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很多瘟疫題材的災難電影時常被人提起。
因為它們與當下的疫情高度契合，充滿寓言性。
小嗨也惡補了幾部，卻都是“好好講故事”的型別，並沒能達到直擊人心的程度。
直到我看到了一句廣告語：比失明還恐怖的，是成為唯一看得見的。
——《盲流感》。
影片一開始就牢牢抓住了觀眾的興趣：一個日本男人開車等紅燈，眼前突然白茫茫一片，莫名失明。
結果第二天，但凡與他接觸過的人全部失明，只有醫生的妻子倖免於難。
為了陪伴丈夫，她假裝失明，與患者們一同被隔離在一座廢棄的精神病院裡。
誰知這被稱為盲流感的怪病以裂變的方式蔓延，末日般的景象很快到來。
對於很多作家來說，自己的作品被改編搬上大銀幕無疑是一種榮幸，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這代表著自己的作品足夠優秀且具有過人之處。
而本片的原著小說作者、諾貝爾獎得主何塞·薩拉瑪戈卻始終抗拒將這部作品改編成電影，因為他覺得這是一本對於人類社會的墮落和消亡來說非常暴力的書，不想它落入錯誤的創作者手中。
事實也的確如此，本片在2008年一經上映就引起了軒然大波，不但譭譽參半，而且引發了美國盲人群體的強烈不滿，準備在其上映前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
究竟何德何能令創作者和相關群體如此忌憚、不滿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人性與瘟疫一樣，可怕到指向所有人。
片中的盲流感，無疑象徵著人類無法預測和解決的危險，潛伏在文明的陰影中，又毫無徵兆地發作，讓人猝不及防。
所謂制度的第一反應則相當遲鈍，正如片中說的那樣：非常官僚化。
盲流感爆發之初，制度無能為力，只好祭起叢林法則的大旗：驅逐少數、保全多數。
如此舉措美其名曰是例行公事地隔離，實際無異於殘忍拋棄。
一方面是因為根本找不到病因和根治方法，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所有試圖逃跑的人都會被軍隊毫不留情地擊斃。
不得不說，原作者何塞·薩拉瑪戈非常聰明，這樣的處理方式看似殘酷無情，細品下來卻不難理解。
因為避重就輕、犧牲部分保全整體十分符合人類骨子裡流淌的“延續”基因，全看你代入被隔離者、健康者還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上帝視角。
隨著隔離的實施，影片也由此轉入暴風雪山莊模式的主調，患者被拋棄在廢棄醫院裡被迫展開自救，眾人共處一室上演著一幕幕人性之惡。
此類電影近些年我們看得不少，不足為奇，但相比於其他同類型電影的人性使然，本片倒更像是在展現文明社會倒退的過程。
你看，起初患者規模很小，以眼科醫生為代表的精英力量尚能應付自如，出於經驗的慣性，他們制定了一系列制度，以確保這個小社會能夠正常運轉。
可隨著患者數量不斷增多，人群的恐慌也不斷加劇，人與人之間無法根除的矛盾逐一暴露出來，精英力量的權威也隨之受到蔑視和挑戰。
隔離區很快便陷入無政府狀態，部分強權主義者趁機崛起，奪得資源分配權、打壓精英力量。
在生存與飢餓面前，人們最終選擇屈服於權力，而片中權力的象徵直接明瞭、簡單粗暴——槍。
持有手槍的人成了隔離A區的老大，控制所有食物，A區以外的人必須拿貴重物品換取食物，隨著食物越來越少，交換的“物品”又變成了女人，就連曾經代表精英力量、教養良好的眼科醫生也需要找風塵女來安慰自己。
掠奪他人的財產、踐踏異己者的尊嚴、暴力成為權力的直接象徵，文明就此開始倒退發展。
外面的世界還沒有到絕望的地步，隔離區裡的人已經開始自我毀滅了。
而這一切，全都被假裝失明的醫生妻子盡收眼底，她健康的雙眼代表著人類文明中不甘墮落的力量，透過她的雙眼，我們也見證了人性的弱點。
作為唯一可以看見世間光明的人，她所看到的卻盡是人性的黑暗，這是獨醒者的悲哀。
如此看來，本片的那句廣告語簡直深刻又點題：比失明還恐怖的，是成為唯一看得見的。
很多小夥伴評價本片沒有處理好、浪費了這麼好的設定和概念，其實這是必然，因為原作的改編難度實在太大。
其一，小說作者何塞·薩拉瑪戈的長項就是講故事，他能將整個故事講得家長裡短又龐大壯觀，讓讀者在興致勃勃的同時不自覺地落入他充滿隱喻的“圈套”裡。
其二，他能夠把人性的陰暗面推向極致，亦不忘將人性之善挖掘到極致，在他的筆下，道德與良知不需要讀者去仰望，而是與人性之惡相互依存的一對寶貝。
這兩點在本片的原著小說《Blindness》中格外明顯。
本片能夠在難度如此之大的情況下遵循原著並改編到7分以上的程度，已經著實不易。
至於那個令人詬病的結局——所有人突然恢復視力，醫生妻子說：I'm going blind，雖然有些強行大團圓的意思，但其實原著小說的結尾就是如此。
薩拉瑪戈的表達意圖非常明顯：對人類來說“看得見”最重要，而對智者來說，學會“看不見”才最重要。
畢竟心盲，比眼盲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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