輕而易舉地產生互動和共鳴。
在中國，這一特點更加明顯。因為，攝影是從西方傳播到中國的舶來品，技術上是現代的，藝術語言也是現代的。中國的紅色攝影，本身就是中國現代攝影的重要部分，而不是其反題。
幾年前，我在從事這批攝影家口述史專案的時候，就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彼時，這批攝影家正在一個一個地凋零，我曾經採訪過的孟昭瑞老人，就在2014年去世。我們有必要搶救他們的記憶和鏡頭的記錄，從而更加深刻地認識攝影作為一門現代藝術，究竟是如何在中國生根發芽，與歷史和現實如何發生碰撞。此次高帆、牛畏予在中國美術館的攝影作品展將於6月18日結束，如有興趣，不妨前往一觀。
高帆、牛畏予在重慶，1951
注：
1.牛畏予（1927-），祖籍河南唐河，1945年參加八路軍，1947年分配至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宣傳部，1948年與高帆結婚，曾任新華社華北總分社攝影組長、北京分社攝影組第一任組長、新華社總社攝影部記者、香港分社攝影組組長。代表作有《華羅庚》等。
2.高帆（1922年-2004年），浙江蕭山人，曾任八路軍129師政治部宣傳幹事、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總政治部《解放軍畫報》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中國攝影》雜誌首任主編，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第五屆主席、名譽主席。代表作有《毛主席西苑檢閱》等。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彩雲飄飄”：歷史的記錄者。贊！
(197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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