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皇帝殺人，常常有“株連九族”之說。所謂“九族”，一般指的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父族四”指：父母、兄弟、姊妹、兒子;出嫁的姑母及其兒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兒及外孫。“母族三”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孃家;姨母及其兒子。“妻族二”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孃家。
“株連九族”，已經是相當恐怖了，然而，方孝孺卻遭到了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十族”之誅。即在宗親九族之外加上門生故舊，牽連者不計其數!
方孝孺到底犯了什麼罪，竟至於要遭此“十族”之誅呢?
“正學先生”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寧海人。明代大臣，也是著名學者和散文家。
洪武九年(1376)，二十歲的方孝孺拿著自己寫的談立身之道的文章《雜誡》來到宋濂那裡，拜宋濂為師。宋濂好多年都未見過這樣好的文章了，很高興地把方孝孺納為弟子。
相傳，一次太祖朱元璋設宴，宋濂出席，太祖命宋濂作一篇《靈芝甘露論》，限明晨交卷。宋濂回家後將此事告訴了方孝孺後，自己因宴中飲酒過多，一覺睡到天明才醒。
準備上朝了，宋濂才想起作《靈芝甘露論》的事，大驚失色。方孝孺胸有成竹地對宋濂說：“老師不必驚慌，我已代師寫成一篇，未知可否?請老師定稿。”宋濂看後十分滿意，未作修改，便直接上呈太祖。太祖看後，覺得此文與宋濂的文風不同，問道：“這是學士的手筆嗎?”宋濂只好如實說：“這是我門生方孝孺的手筆。”太祖聽後很高興，說：“此生良勝汝。”
方孝孺在宋濂門下度過了三年時光，使他終生受益匪淺。
洪武十五年(1382)，經東閣大學士吳沉等人推薦，二十六歲的方孝孺來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見。明太祖見他舉止端莊，學問深厚，稱讚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與朱元璋重典治國的政治主張相差甚遠。朱元璋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只是對皇太子說：“這是一個有才華的正直之士，但現在還不是用他的時候，讓他歷練得更加成熟一些，將來好輔佐你。”於是厚禮相待，送他歸鄉。
後來，方孝孺受仇家陷構，被牽連到一場官司裡，一併拘押到了京城。朱元璋在案卷裡看到了方孝孺的名字，叫人馬上放了他。
不過，對於方孝孺而言，身懷匡世之才而無用武之地，實在是件憾事。此後十年，他隱居在家，一心著書立說，過著清苦的生活。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統》等多部作品，還寫了大量的詩歌。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經人再次推薦，朱元璋才讓他擔任漢中府學教授，成了個剛剛入流的九品學官。
蜀獻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他早就聽說過方孝孺的人品和學識，就禮聘他兼任蜀王世子的老師，非常敬重他，把方孝孺的讀書之廬命名為“正學”，方孝孺因而被後人稱為“正學先生”。
削藩的後果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時，兒子早死，皇太孫朱允炆繼承了皇位，是為建文帝。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說，有意結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風，確定新年號為“建文”，與祖父的“洪武”年號剛好形成鮮明的對照。
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祖父為他儲備的“幹部”投入使用。“秋七月，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方孝孺終於從那個擺滿了儒學經典的“正學”書齋，走到了明朝政治的前臺。次年，又升任為侍講學士，成了建文帝的近臣。
據《明通鑑》記載，建文帝讀書每有疑問，便立即召方孝孺講解;臨朝議事，也常常叫方孝孺批答;纂修《太祖實錄》等史籍，也任命方孝孺為總裁;當時朝廷的詔書、檄文，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帝對方孝孺非常倚重，君臣關係十分融洽。
此時，建文帝把朝中的大權交給了兩個書呆子：兵部尚書齊泰和太常寺卿黃子澄。他們急於求成，在建文元年(1399)新皇權還沒有得到充分鞏固之前，就開始走了一步在整個明朝歷史上最為險惡的棋——削藩。
朱元璋在位期間，為禦侮防患，曾兩次分封諸子為藩王。藩王各擁重兵，坐鎮一方。明朝初年，藩王們為強化朱氏王朝的絕對統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洪武時代的結束，這種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弊端也就暴露無遺了。
齊泰、黃子澄等人的初衷應該說是對的，但他們過高地估計了王朝的實力。開始的“削藩”進行得還比較順利，周、代、岷、湘、齊等藩王先後被削奪，“湘王自焚，餘皆廢為庶人”。但進一步想削奪其中勢力最大的藩王——燕王朱棣時，大麻煩出現了。
駐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誓師“靖難”，揮軍南下京師。
在靖難之變中，方孝孺與朱棣是勢不兩立的。建文帝討伐燕王的詔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經兩次試圖以罷兵作為緩兵之計，都被方孝孺識破，併力勸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屢屢未能得逞。方孝孺還多次為建文帝出謀劃策，甚至使用反間計來離間朱棣父子。
遺憾的是，前方戰況不佳。長達四年之久的戰爭將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漸推向了絕境。朱元璋為了能讓子孫後代永享太平，將久經沙場的元勳宿將幾乎斬殺殆盡，現在，上自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滿腹詩書的方孝孺等人，面對來勢洶洶的燕王朱棣卻都束手無策。
朱棣出兵時，他最倚賴的謀士姚廣孝曾對他說：“臣有所託。”
朱棣問：“何為?”
姚廣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城破之日，必不降附，幸勿殺之。殺孝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朱棣頷首答應。
人間慘劇
朱棣佔領南京後，方孝孺果然不肯歸附。因姚廣孝事先囑託過，朱棣沒有殺他，而是將他投入獄中。
其實，朱棣也有意借用方孝孺的威望來收攬人心，所以燕軍攻破南京後，朱棣屢次派人到獄中向方孝孺招降，希望由他撰寫新皇帝即位的詔書，方孝孺堅決不從。朱棣又派孝孺的學生廖鏞、廖銘二人前去勸說，反被孝孺痛斥一頓。最後朱棣強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悲慟而極，哭聲響徹大殿。
朱棣親自從御榻上走下來勸他說：“方先生不必自苦，我不過是想效法周公輔佐成王罷了。”這裡說的“成王”，指的是建文帝。
“那麼成王呢?”方孝孺問。
“他自己自焚而死了。”
“何不立成王之子?”
“國賴長君。”朱棣有些窘了。
所謂“成王之子”，是指建文帝的二子。長子名文奎，年方七歲，城陷後不知所終，大概是焚宮之時，燒得屍骨無存了。次子尚只兩歲，名文圭，後被朱棣幽禁於中都廣安宮，號為“建庶人”，前後歷五帝，共五十五年，從小沒有接觸過高牆以外的人世，到英宗復辟後被釋放時，形同白痴，連豬犬都不認得。
方孝孺反駁道：“何不立成王之弟?”
駁得朱棣啞口無言，只好說：“這是我的家事。”
接著，他叫左右拿筆墨來，堅決地說：“詔告天下，非先生來寫不可!”
孝孺接過筆，寫上“燕賊篡位”幾個字後，隨即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死就死!詔書絕不能寫。”
朱棣勃然變色，提出警告：“你難道不怕滅九族?”
“滅十族又如何?”
“好!”朱棣惡狠狠地說，“我就滅你的十族。”
於是，朱棣一面命人繼續將方孝孺關押獄中，一面搜捕其親戚家屬等人，以及他的學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
在當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朱棣登上皇帝寶座的第八天，就在南京的聚寶門，當著方孝孺的面，朱棣將“十族”一個一個地殺戮。每殺一個追問一聲方孝孺，是否回心轉意。當方孝孺看到他的弟弟方孝友受自己的牽連，就要被砍頭時，深感痛心，淚流滿面。
方孝孺兄弟三人，感情很好。哥哥方孝聞早在方孝孺任職漢中府的時候，就已病逝。方孝孺聽到喪訊，悲傷了很久。而今，弟弟又遭此劫難，方孝孺內心的傷痛無法言說。他的弟弟孝友卻絲毫沒有責怪他，反而在死前勸慰其兄，作詩道：
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
誅方孝孺十族，死者達八百七十三人，行刑七日方止。
臨到最後殺方孝孺時，方孝孺謾罵不止。朱棣先是命人將方孝孺的嘴割裂至兩耳，並割下舌頭，隨後處以凌遲之刑。
死前，年僅四十六歲的方孝孺器宇軒昂，作《絕命詞》一首。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清初史家谷應泰這樣嘆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
捨生取義，還是愚忠?
有明以來，人們都認為方孝孺以一介書生，忠貞不屈，在殘酷的屠戮面前無所畏懼，坦然走向死亡，是讀書人的楷模。然而，近來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其一，方孝孺可不可以不死?
方孝孺捨生取義，才留下千古英名;如果他一念之差寫了詔書，難道就會遺臭萬年嗎?就算方孝孺接著為成祖做事，也算不上失節，因為他不是投靠了異族或敵國，就連服務物件的姓氏都沒有改變，就像成祖所說的這是他的“家事”。
魏徵在唐太宗李世民奪取政權前，是輔佐太子李建成的，也就是太宗的對立面;李建成被殺，李世民即位後他轉而為李世民出謀劃策，為“貞觀之治”做出重要貢獻，成為聞名後世的一代良相。他死後，李世民十分悲哀並感慨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方孝孺完全可以不死，像魏徵一樣輔佐新主，建立不世之功勳。唐代以後誰笑話過魏徵?誰也沒笑話過，讚美之詞倒是不少。為了朱家的“家事”而慷慨獻身，值得嗎?
其二，方孝孺應該怎樣去死?
是的，民族是要有精神的，做人也要有是非觀、有骨氣。我們讚美那些因堅持真理、維護信仰而視死如歸的錚錚鐵漢，也讚美在民族危難之際挺身而出，為國家、為民族英勇捐軀的民族英雄。即使方孝孺先生選擇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正統觀念，也仍然值得我們尊重。
翻開史書，為信仰獻身之人不勝列舉。前有魏晉時之嵇康，面對司馬集團的屠刀，談笑從容，作廣陵絕響;後有戊戌六君子之譚嗣同，獄中題壁：“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都留下了悲壯的佳話。
當金川門破之日，方孝孺先生面臨三條選擇：降，逃，死。
“降”，方先生是不屑的。
“逃”，不失為一種進退自如的選擇。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連你的主子建文帝都逃了，你為何不逃呢?你逃了，對姚廣孝有過承諾的朱棣也不會窮追猛趕。時勢不利，你可以隱居深山，結草為廬，誦經課徒，兀兀窮年。渴了，有山泉清露;飢了，可採芹採蕨。一旦時機好轉，方先生振臂一呼，定然是四海雲集，說不定還可以為苦命的“建庶人”掙得一片天下。仔細掂量，逃是一個智者在當時可能做出的最佳選擇，可惜的是，方先生不是智者。
方先生心存大忠，卻無大智，這就鑄就了方先生必然的悲劇。
方先生選擇了“死”，決心以身殉難，這仍然值得我們尊重，但我們並不贊成方先生的這種死法。
方先生可以闔門不出，頂禮焚香，自剄於家;方先生也可以青衣素服，仰天長嘯，自沉於水;方先生甚至還可以朝服冠冕地出現於金鑾寶殿，義正詞嚴宣佈自己的主張後，觸階或觸柱自殺而亡。朱棣對方孝孺“城破之日，必不降附”早有思想準備，因而對他的這幾種自殺方式不會感到意外，也就不會引發怒火萬丈，逆鱗噴血，更不會導演出“滅三族”、“滅九族”，乃至“滅十族”的悲劇。方先生也就死得其所了。
說不定，朱棣為了討好士人，安撫滿朝文武，借重方孝孺的威望，對他的死來一個假惺惺的欷歔不已，給他一個旌表，給他的家屬以應有的安撫——類似的例子在改朝換代中比比皆是。這樣，方先生保持了名節，子孫也享受到了餘蔭，豈不是兩全其美嗎?
即使朱棣窮兇極惡，繼續施逞淫威，仍然是“三族”、“九族”地殺將下去，那麼，後世史家更可以認識朱棣的殘暴本質，而不會拿方先生來說事了。
其三，方孝孺為什麼選擇這樣的死法?
嚴格地說，方先生的死法是他自己設計的：他決心用一場轟轟烈烈的死來成就自己的名節。登殿，“披麻戴孝”，“哭聲響徹大殿”;問答，針尖對麥芒，反賓為主，步步緊逼;寫詔，大書“燕賊篡位”，然後“擲筆於地”。逼得朱棣不得不脫下禮賢下士的偽裝，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當勃然大怒的朱棣用“滅九族”進行威脅時，方孝孺竟說：“滅十族又如何?”
慷慨激昂，擲地有聲。可嘆的是，這已經是“慷”他人之“慨”了，方先生決心為自己的主子殉葬，又何必搭上這八百七十三條無辜的生命呢?
明朝錢士升在《皇明表忠記》中就指責方孝孺說：“孝孺十族之誅，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於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一個“激”字，點明瞭方孝孺的心機，唯恐其不怒，唯恐其不殺，唯恐其殺之不多;殺得越多，就越能彰顯朱棣的罪惡，就越能展示自己的名節。
於是，歷史上最慘烈的一幕“鬧劇”開始了血淋淋的演出：一個是要無限張揚自己權威的殺人狂，一個是想無限抬升自己名節的偏執狂。兩強相遇，小民遭殃。
殺!殺!殺!只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當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親戚，朋友，門生，故舊，認得的，不認得的，昂首挺胸的，渾身顫抖的，乃至於婦幼嬰兒……牽引到方先生面前就戮的時候，當一具具鮮血淋漓的屍體如小山般堆積在方先生的面前的時候，他居然無動於衷，面不改色心不跳。
一個敢殺，一個能忍，視生命如草芥!
怎麼來解釋這樣一個癲狂的現象呢?有人說：這是兩個瘋子，“精神變態，心理瘋狂”。而方孝孺，則“是一個受理學毒害至深、泯滅了人性的腐儒”。
方先生的名節總算是成就了，但這個用八百七十三條血肉之軀墊抬起來的名節裡，摻和了太多的血汙!
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