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卡馬克之冠：這是一個“國設”崩塌的時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託卡馬克之冠】

這是一個“國設”崩塌的時代，那些曾經把自己裱糊到一塵不染的國家，也必須落入塵土和泥巴中，和其他所有國家一起接受審視。

影響了一代人的“傳說”

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筆者的親戚中流傳著一則都市傳說，大概意思就是，據某個曾去過美國的親戚的同事所言，美國的自來水不僅可以直接飲用，而且還非常清甜，用該親戚的原話說就是“不放糖都是甜的”。

這則都市傳說一度讓筆者豔羨不已。因為筆者從小喜歡喝涼水，而在筆者小的時候，桶裝水尚未普及，那時候要喝水必須接自來水燒開，放涼後才能喝，且父母也一直教育我不能喝生水，所以直飲自來水被視為不可碰觸的雷池，有時候無論再怎麼渴，都只能耐心等著燒開的水變涼。

這一羨慕情緒後來隨著桶裝水的普及而逐漸消退，並被筆者日漸淡忘。直到2016年，筆者偶然看到一則新聞：

一名弗林特市民展示2015年1月她家中的水樣（圖/美聯社）

此事一下子觸發了筆者塵封已久的兒時記憶，那個關於“美國自來水不放糖都是甜的”的都市傳說一下子湧上腦海，令筆者啞然失笑之餘不禁感慨萬千。

筆者這一代人是在一個對美國充滿溢美之詞的環境下長大的。在筆者成長的年代中，通常來說是沒法從輿論環境中獲得多少關於美國或者其它西方社會的負面評價的，你可以從大多數公共媒體中看到各種或宏大敘事、或見微知著、或全景描繪、或只鱗片爪的關於西方社會優越性的內容。

這種展示通常是不侷限於某一特定領域的，而是從物質條件到社會心理，從生活習慣到制度建設，從歷史傳統到民族文化，從奇聞軼事到歷史變局，不論是夏令營裡的日本小學生，還是比爾·蓋茨的車庫創業史，不論是青島下水道里的德國油紙包，還是英國內戰期間的騎士精神，簡而言之，這種優越性展示是全方位、不留死角的。

進一步說，這些展示所描繪的根本就不是什麼西方社會，而是想象中的西方社會，是理想社會，是烏托邦。

時至今日，我們都知道這些閉著眼瞎吹的東西有多荒謬。比如比爾·蓋茨的白手起家車庫創業史，要沒他那個在多家企業、銀行、基金會擔任高管的母親，微軟恐怕很難有今天的地位。

但這些四處擴散的都市傳說的影響力是不可小覷的，因為它們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國整整一代人的世界觀。終日浸泡在這類觀念中，你對世界的認知很難不發生畸變，就像我曾經真誠地相信美國自來水清甜不用放糖一樣。

西方“傳說”的流變

問題在於，這些傳說究竟是怎麼來的？

塞繆爾·亨廷頓有一句傳播甚廣的名言：“西方贏得世界不是透過其思想、價值觀或宗教的優越，而是透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的優勢，西方人常常忘記這一事實；非西方人卻從未忘記。”這句話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解釋這一問題。

冷戰是事實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冷戰的全面勝利讓西方國家在世界範圍內獲得的優勢是全方位的，這種優勢不僅是軍事上的、地緣上的、經濟上的，還包括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層面的；這種優勢在西方國家掌握話語權的情況下被極度放大，成為一種超主權的價值體系，它影響並塑造了世界範圍內的基礎政治倫理，定義並界定一系列的基礎社會邏輯，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先進、什麼是落後，幾乎成了西方國家的一言堂。

西方社會在這一過程中，非常熱衷於把世界上的一切正面道德觀念和社會價值都加諸己身，並透過一系列的話術包裝，把這些道德觀念和社會價值宣揚為其自古以來內在結構的一部分，以此來謀取政治合法性和道義優越性，然後再仗著這種政治合法性和道義優越性，以較低的綜合成本去實現一些使用傳統政治手段難以達成的目的。

這種超主權的價值體系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擁有很大的政治能量，使用得當的情況下，這套體系是西方國家對外干涉力量的倍增器和放大器，其價效比一度讓那些傳統的政治手段顯得黯然失色，當年它們喋喋不休的所謂“巧實力”無非就是這麼一套東西。

那些從德國油紙包到美國自來水的江湖神話，那些所謂“盎撒民族平凡而偉大的民族性”，那些夏令營裡的日本負重越野小學生的故事，其實就是這些超主權價值觀體系的零售版和邊角料。

關於青島的下水道流傳著眾多傳說，油紙包屬其中之一。圖為青島下水道結構圖

國內相當一部分人對於這套超主權價值觀體系所塑造出來的想象中的西方社會奉若神明，他們對西方社會抱持著一種宗教信徒式的狂熱，極其渴望能把這套認知灌輸給自己身邊的人。

這種皈依者狂熱帶來的傳教慾望，恐怕比很多西方國家土生土長的民眾還要強烈，但是他們自身又沒有接受過正兒八經的話術訓練和成體系的價值觀灌輸，於是，在這種急迫的傳教慾望和低劣的佈道水平互相矛盾之下，便只能透過散佈都市傳說這種對傳教者水平要求不高，成本相對較低的手法來傳播他們的迷信。

就像算命的瞎子往往沒有真的讀過《易經》，而假和尚連《心經》都背不下來是一個道理，本質上是一種一知半解之下形成的船貨崇拜，他們嘴裡嚼的，不過是西方宣傳的反芻物。

“傳說”破滅

如今，這一套宣傳的現實基礎正在日漸破產。

首先，這套超主權的價值觀體系是以西方主導下的超主權世界體系作為基礎前提的，而這種西方主導下的超主權世界體系，本身是在冷戰結束後一段時期內，由於非西方國家普遍性的貧窮與衰弱而出現的一種特殊時期的特殊狀態。

從歷史上看，這不是一種正常的、普遍的狀態，而是一種不正常、不穩定，且註定無法長久的狀態。當歷史開始逐步迴歸常態，特別是非西方國家開始逐漸復甦，其物質條件和社會心理逐步現代化之後，這種建立在西方主導下的超主權世界體系下的影響力工具，在強主權的世界環境中就顯得日益格格不入了。

另一方面，因為道德觀念和社會價值中實際包含了大量互相矛盾的部分，所以把它們全都囫圇吞棗納為己用，是非常容易導致邏輯上的不自洽的。比如你宣揚和平，但又宣揚人權高於主權，那麼當你打著人權高於主權的旗號去假模假式地弔民伐罪時，你宣揚和平的高調就自然破產了。這種內在邏輯上的不自洽是一切自詡普世的價值體系從來難以避免的問題。

沒有任何事物可以真正做到全知、全能、全善。

最後一點是，熱衷於使用超主權價值體系去達成政治目的後，這種手段的低成本和高收益很容易讓人形成路徑依賴，繼而忽視了對那些傳統政治力量的投資和建設。對別人唸經念多了連自己都信了，也就是亨廷頓反覆警告過的“西方人常常忘記這一點，非西方人卻從未忘記。”

特別是資訊科技的進步和傳媒門檻的降低，使得很多事實得以無遮無攔地出現在公眾視野，無形中戳破了大量神話——特別是那些以資訊不對稱為存在基礎的神話，當年捧得有多高，現在摔下來就砸得有多稀碎。

這三點難以避免的結構性矛盾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那些作為這一套影響力工具組成部分的各路政治神話開始競相破產。這些神話在實然層面的破產甚至要早於在公眾認知層面的破產，比如西方社會常掛在嘴上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體育無關政治”、“藝術和科學無國界”。

此類神話只有在西方主導的超主權世界體系下才成立，因為只有在這一體系之下，整個世界都是西方的私產，整個世界都在西方的主導之下，一切政治問題歸根到底都成了西方的內部治理問題，自然可以做到“無關政治”和“無國界”，而那些在西方管理下的所謂私有財產，才是不可侵犯的。

要知道“體育無關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觀點。

但是當這一套體系難以為繼，世界秩序開始遵循強主權政治實體間的互動關係時，一系列政治問題從西方社會的內部治理問題重新轉變為主權實體間的互動問題時，那些本來“無關政治”的東西都會因此變得政治化，那些“無國界”的事物都會爭先恐後找到自己的國籍，世界不再是西方的私產，財產變得各有所屬了，自然也就隨時有可能被侵犯了。

主權實體間的對抗關係總是趨向於朝著總體戰的方向發展，因為這是主權實體間的最高烈度對抗方式，而總體戰的基本要義就是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手段去打擊敵人，簡而言之就是不擇手段。在這種人人過關、個個表態的環境下，沒有任何事物可以置身事外，進一步地，也就沒有任何事物可以真正“中立”或者“無國界”。

於是，此前那些標榜自己“無國界”，甚至以此作為存在基礎的事物，便失去了現實環境的有效支撐，只能紛紛以極不體面的方式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此前標榜得越光鮮，當下退場時就越難看。

就像這次俄烏戰爭中，西方為了對俄製裁，不惜違反一切前例、打破一切常規、撕破一切臉皮，把那些“中立”“無國界”“無關政治”的東西通通劃線站隊，全方位政治化。可見他們在打總體戰時，總是不擇手段的。

同理，此前西方為了鞏固超主權世界體系所做出的一切給自己臉上貼金的努力，在這種情況下都會變成壓垮自身的重負，因為給自己定的調子太高，容易失去現實支撐，雙腳離地，最後摔斷脖子。

實際上，任何政權在做事時都不應該給自己定太高的道德調子，道德高地高處不勝寒，話說得太滿容易邏輯和現實不自洽，更容易成為束縛自身、限制行動自由的政治障礙。

西方能夠調動用於總體戰式的主權實體對抗的資源依然是十分雄厚的，相比較世界上的其它文明體系依然有較大的優勢，但西方社會在構建超主權價值體系時給自己標榜的道德高地，極大地浪費了這種優勢，也極大地加速了這種優勢的瓦解，總體來看是非常得不償失的，後來者應當引以為鑑。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樣的事情總是一再上演，而這一次，輪到西方了。

他們下一步還會打破哪些曾經被他們自己奉為金科玉律的規則，我們可以繼續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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