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與 Facebook 相關的私人記憶。
作者 | 陳晨
編輯 | 靖宇一封千字長文，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告別了她在 Facebook 的 14 年。
長文的開頭她講述了 2007 年的聖誕夜。在那次聚會上，她認識了一個叫扎克伯格的小夥子，聽到了一個新的想法——網路反而能解放真實的自我。
扎克伯格的設想出乎意料又令人著迷，又或許是，他說這話時的語氣太過篤切，桑德伯格被震動了。那個夜晚，他們倚門長談，欠下了對方一杯酒。
這是她跟 Facebook 長達十幾年糾纏的開端，她一直都記得。只是現在，到了要結束的時候了。
即將接任的奧利萬（Olivan），比桑德伯格早一年加入 Facebook，扎克伯格在談及這次職位交替時說，「他不會取代桑德伯格在公司結構中的角色」。奧利萬也在貼子裡表示，自己不會像桑德伯格那樣，具有「面向公眾」的特質。
他們沒有說桑德伯格為什麼離開，有猜測說跟她多年前協助前男友（動視暴雪 CEO）封殺媒體不利報道有關。華爾街日報也展開了尋訪，從一些知情人士的嘴裡，我們知道了桑德伯格，這個公司的「二把手」，沒有參加眾多與戰略轉變有關的領導會議。
在 Meta 開發虛擬世界的計劃裡，她彷彿是一個局外人。一位與她關係密切的人說，「她覺得沒有她的優勢發揮的地方」。
在那封長文發出不久後，扎克伯格發帖稱：桑德伯格的離開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01
把廣告和自己
帶給Facebook
「All in 元宇宙」後，扎克伯格曾說，這一願景的實現需要兩個十：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十多年的時間。
桑德伯格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不清楚新的產品是否已經準備好進行貨幣化。但有一件事情，在 Meta 領導層達成了一致——這項被定義為「高風險」的重點業務，對廣告的依賴程度較低。
廣告一直是桑德伯格的「領地」。
2000 年大選中民主黨失利，身為民主黨的桑德伯格決定從政轉商。她的朋友，也是谷歌前 CEO 埃裡克·施密特（Emerson Schmidt）每週給她打電話，告訴她，「這是一艘火箭飛船，上吧」。
此時谷歌還是一家成立不到三年的私營公司，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嘗試銷售文字廣告的 AdWords 業務，只有四個職員。
2001 年，桑德伯格進入谷歌，負責 AdWords 的銷售及運營，隨後，她著手開發在外部網站投放廣告的 AdSense。這兩項業務很快成了谷歌的主要收入來源，順利幫助谷歌成為了一家盈利的公司。
而在 2007 年的那個聖誕夜，從大學宿舍開始走過了 4 年，Facebook 需要複製一場類似的勝利。
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 | 圖片來源：歐洲新聞攝影社 Andrew Gombert 攝
早在 Facebook 還只是一個網站的時候，聯合創始人愛德華多·薩維林曾經提議，透過廣告賺錢。他的想法在第一天就被否決了，因為這在扎克伯格等人看來，這「並不酷」。
他們做好了一個產品，到 2007 年底，Facebook 已經擁有 10 萬個人主頁，但利潤並沒有如他們想象的那樣，隨著「受歡迎」而來。
2007 年 10 月 24 日，微軟宣佈以 2.4 億美元收購 Facebook 1.6% 的股份，在收購條例中明確寫道，此次收購包括在 Facebook 上放置國際廣告的權利。
Facebook 中加入廣告，或許是這個「酷」網站想生存下去，必須要做的事情了。而此時，曾經一手締造谷歌廣告業務的桑德伯格成了最優的人選。
在那次會面後的數月，23 歲的扎克伯格，和 38 歲桑德伯格，如同密友一般共進晚餐，補齊聚會上欠下的酒水，繼續那個令人激動的設想。
扎克伯格為桑德伯格量身打造了一個 COO 的職位，2008 年初，桑德伯格正式入職 Facebook。
如同很多初創公司一樣，早期的 Facebook 十分混亂。廣告策略、招聘和解僱、管理以及處理政治問題，這些都是桑德伯格這個 COO，需要處理的任務。
「很感激桑德伯格，處理我不想做的事情」，扎克伯格說，「我在公司可能不得不做的所有事情，她做得更好。」
下午 6 點到 9 點，是桑德伯格與高階管理人員定期召開會議的時間，在不大的會議室裡，他們展開了關於收入和廣告的辯論。到了晚春，Facebook 的領導層同意開展廣告業務，他們開始「謹慎地展示廣告」。
剛開始投放的一些廣告，並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很多廣告主們想要爭取更多的權益，桑德伯格回憶，「就像在 MySpace（成立於 2003 年的社交網站）上的電影綠巨人一樣，大多數廣告客戶都想接管我們的主頁」。
「一位客戶在我拒絕這種主頁的想法後，非常生氣，她用拳頭猛錘桌子，走出房間，再也沒回來。」
擺在桑德伯格面前的，除了繁雜的工作，還有一個年輕的「甩手掌櫃」。
或許是知道技術天才不好溝通，桑德伯格已故的丈夫曾經建議她，在開始解決問題之前，先跟扎克伯格「約法三章」。
桑德伯格接受了前夫的建議，與扎克伯格約定每週坐在一起會面，真誠地給與反饋。
但在面對一個「不受控」的老闆時，這並不足以讓她得心應手。她為扎克伯格和工程師安排九點的會面，但扎克伯格沒來，因為在年輕的老闆看來，九點指的是晚上九點，不會有人早上九點就來上班。
就在桑德伯格加入 Facebook 後的第一個夏天，也是在公司新業務的重要階段，扎克伯格突然興起決定出去旅行一個月。沒有留下指示，他就把公司直接交給桑德伯格和當時的產品管理總裁馬特·科勒（Matt Cohler），在一個月期間，這位老闆幾乎失聯。
桑德伯格還負責招聘業務，她為公司招攬了大量人才。在谷歌的前同事莫里·格雷厄姆（Molly Graham）跟隨她來到了 Facebook，幫助生產移動端產品，密友埃利奧特·施拉格 (Elliot Schrage) 也從谷歌跳槽，成為了 Facebook 全球傳播和公共政策副總裁，此外還有 Schrage、Fischer、Choksi ……
「雪莉在谷歌是不受歡迎的人」，一位谷歌的高階管理人員說，「她搶走了高管」。
到 2011 年年中，根據 Linkin 上的資料，在 Facebook 工作的前 Google 員工人數，大約是在 Google 工作的前 Facebook 員工的四倍。
在谷歌，一個人從被提為候選人，到被高階管理人員委員會批准，再到被拉里佩奇確認，大約需要三週的時間。而在 Facebook，桑德伯格將這個週期壓縮到了兩週甚至更短。
她也因此遭到了前東家的批評，聲稱她利用了谷歌有關流程運作的「內部資訊」。不過在桑德伯格看來，一切只是為了快速行事，並非針對任何一家公司。
2009 年 9 月，Facebook 表示它首次實現了正現金流。外界評論，「當桑德伯格到來時，這家公司正在流血，現在已經開始盈利。」
桑德伯格加入的三年後，Facebook 從 130 名員工增長到 2500 名，全球使用者從 7000 萬增長到近 7 億。2012 年，Facebook 上市，她成為 Facebook 董事會的第八位成員，也是第一位女性董事會成員。
Facebook 在納斯達克上市 |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次年，她出版《向前一步》（《Lean In》），成為被追捧的女權偶像。桑德伯格鼓勵女性透過連線瞭解外面的世界，自我成就，Facebook「讓世界更加開放和互聯」目標印在證券檔案上。
桑德伯格形象和公司形象深度繫結，也相互成就。
然而，對於這位即將登上矽谷權力巔峰的女性來說，她顯然沒有預見到公司未來幾年的巨大危機。
02
用「政客」的
手段處理危機
最複雜的問題是隱私，在 Facebook，桑德伯格處理了很多「意料之外」的工作。
從創立之初，Facebook 就面臨了眾多有關隱私的指責。因為它實在是太強大了。它掌握了你的個人資訊、社交關係甚至工作資訊，它也將使用者暴露在一個不加篩選的資訊場。
在很長的時間裡，這些問題沒有被重視。有報道稱，Facebook 將自己定位成一個平臺，而非出版商，對使用者釋出的內容負責，或對其進行審查，既昂貴又複雜，很多 Facebook 的高管都有類似的顧慮：「任何此類努力都會適得其反」。
麻煩在積蓄，問題沒有被解決。對 Facebook，或者說社交媒體的指責，在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事件中，激烈地爆發了出來。
2016 年大選期間，美國情報機構及一些媒體紛紛公開和報道了俄羅斯的干預，後者行動的目的是「支援特朗普」，「反對希拉里」，以及挑起和放大美國政治與社會的不和。
他們採取干預的其中一個手段，是一場覆蓋 Facebook、Twitter、Reddit、YouTube 等社交媒體的運動：被稱為「水軍基地（Troll farm）」的俄羅斯網際網路研究機構，建立了數千個媒體賬戶「水軍」，捏造文章和虛假資訊，並在社交媒體上傳播。
這場對美國大選的干預行動從 2013 年持續到了 2017 年。
2016 年春，Facebook 前首席安全官亞歷克斯·斯塔莫斯 (Alex Stamos) 的團隊最先覺察到了不對勁——俄羅斯駭客似乎正在調查 Facebook 賬戶，尋找跟競選活動有關的人。據報道，他與 Facebook 的總法律顧問科林·斯特雷奇（Colin Stretch）共享了有關發現，隨後，斯塔莫斯獨自行動，組織團隊開始審查俄羅斯在 Facebook 上的活動。
但他的行動並未獲得 Facebook 高層「同意」。桑德伯格對這樣的行動不滿，她說，「在未經批准的情況下調查俄羅斯的活動，會使公司在法律上暴露無遺」。
其實這也非完全是「個人決策的錯誤」。2015 年，桑德伯格的丈夫意外去世，他在演講和書中多次提到自己當時的悲傷和無措。
據報道，2015 年特朗普在 Facebook 攻擊穆斯林時，桑德伯格將對事件的處理，委託給了當時聘請的檢察官和全球政策管理負責人。
扎克伯格則更少處理技術之外的事務，一篇 2018 年的報道採訪了 Facebook 的高管，他們說，「過去三年的關鍵時刻，他們因個人事務而分心，並將安全和政策決定轉交給下屬。」
不過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兩位主要領導人，還是決定繼續對俄羅斯活動的關注和研究，併為此建立了一個叫 Project P 的小組。
但在決定「是否公佈他們的發現」時，以桑德伯格為代表的一些領導人又退縮了。他們害怕被特朗普為代表的共和黨人指責站隊，又害怕偷偷撤下那些虛假介面會被使用者覺察，讓使用者覺得自己被隱瞞和欺騙。
根據此後的研究報告，俄羅斯人在 2016 年競選期間建立了 470 個 Facebook 帳戶，而在這些帳戶中，有六個內容至少被共享了 3.4 億次。
他們最後選擇了隱瞞。這顯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直到 2017 年 9 月，距離桑德伯格等人知道此次「入侵」的 10 個月後，Facebook 才做了一個「不顯得那麼嚴重的披露」。但一些媒體開始披露更多細節，事件持續發酵。
對桑德伯格來說，屬於她的戰鬥，剛剛打響。
桑德伯格曾經是一名政客。
她的導師薩默斯於 1995 年成為財政部副部長，而她則擔任參謀長。在之後的工作裡，桑德伯格也一直保持著對政治的敏感。
在那次事件的處理上，桑德伯格熟練地應用了那些政客的手段：遊說、引戰。
她嘗試與認同「Lean In」的參議員克洛布查（Klobuchar）打好關係，併成功地讓她減少對 Facebook 的公開攻擊。她還與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理查德·伯爾 (Richard Burr) 多次交談，爭取他的支援。
桑德伯格遊說華盛頓議員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Drew Angerer 攝
公司還加大了跟 Definers Public Affairs 的合作，這家諮詢公司致力於將政治競選的策略應用於公關。隨後他們的策略有了一些變化，除了釋出本公司的正面內容外，Facebook 開始抨擊競爭對手。
此時時間到了 2018 年，俄羅斯干預大選的陰霾還未散去，Facebook 又被爆出與劍橋分析公司合作，挪用使用者資料的醜聞。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數十篇抨擊蘋果、谷歌不良商業行為的文章，出現在一個叫 NTK Network 的網站上。而 NTK，是與 Facebook 展開深度合作的 Definers 的附屬機構。
2018 年 9 月，桑德伯格代表公司在參議員情報委員會上作證，這對 Facebook 來說，是改善形象的重要節點。她和團隊準備了一份詳盡的問答筆記，試圖囊括所有可能被針對的問題。
「我們發現這一點太慢，行動也太慢。這就是我們的現狀。」桑德伯格在會上代表公司做出了反省，並強調了他們的下一步工作：僱傭更多的人來審查內容，投入更多資金研發能夠識別虛假賬戶的人工智慧。
在她面前攤開的便條上，記錄著每位參議員的名字和質疑，以及一個「要說謝謝」的提醒。
桑德伯格在 9 月聽證會上的筆記 | 圖片來源：《紐約時報》，Tom Brenner 攝
然而，桑德伯格的努力並沒給自己帶來應有的認可。2018 年 3 月，扎克伯格曾經就選舉干預事件，以及劍橋分析資料的醜聞，狠狠地批評了桑德伯格。
華爾街日報對桑德伯格離職的原因進行了報道，據知情人士說，桑德伯格一直在告訴其他人，她已經成為了公司出問題時的出氣筒。
「她正在被抹黑，而這種抹黑，以一種不會發生在男性身上的方式發生著」，一個與桑德伯格一起工作多年的人說，無論是否有關性別，她都厭倦了。
他們的夥伴關係，在特朗普時代開始出現裂縫。或許也是從這裡開始，二人漸行漸遠。
03
搬一面鏡子，看看
「偶像」與自己
在離職信中，桑德伯格透露了自己接下來的人生規劃。
53 歲的她，想做好五個孩子的母親，和愛人湯姆的妻子。還有，把更多的精力分給基金會和慈善工作。
以她與前夫戴夫·戈德堡為名的基金，有 LeanIn.Org 和 Option B.Org 兩項計劃，前者致力於提高女性在工作場所的地位，後者幫助包括虐待和性侵犯的倖存者在內經歷了逆境的人，也為 KIPP 學校（一個免費開放招生的大學預科學校網路，遍佈美國各地的低收入社群）的畢業生提供獎學金。
69 年的她出生於一個猶太人家庭，父母幫助建立了南佛羅里達蘇聯猶太人組織，他們的家成為了「想要逃離反猶太主義的蘇聯猶太人」的非官方總部，這時候的父母，熱心、勇敢、有責任心。但有時，父母又會很傳統，他們告訴她相比與學業，婚姻更重要，他們說「女性要在年輕時結婚」，「得到一個「好男人」。
從小到大，她長成了別人家孩子的模樣，聰明、勤奮、自信。但在這種將自己託付給「男人」，降低自我價值的婚姻觀浸染下，她又自卑、容易自我懷疑。
在哈佛學習期間，她創立了一個名為「經濟和政府中的女性」的組織，但是桑德伯格卻否認了她是女權主義者，她說，組織的目標只是讓更多女性主修政府和經濟專業。
對她來說，一種對自我的認知喚醒，發生在大學的優等生榮譽學會上。
榮譽會上，男生和女生分開在兩個房間舉行儀式。桑德伯格房間的一個女生，發表了題為「Feeling Like a Fraud」的演講。
「Feeling Like a Fraud」是一種「冒名頂替現象」的典型感受，有這種感受的人，將自己的成功歸結為運氣而非能力，這經常發生在無法內化和接受自己成功的高成就者身上。
桑德伯格往四周望去，房間裡的同伴都在點頭，桑德伯格也被觸動到了。她意識到，是這樣的，從小到大，她都被這種自我懷疑和不確定籠罩著。而且她意識到，另一個房間裡的男生，絕對不會有這種感受。這不僅僅是個體的差異，而是一種社會的、結構的分裂。女性往往要付出更多努力來爭取想要的東西，並且「心安理得」地接受它。
剛加入 Facebook 時，桑德伯格曾問馬克·扎克伯格，為什麼他的五人董事會沒有女性，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我們的董事會很小」。
桑德伯格為自己，也為更多女性做出了爭取。
桑德伯格為女性福利計劃做了很多，包括爭取帶薪休假，喪假，支援想要推遲生育的員工，以及為遭受家庭暴力員工提供帶薪休假。
2010 年 12 月，桑德伯格在 TED 發表演講，她說女性需要「坐在桌旁」。她在財政部時的同事，曾回憶他們共事時的經歷。「年紀較小的人，其中有幾位是女性，會坐在座位區。雪莉總是在桌旁，招呼所有初級員工移動，並喊道，『我們會騰出空間』」。
在她加入 facebook 不久，她還邀請曾在 eBay 工作過的哈佛商學院畢業生洛瑞·戈勒（Lori Goler），擔任招聘主管，因為 Goler 的加入和幫助，Facebookd 中層有了許多女性力量。
不過到了 2018 年 5 月，Facebook 宣佈對其領導層進行大規模改組，六位關鍵高管獲得了晉升，其中只有一位是女性——Naomi Gleit，負責「誠信，增長和產品管理」。扎克伯格曾承諾建立包容的勞動力體系，這家公司的行動卻被再次質疑：在當時的 14 個關鍵技術職位中，有 13 個職位是男性。
結構的改變沒有那麼簡單，即使離職，在提高女性職場地位這項事業上，她仍然看到了繼續下去的必要。
桑德伯格很喜歡，美國喜劇演員蒂娜·菲（Tina Fey），撰寫的自傳體小品喜劇《Bossy Pants》，這本書裡的 Fey 搞笑，幽默，又懂得內省和自我批判。
這或許是她腦海中，那個最理想的自我，也是最理想的女性形象。
參考文獻：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1/07/11/a-womans-place-ken-auletta
https://www.nytimes.com/2018/11/14/technology/facebook-data-russia-election-racism.html?auth=register-google1tap®ister=google1tap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sheryl-sandberg-quit-facebook-meta-11654215712?mod=hp_lead_pos1
https://www.wired.com/story/facebook-just-tapped-the-next-mark-zuckerberg/
https://www.wired.com/story/facebook-mark-zuckerberg-15-months-of-fresh-hel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7/08/business/mark-zuckerberg-sheryl-sandberg-facebook.html
*頭圖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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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客一問
如果沒有桑德伯格，
Facebook 的成長之路會是怎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