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Annie的唐伯虎有著一副典型美國年輕女孩的模樣：身材高瘦、臉龐小巧、五官深邃——跟她被中國觀眾所熟識的藝名反差很大。
“為什麼不叫‘秋香’呢？”記者問。“對！我之前也問過公司同樣的問題！”在北京生活了15年的唐伯虎用流利又帶點京腔的中文回答說，這是她18歲簽約第一家演藝公司的時候團隊幫忙起的名字。“我看過周星馳那部電影，對這個角色印象不是很好，但後來自己查了一些這個人的資料，發現是個很有個性、有才華的‘才子’，而且，我的性格也比較男孩子氣。”
取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名字是很多外國藝人來到中國發展的第一步，然而，現在的唐伯虎應該明白，除了“名字好記”這並不能對她的事業有太大幫助。
唱英文歌紅不了 唱中文歌又“必須要比中國歌手唱得還好”2013年，與經紀公司解約的唐伯虎隻身一人參加了央視《星光大道》，獲得了周冠軍、月冠軍以及最終年度第四名的成績。雖然靠節目有了一定的觀眾基礎和人氣，但對於從小彈吉他愛音樂創作的她來說，在節目上表演的《我相信》、《怒放的生命》等“滿大街都在播的歌”並不是她的初衷。
唐伯虎在節目中取得優異成績
10歲時隨父母工作來到北京，雖然自認為是個地道的北京妞兒，唐伯虎還是會對自己的外籍身份感到痛苦糾結。“所謂的‘外籍身份’早就不吃香了，想要在中國音樂圈立足，必須得唱中文歌，還必須要比中國歌手唱得還好，所以我們要付出多少努力，可想而知。”出道七年之久的唐伯虎至今沒有正式發行過唱片，參加完《星光大道》到現在，她大部分的工作是去央視或地方臺的綜藝節目唱唱參賽時候的歌，表演一些帶有中國戲曲元素的作品，偶爾可以在一些與文化交流有關的“商演”上唱一下自己的原創作品。
相比之下，同樣來自美國的傑西（Jess Meider）“任性”得多。1997年，有著伯克利大學音樂系背景的傑西，因為在紐約發展競爭太過激烈，試圖在北京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在位於燕莎商場北邊的“保持聯絡”酒吧當駐唱歌手是她來中國的第一份工作。“那時候我每週都有演出，場場爆滿，唱什麼都很受歡迎，唱英文歌，唱錯了也不怕，因為觀眾可能都聽不出來”。在傑西眼中，那時候的北京像是一片尚未開墾的沃土，“沒有網際網路，沒有MP3，連CD都要大家互相藉著聽，只要是外來的音樂，大家都抱著極大的好奇心。”
十幾年前，傑西獲得的第一份工作是駐唱
十幾年間，傑西最初駐唱的酒吧被拆除，之後轉戰各live house，一場門票30-50元之間，發行過四張專輯，全是獨立製作發行，全是她熱愛的爵士風格。她向記者提起，自己錯失過很多與唱片公司簽約的機會，原因幾乎都是公司總要求她翻唱中文歌。“我不想受到唱片公司太多的制約，再加上現在網際網路越來越發達，我覺得……好音樂不會被埋沒。”在北京生活了快20年的傑西，依然不會用流利的中文表達。
簡迷離：曾經最接近主流的小眾音樂人來自法國的加百利是中法音樂組合簡迷離的吉他手，十幾年前，他在網上認識了當時正在法國留學的主唱蘇娜，組成樂隊並與當地一家音樂廠牌簽約，後來因為合約問題一起來了北京發展。跟傑西一樣，簡迷離雖然是走電子和視覺相對小眾的風格，加百利也是一個堅持自己理念的音樂人。
回國之後，加百利和女友蘇娜寄給各大唱片公司的小樣立刻得到了積極的回覆，很快，他們就成功簽約了當時在華語樂壇很有分量的竹書文化，成為陳琳、楊坤的師弟師妹。2005年年底，他們發行了第一張專輯《私人生活》。
早在05年發行的專輯，看起來依然很前衛
加百利接受採訪時說道，在錄製第一張唱片時，製作人也想用“中西合璧”的方式包裝他們，比如加入二胡、琵琶等民族樂器，但這個想法很快被加百利拒絕了，在他看來，跨界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老外唱京劇，文化就能被傳播”。當時，簡迷離堅持了自己的音樂風格，並將音樂、文學和視覺進行拼接，他們的每首歌都烙印著屬於自己的獨特標籤，俘獲不少文藝青年粉絲，也收到眾多電視節目、音樂節等演出邀請。
簡迷離在音樂節上極具衝擊力的表演
但很快，由於合約原因，簡迷離在首張專輯短暫火熱之後迅速消失，隱退三四年之久。2011年底他們推出翻唱專輯《末日戀曲》，在加百利的堅持下，他們用顛覆的形式改編了像《甜蜜蜜》和《那些花兒》等經典，再加上女主唱在唱腔上的突然變化，引起了一些爭議，隨後簡迷離繼續陷入低潮，甚至離開中國進行休息調整。
“十年前，我們給把小樣寄給麥田、摩登天空，只要能找到聯絡方式的，都投了個遍，幾乎唱片公司都有回應，現在想想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在加百利眼看來，如今的音樂圈遠不如十年前那樣開放：“那時的唱片公司老闆也好，工作人員也好，他們真的會去聽小樣，真的會去尋找可能他覺得比較有意思的音樂。”
每一個洋明星經歷過的尷尬，他們也都經歷過“每次上節目，幾乎都會被製作單位要求穿旗袍，即使我唱的歌的風格跟旗袍一點都不搭，”對於性格爽朗不拘，被粉絲稱為“虎大”的唐伯虎來說，讓她穿旗袍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不過，大多數情況下，她還是照做了——畫著大濃妝，頂著一頭盤發，唱著“我要飛得更高”。
唐伯虎經常穿著中國旗袍表演
也許是有了像大山這種透過相聲等中國傳統藝術走紅的外國人的前車之鑑，也許是正如唐伯虎所說“現在很多節目找老外，僅僅因為缺少一張外國人的臉”，這些外籍歌手為了給觀眾留下印象，也是蠻拼的——一點不亞於國內明星在綜藝節目裡的表現。
最常見的，在許多節目和演出中，主辦方或是導演組都會要求他們演唱戲曲作品，“這些東西可能很多中國歌手都沒辦法唱好，但因為你是外國人，所以你就必須得學。”
唐伯虎向記者回憶起一次被安排表演經典黃梅戲《女駙馬》的片段。由於時間緊迫，節目組只給她留出一個小時的學習時間，“我要邊做動作邊唱，每句詞的動作都不一樣，不是說隨便擺個pose就可以了，另外所有的詞都很生澀難懂，發音更是超難，還有各種奇怪的咬字，如果一箇中國歌手去學恐怕也得至少一天。”
這次經歷在唐伯虎看來並不是最痛苦的，去年年底她扮演虞姬的時候才體會到什麼是真正的“痛不欲生，終身難忘”。“因為要勒頭，真的是疼到死，疼到缺氧的狀態，我從小到大從來沒那麼難受過”。在娛樂圈打拼了這麼多年，那次是唐伯虎第一次有想哭的感覺。
唐伯虎參加戲曲節目學習中國國粹
講到這些不堪的經歷時，唐伯虎突然陷入一陣沉思，不過她活潑的本性立刻恢復了回來：“哦，還有，最怕主持人問‘你會不會用筷子’，要是不會用，我豈不是早就餓死了！”
除了要學千奇百怪的才藝，他們那一張“老外的臉”甚至會被提出更多奇葩要求——連一向“高冷”的傑西也難免於此。“一次我們在商場裡演出，但場地裝置太簡陋了，連吉他插電的地方都沒有，只能用音箱放歌，於是他們就把我化妝成Lady Gaga的樣子，讓我對口型假唱。”由於對Lady Gaga的歌並不熟悉，傑西當時只能壓低帽子，用話筒捂住嘴，邊聽歌邊跳起誇張並拙劣的舞步，繼續表演，尷尬程度稍作腦補便知。
“大家覺得我們吃香，因為有張外國人的臉就可以上很多節目，去很多地方表演，這是事實，”唐伯虎說道。“但想成為一個真正的明星，讓大家喜歡上你自己的音樂，是件很難的事情。”
生活不富裕但也不寒酸，他們有很多賺錢門路雖然並不能擠入主流的娛樂圈，但整輪採訪結束後記者發現，這群外籍音樂人的生活並不像他們在娛樂圈的地位一樣尷尬窘迫，甚至可以過得無憂無慮。按大洋的話說，在北京生活“很簡單”：“不用交稅，不用養車，也不用特別擔心錢，因為除了房子北京什麼都比（洛杉磯）那邊便宜。”
十年前，30歲的大洋身上帶著幾百美金從美國來到北京，在此之前，他在洛杉磯從事土木工程方面的工作，“掙得不多又極其無聊”。首先，他給自己取了一個很喜歡的中文名字：大洋，不僅有“洋人”的意思，作為民國時期貨幣的別稱，還意味著“錢”。
教英語、跑龍套、當歌手什麼都做 有時同樣的工作掙得比中國人多剛來北京的時候，大洋常常收到英文老師的工作邀請，但演藝方面的工作更讓他感興趣，因為“簡單，輕鬆，來錢快”。對於此前從未有任何演藝圈經驗的他來說，成為一名歌手完全出於偶然。唱歌對他來說，只不過是“一種謀生的技能”——在2008年參加《星光大道》時，大洋甚至一連首中文歌都不會唱，只得再臺上跳一段自創的拳擊舞。
來北京的一個半月後，大洋就靠朋友獲得了第一份“演藝”工作。那是在Millennium Park舉行的倫敦-中國奧林匹克展上，大洋身著英國警察的全套配備，扮演一名倫敦警官。在那四天裡，大洋“保持警戒”，有時吹響哨子假裝追捕嫌犯。而這份工作不僅讓大洋輕鬆掙得七千塊，更讓他對未來的“錢途”信心大增。
大洋“扮”警察時候的裝扮
後來，大洋的演藝事業越來越順利，他開始進劇組當群眾演員，有時候甚至一句臺詞也不用說，每天就能獲得八百到一千的片酬。身為外籍人士，大洋做群演的“身價”比中國人要高20多倍。
大洋告訴記者，他的收入從來北京第四年開始便有了質的飛躍：年收入可以達到18萬左右。“那時候錢開始來得又快又輕鬆，比如在北京車展當車模，四天能掙一萬塊；去劇組客串一個月，就能掙四萬塊。”而且讓大洋最有成就感的是，他能用在中國掙的薪水，回美國買喜歡的東西。
幹同樣的工作，掙的錢卻比中國人多，這一點傑西也深有體會。“他們無所謂我唱什麼，因為我是外國人，所以只要站在這裡唱，他們就會覺得有面子”。要知道早在18年前，她在酒吧唱歌的收入就能到達每晚300塊，而在同樣的地方演出，中國歌手可能連一百塊都掙不到。
另外，傑西在採訪時說，前幾年一些國際品牌活動的出場費非常誘人，像某著名汽車品牌的活動，唱幾首歌就能掙到四千到八千塊。“07,08年，北京奧運會前後，這樣的活動特別多，平均每個月都有兩三次。”傑西坦言，來北京後經濟方面的壓力幾乎沒有，同時她也掌握了很多演出方面的人脈，不怎麼發愁找不到工作。
大洋已經開始從“龍套”向職業演員發展
“我覺得這也許是我們的一個優勢吧，錢可以掙得不多，但是朋友、人脈資源一定要有，這才是最大的財富。”大洋說道。隨著年齡的增長，大洋的野心不僅僅是當個跑龍套的演員，或是什麼二把刀的歌手，當他想在演藝圈站穩腳跟時，卻發現一切並不如想象中那麼簡單：找不到正規的經紀公司簽約，掙多少錢也不能有個正經“明星”的身份。
最近，他決定自己寫劇本，做編劇，做自己的電影：“那樣的話就不用等別人找我工作，我可以創造自己的作品。”
懷抱“音樂夢想”的他們也還在嘗試在中國闖蕩的這些年，加百利、傑西這些職業音樂人親身感受到了音樂行業的萎靡不振，和整個娛樂圈的發展變化，雖然可能收到過一些挫折，或者離自己當初的“音樂夢想”依然有些遙遠，但他們還在繼續不懈地進行著努力和嘗試。
上選秀節目重拾存在感眼看“唱片已死”，演出市場逐漸加溫，而想要獲得更多商演機會，參加選秀節目，增加曝光量和知名度成了所有歌手“曲線救國”的方法，也包括這些外籍音樂人。除了《星光大道》、《中國紅歌會》這類外國人經常出現的電視節目，他們越來越多選擇登上音樂選秀節目試圖尋找新的機會，雖然有的可能造成了反效果。
簡迷離在2011年翻唱專輯引起爭議再次隱退之前，曾在2012年參加第一季《中國好聲音》，然而當他們唱完那首改編版的《龍捲風》時，四位導師竟無一人轉身，身為導師兼同門師兄的楊坤甚至建議他們分開發展。那次失敗對他們來說無疑是“致命的打擊”，直到2015年，他們再次出現在選秀舞臺——第二季《中國好歌曲》，以一曲電子搖滾風格的《怪獸不跳舞》成功加入周華健隊，這個經歷波折的組合重新回到公眾視野。節目後，簡迷離發行了新專輯《迷圖》，並進行了出道十年來第一次live house巡演。
簡迷離參加《中國好聲音》卻不被認可
談到因為自己的“不妥協”遇到的這些坎坷，加百利認為這是很多音樂人都會遇到的問題，不過現在靠選秀出頭難，音樂人靠音樂維生也越來越艱難，跟整個大環境的變也化分不開。“比方說國外重視版權，一個歌手有一首家喻戶曉的歌，就可以靠版權吃一輩子，但在中國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今，除了唱歌，加百利還成立了自己的音樂工作室，幫其他歌手做音樂製作，以及影像資料，用這些收入補貼音樂生涯。
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做自己舒服的音樂儘管在北京一直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但傑西也曾經萌生過退意，那是她來北京的第十三年，已過而立之年的她仍是孤身一人，隨著身邊的朋友逐個歸國，她越來越感到孤獨，甚至有了“放棄一切，回到美國”的想法。然而就當她糾結迷茫之際，音樂人高放闖入了她的生活，共同的音樂理念讓他們很快走到了一起，並且很快結婚生子，他們的混血寶寶如今已經三歲了。
有了家庭這個強大後盾，傑西在音樂這條路上似乎玩得更順手了。生完孩子後，她跟丈夫組了一支名為“唐人街”的樂隊，開始在北京的live house裡進行小型演出。今年初，傑西開始著手錄製新專輯，把這幾年來他們夫妻共同創作的作品收集起來。採訪時，傑西熱情地放給記者試聽，一段混搭著爵士和電子元素的旋律從音響裡流淌而出——按傑西的話說，這是一張“聽起來很舒服，但也會讓你跟著旋律起舞的專輯”。
傑西與老公一直堅持做自己喜歡的音樂
相比傑西做音樂時的自在，同樣在北京生活了十幾年的唐伯虎，似乎永遠處在一個“矛盾”的狀態：“我只在美國生活過一年，去美國的話，他們都覺得我是個中國人，而我在中國他都覺得你是一個外國人。”唐伯虎告訴記者，以前寫歌的時候，雖然是中文歌詞，但她習慣先寫出英文再按大概意思翻譯出來。最近，她開始嘗試更“地道”的創作方法，甚至增加一些中國元素，比如她剛寫了一首新歌名叫《傳承》，是一首節奏明快的舞曲，但歌詞卻直接引用了毛澤東詩詞。
唐伯虎說，也許這種中西結合的方式才能讓自己真正踏實下來：“因為我本身就是一箇中西結合的人，經常卡在一個特別不舒服的位置，但如果能找到一個方式把兩者融合到一起，那這就是我自己的風格。”
最後，我們跟他們聊了一些音樂以外的事兒來北京之前，大洋只在明信片上看見過這個城市的面貌，“印象中，北京有長城，有故宮，有很多衚衕串子騎著單車在灰色的小衚衕裡來回穿梭，又穿著中山裝的中國人燦爛地笑著，露出缺了幾顆的牙齒。”大洋曾以為，自己會看到一個破落頹唐的城市，可恰恰相反，北京的現代化和包容性給了大洋一記耳光——他怎麼也想象不到，北京的發展如此迅速，一座文化古城中不遜於紐約的水泥森林。“到處都是車、人，一年365天日夜不停修建、養護中的道路建築，而且，比起在美國，我在這裡得到的機會要多十倍。”
在這生活多年，大洋的生活習慣早就跟一個普通北京人無異。比如，北京人眼中的“世界中心”——五道口，對他來說就是天堂。“天啊，那裡都是留學生，都是年輕人，有西餐，有便宜但是好玩的酒吧”，提起五道口，大洋的聲音突然提高了八度，他說，那裡簡直就是自己第二個家。大洋曾經在五道口住過七年，一開始與人合租，房租每月只有一千塊，後來他搬到科技大學對面的石油大院，房租也不算太貴，“一開始2200後來漲到2600”。那是一間一室一廳的公寓，對於獨居的大洋來說，寬敞又舒適，偶爾他還能邀朋友來家小聚，一起做做飯喝喝酒。大洋甚至還得意地向記者推薦自己開的比亞迪，“我開了兩年了，沒什麼毛病，關鍵是省油。”
大洋和自己的愛車
全世界都知道北京房價貴 空氣髒 他們怎麼看？採訪最後，我們與這些老外音樂人聊了聊中國的房地產，大洋說，自己實在理解不了，為什麼中國人要花那麼多錢在北京買一座“監獄”，而用同樣的錢完全可以在美國買棟大別墅。雖然他在美國有幾萬美金的退休金，但是卻完全不想浪費在中國的房地產上。所以，每次和女朋友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都會邁不過買房這個坎兒。而加百利雖然已經結了婚，但他和妻子蘇娜仍然在北京租房生活，儘管加百利笑說“法國人也喜歡當地主”，但北京高昂的房價，他們確實“沒必要給自己增加這麼一個煩惱”。
而嫁給了一位北京本地音樂人的傑西，則完全不用為房子發愁，她說自己很慶幸，有房子為她的生活減少很大一部分負擔。幾年前，她和家人搬進了位於望京Soho附近的新家，如今那裡的房價已經翻了一番——而初來北京時沒用積蓄投資買房也成了她心中一大憾事：“我在朝陽北路那邊看中過一套房子，現在漲了快八倍。”
傑西不願因小問題而放棄在北京的幸福家庭
然而，現在最讓傑西擔憂的顯然不是北京的房價，而是越來越嚴重的空氣質量問題。“當然該做的防護措施都會做，但如果因為這個原因讓我放棄家庭放棄音樂，回美國從零開始，是你你會願意嗎？”
也許，北京對這些漂泊異鄉的老外來說，是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地方，它有廣闊的胸懷卻充滿殘酷的競爭，然而不論如何，都讓他們欲罷不能。
外國面孔想在今天本土文化越來越強勢的中國娛樂圈形成氣候，目前看起來是越來越難的，特別是在整個音樂行業不景氣的情況下，外籍音樂人想走出自己的一片天，更是不可能。但是，對這批在京城紮根的外國人來說，音樂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這座飛速發展的城市更已經是他們離不開的歸屬感：在這裡，他們的中國夢有的已經實現，有的還在繼續追逐中。
主筆 :馬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