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不死藥為什麼能在唐朝盛世時風靡一時?

  唐代上層社會,服長生之藥,求不死之風甚盛。

  人豈有不死之理?但不想死之心,人皆有之。明知其絕不可能,可沒有一個人碰到這種可能性的時候會放棄的,哪怕百分之百的荒謬,也不肯失之交臂。即使科學發達至今天,不也有過這種功那種功,弄得一幫愚民膜拜崇信,成為現代白痴嗎?

  何況一千年前的唐朝?

  在中國,怕也不止是唐代,有錢的,有名的,有權的,有勢的,日子過得滋潤得不行的那些人,以及沒錢的,沒名的,沒權的,沒勢的,日子過得不那麼舒坦快活,而在孜孜奮鬥企冀改變的那些人,都在千方百計地延年益壽,尋丹覓藥地爭取不死。

  再則,最好的死,也不如最不好的不死。於是,可想而知,唐朝人吃不死藥,比當代人吃補藥的積極性高上十倍,不足為奇。當時的長安,恰逢盛世,人們自在得簡直不知所以,便想辦法要長久的快活,想辦法能取得長久快活的靈丹妙藥。於是,來自西域、南洋的胡僧,來自道教名山的方士最吃香,因為他們能煉不死神藥。皇帝下帖誠邀,名流登門求教,官員趨前問候,小民望風追隨。有一個名叫“那羅邇娑寐”或“那羅邇婆娑”的高僧,是從印度尼西亞的婆羅門島渡海來到大唐,那就更是不得了。最後,他混到了李世民的高階醫藥顧問一職,負責監製御用的長生不老之藥。

揭秘:不死藥為什麼能在唐朝盛世時風靡一時?


  在太極宮的金飈門,為他建造一座煉丹的沖天爐,白天火光熊熊,夜晚耀如白晝。

  同是洋人,這個叫“那羅邇娑寐”或“那羅邇婆娑”的胡僧,可比當今瑞典科學院專管諾貝爾文學獎的院士來到中國,要神氣得多。人稱“天可汗”的萬世之尊,親下丹墀,合十禮敬。因為這位外國和尚,能讓你不死,活八百歲,活一千歲,能讓你與你的重孫子,一塊兒再娶媳婦,能讓你與你的灰孫子,一塊兒重做新郎,那是金山銀山也買不來的福氣啊!至於挾重金而來華的洋院士,相比之下,那諾貝爾獎的區區五十萬美金,就不免有點赧顏了。

  唐朝的不死藥,種類繁多,系統不一,方劑互異,用藥有別,冶煉炮製的方法手段,也各有各的高招,通常都秘而不宣。若像做豆腐、炸油餅那麼簡單,那些賣野人頭的胡僧,那些推銷狗皮膏藥的方士,還能騙誰去?這也是時下文學界經常被幾個故作高深的假洋鬼子,唬得一愣一愣的原因。這也不稀奇,自有人類,就有騙子,正如蓋了房子,人住進去,必然會有耗子、蟑螂一樣,是不受時間控制和空間影響,是防不勝防的。

  唐朝的不死藥,大致有兩個來源,一是魏晉時文人服用的五石散;一是域外傳進中土的煉丹術。有一位名叫高羅佩的荷蘭人,在他的專著《中國古代房內考》中,認為有關長生不老之術,永壽不死之藥,無論在印度的還是中國的古老性文化裡面,都是與房中術相關連的一門學問。

  但無論什麼事情,一落到中國的犬儒主義者手裡,就常常學招變樣,偷換概念,形同實異,荒腔走板。狸貓換太子,化嚴肅為粗鄙,掛羊頭賣狗肉,認真求實被油腔滑調代替。《淮南子》曾雲“橘逾淮為枳”,而被他們搗弄折騰以後,過了淮水,橘就變為驢糞蛋、屎殼螂,令人啼笑皆非。

  因此,別把李唐王朝看成一個不死藥氾濫成災的世界,其實,更是一幫騙子興風作浪,得其所哉的世界。尼采說過,上帝要你滅亡,先讓你瘋狂。唐朝人拚死吃河豚地服不死藥,為之命喪黃泉者,不知幾許。其中包括帝王,包括詩人,但沒有一個清醒的人站出來喝止這種狂熱,一直到唐亡以後,不死藥才在中國基本絕跡。

  這就是說,人要是執迷不悟到底,必然出現蠻可怕的精神症狀。就看神勇義和團攻打東交民巷時,堅信刀槍不入,一排排走向死亡的誓不回頭;就看“文革”期間那班造反派和紅衛兵,在武鬥中打紅了眼的視死如歸;就看近些年來,這個功或那個功的信眾,唸經除病,坐地昇天,吞符作法,頂禮膜拜的死不改悔,便可領教了。一千年前的唐朝人,對不死藥的虔信不疑,堅定不貳,死也要吃,吃死不悔的鐵定了心,你能說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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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都吃的呀!武則天都吃的呀!據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裡說,“惟武后時,張昌宗兄弟亦曾為之合丹藥,蕭至忠謂其有功於聖體,則武后之餌之可知。然壽至八十一。豈女體本陰,可服燥烈之藥,男體則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不知道這種女宜服男不可服的說法,是否具有某種科學道理?但唐王朝最傑出的這兩位男女,都在為他們的子民率先垂範,這種推廣宣傳,能不教全民追隨,步其後塵嗎?

  所以,唐朝的不死藥,幾乎成為全民參與的群眾運動。

  在服藥而死的人當中,最令人噴飯的,莫過於代宗朝曾為懷澤潞觀察使留後,德宗朝曾為檢校工部尚書的李抱真了。他大概可以算得上唐代服不死藥而死的最為典型的人物了。

  李抱真到了晚年,“好方士,以冀長生”。一個名叫孫季長的江湖騙子,投其所好,登門兜售其不死之藥。稱只要服了他煉出來的金丹,短期內可以祛病延年,久服後必然成仙昇天。這等絕頂的荒唐,李抱真竟被蠱惑得深信不疑。於是邀他入幕為賓,禮敬備至。給他發高薪,配助手,還撥出大批銀兩,供他建爐燒丹。結果弄得滿院子煙薰火燎,雲纏霧繞,以致居宅所在街坊,籠罩在一片烏焦巴弓的難聞氣味之中,路人皆掩鼻急走,不敢停留。

  李抱真卻興奮之極,因為,對他而言,不死已不是問題,而是要得道成仙,指日升天,與大家要再見的事情了。見到同僚平輩、部屬下司、親朋好友、左鄰右舍,忙不迭地珍重道別,因為很快就要大功告成了:“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那意思是,他要先行一步,再也見不到諸位了。


  據《舊唐書》,此人先後一共“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最後,服到只有進的氣,沒有出的氣,如同死魚缺氧一樣直翻白眼。至此,“不知人者數日矣!”全家束手無策,只好準備辦後事。有一個道士叫牛洞玄者,出了一個惡招,死馬權當活馬醫,“以豬肪、谷漆下之”。豬肪者,即豬油,谷漆者,即瀉藥,經灌腸潤滑,加之峻瀉藥物,積痞排洩出去,才算緩過氣來,睜開眼睛,略曉人事。

  但那個江湖騙子卻跑來對他說,眼看成功在望,翩然飛昇,大人你怎麼能半途而廢呢?這個白痴,想想在理,怪罪家人救活了他,反而更為增加藥量。結果,“益服三千丸,頃之卒”。這回,真是神仙也救不活了。

  人,怎麼能不死呢?不過早晚而已。可一根筋到底,堅信服了不死藥就會不死,你對這等傻瓜,只有敬謝不敏。但是,一個人,兩個人,這樣瘋瘋癲癲,只不過是飯後茶餘的新聞。可在唐朝,相當長的一個時間段內,相當多的人都這樣瘋瘋癲癲,以致成為時尚、時髦、流行、新潮,那可就當真是病態,當真成問題了。

揭秘:不死藥為什麼能在唐朝盛世時風靡一時?


  風氣這東西,看不見,摸不著,對社會而言,風氣一旦形成,會產生正面效應,也會出現負面效果。好的風氣所至,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壞的風氣所至,如汙泥濁水,不堪收拾。一般來說,良好的風氣,向上的風氣,循循善誘、使人心理健康的風氣,潔淨自好、懂得禮義廉恥的風氣,都是腿短的,很難推廣,更難實行。相反,浮躁的風氣,邪惡的風氣,推波助瀾、製造盲動混亂的風氣,薄倖讒險、絕不與人為善的風氣,總是不脛而走。只要蠱惑起來,煽動起來,前面有人帶頭,後邊一定就有起鬨架秧者之流。接著,像滾雪球似的,一股奈何不得,邪乎得厲害,足以裹脅一切的力量,有時真會攪得天下不寧,日月無光。

  說起唐朝的不死藥,領風氣之先的,不是別人,正是這個上樑不正下樑歪的李世民啊!

  這透著有點滑稽。一位英主,一位明君,一位封建社會中稱得上為樣板的帝王,他知道服藥不對,求仙不對,他當然更知道人總是要死的,不過是死得重如泰山,還是輕如鴻毛的分別而已。這位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卻選擇了比鴻毛還輕的讓人笑話他、蔑視他、看不起他的死法。服那位名叫“那羅邇娑寐”或“那羅邇婆娑”的,來自印度尼西亞婆羅門群島的南洋高僧所煉成的金丹,而一命嗚呼。

  舊時的歷史學家,編撰正史的史官們,哪敢如此直書昭陵毒斃的死因,那是大不敬呀!要知道,皇帝永遠是對的,這是絕對真理。即使陛下錯了,也是錯得偉大光榮,錯得英明正確的。可要是隻字不提吧,為史官者,又覺得憋悶,覺得對不住歷史。

  於是,《舊唐書》的作者,含著骨頭露著肉,在《太宗紀》裡不痛不癢地說了一句,貞觀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羅邇娑婆於金飈門造延年之藥”。在《郝處俊傳》裡引郝處俊的諫文又說了一句,“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在《憲宗紀》裡額外補充地說了一句,“李藩亦謂憲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藥,遂致暴疾不救”。這樣,總算讓我們在這位大人物頭頂上閃亮炫目的光環裡,看到一個其實也並不怎麼樣的晦暗缺口。

  也許上帝不給人百分之百,也許我們不該求全責備,也許瑕不掩瑜,這是一個手指頭與九個手指頭的關係。還是盡善盡美的天可汗,還是永垂青史的貞觀之治,這是毫無異議的。但要聽他公元628年(貞觀二年)在御前會議上的一次極其冠冕堂皇的訓話,與他本人實際上的所作所為,你就會覺得他的偽善表演得不免太過分了。他說:

  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吳兢《貞觀政要》卷六)

  若以這些記錄在案的話,你不能不承認,李世民具有相當程度的唯物主義觀點和相信科學、破除迷信的進步思想,還頗有一點反權威的精神,敢於對秦始皇、漢武帝發難。可據《資治通鑑》,這位陛下,卻是一直沒斷了服用種種延年益壽、壯體強身的不死藥。

  春,正月,開府儀同三司申文獻公高士廉疾篤;辛卯,上幸其第,流涕與訣;壬辰,薨。上將往哭之,房玄齡以上疾新愈,固諫,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舊姻戚,豈得聞其喪不往哭乎?公勿復言!”帥左右自興安門出。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聞上將至,輟哭,迎諫於馬首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蒼生自重!且臣舅臨終遺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輒屈鑾駕。”上不聽。無忌中道伏臥,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橫橋,上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之慟哭。(《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八)


  看房玄齡和長孫無忌兩位臣下的堅定態度,這種因服藥而有所禁忌的干預,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而且,還可由此判斷,唐太宗服的藥,是中國古方,當為發軔於漢,濫觴於魏晉,至南北朝,至隋而氾濫,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石散”。

  讀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可知,服了這種藥以後,痛苦難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藥物成分,據《抱朴子》所載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黃、白礬、曾青、磁石;《諸病源候論》所載為石鐘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儘管自魏至唐,其配方至少不下十餘種,莫衷一是,但都離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礦石等燥熱上亢類藥。所以服藥以後,要行散,要揮發,要冷食,要靜息——純系自虐,不得安寧,否則,藥性散發不出,就會出大問題。這才使得長孫無忌敢攔住唐太宗的坐騎,要陛下回宮靜養。

  既然服藥如受罪,為什麼還自討苦吃?因為,在古籍《神農本草經》中,這些藥石被視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的上品。在《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等傳統醫學書籍中,更認為具有壯陽及治療陽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用“五石散”,實際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偉哥”作用。唐代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中,有“貪餌五石,以求房中之樂”的說法,也證明了當時人服藥風氣所為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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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煉丹爐

  而據荷蘭人高羅佩在其《印度和中國的房中秘術》一文中研究認為,性行為和延長生命力的依存關係這兩種古老文化是相互影響的。對李世民來說,當然中西合璧,各取其長。一方面,魏晉時何晏、王衍的“五石散”及其衍生產品,得以再度弘揚;一方面,胡僧那羅邇娑寐、盧伽阿逸多的金丹,得以成氣候而光大,其根本原因,就是這種不死藥本土的也好,進口的也好,不但起到長生不老的作用,還具有壯陽固本的作用,這正是李世民對付三宮六院所求之不得的。

  唐太宗的後宮裡,有多少佳麗,已不知其詳,但其建制,肯定要較他為秦王時,大大擴編。然而,這好像還不能滿足他的性需求,趙翼的《廿二史札記》載:“太宗殺弟元吉,即以元吉妻為妃。”玄武門之變後,他很快將他的弟媳,那位漂亮的小楊妃,納入他的後宮,寵愛有加。顯然他早就垂涎這位婀娜多姿的原教坊的舞伎,很快生了一個兒子李明,封曹王,倘不是受到阻攔,甚至要立她為皇后呢!

  同是趙翼的《廿二史札記》載:“廬江王瑗以反誅,而其姬又入侍左右。”廬江王李瑗系李淵兄之子,因從李建成謀反伏誅,他馬上將李瑗身邊最美麗的侍姬,收之內廷,歸為己有。一次,還向黃門侍郎王珪炫耀,問他是否知道這個美人是誰?“李瑗殺其夫而納之”。下面沒有說出來的話,就是如今我殺了李瑗,她復又歸之於朕。王珪能對這位好色的帝王說什麼呢?

  而據《資治通鑑》載:“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看來,他對於女人,是採取多多益善的政策。結果這個才人,在後宮三千粉黛中,並不能時常受到寵幸,她就瞟上了他的兒子李治,後來成為他的老婆。所以,民間遂有“髒唐臭漢”甚為不雅的負面評價,應該是和這些宮廷穢聞分不開的。

  從這位具有胡人血統的李世民身上表現出來的那種原始民族的性習慣、性觀點看,仍保留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所述及的早期社會形態的“普那路亞婚”和“劫掠婚”的野蠻性風俗。因此,他特別不在意、不在乎中原地區的家族輩次、姻親血緣的倫常。這種亂倫行為,他是不以為然的。所以,他活了50歲,以如此短促的生命週期,卻高頻率地生育出14位皇子、21位公主,若夭殤計算在內,當更多一些。

  所以,他在聲討秦皇漢武求仙長生的同時,半點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地求助於不死藥。

  看來,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時所批評的馬列主義施之於別人、自由主義行之於自己的現象,也不僅僅是今天才有,過去絕無的事情。在唐代,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調,大批判,一面犯糊塗,做蠢事,說一套,做一套,最終死於餌食丹藥上。而且,他開了這個頭以後,他的繼承人,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幾佔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個接一個地走上他的這條餌藥致死之路。

  由於求不死而死,由於餌藥石而亡,幾乎成為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高祖朝的杜伏威,瓦崗寨式的梟雄,“好神仙術,餌雲母被毒暴卒”;肅、代宗朝的李泌,一個聰明透頂的政客,因“服餌過當,暴成狂躁之疾,以至棄代”;憲宗朝的李道古,一個方士掮客,逢人推銷不死之藥,他自己也“終以服藥,嘔血而卒”(均見《舊唐書》本傳)。

  作為整個社會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衝動的一群,文人怎麼不為風氣所動,怎麼能自外於這個大潮流呢?公元840年(文宗開成五年),白居易寫過一首《戒藥詩》,既描寫上層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熱,也反映了那時文人熱衷此道的趨之若鶩:

  ……

  暮齒又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陽精,夕吸秋石髓。

  徼福反成災,藥誤者多矣。以之資嗜慾,又望延甲子。

  天人陰騭間,亦恐無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說不如此。

  後身始身存,吾聞諸老氏。

  白香山的這首《戒藥》詩,別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開,說得漂亮,唱得好聽,其實詩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藥的堅定分子。公元837年(開成二年),老先生的一首《燒藥不成命酒獨醉》五律,就是詩人的不打自招了。實際上,他和李抱真、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樣,也曾經在自家院子裡煉丹熬藥,不過規模要小一點罷了。如果說大臣們是工廠化生產,詩人們就是小作坊作業,而且因為燒丹不成,詩人很感鬱悶,只好靠家鄉的河東桑落酒,給自己增加一點殘剩之愛,一點破敗之情和堅壯不起的一點陽剛之氣了。


  老文人的可憐掙扎啊!這些年來,一些文章過氣、風流已逝、歲月不再、齒豁臉皺的老前輩、老名流、老領導、老作家,看紅顏別抱,忍歡場冷落,那一對酸出醋汁來的昏花老眼裡,流露出相當難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壇這輛公共汽車,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車,還努力朝齒白唇紅、胸豐臀滿的美女作家那邊湊過去。白居易的詩,就是這種心態了。

  白髮逢秋王,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奼女,爭免作衰翁。

  賴有杯中綠,能為面上紅。少年心不遠,只在半酣中。

  宋人葉夢得的《避暑錄話》,提到白樂天,揭了老詩人的一點底。說他“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累,賞物大深,猶有待而後遣者,故小蠻樊素每見於歌詠”。白居易自分司洛陽以後,在履道里定居下來,為了自娛自樂,府邸裡還設了一個私家歌舞伎班。葉夢得提到的這兩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蠻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員,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鐘愛。

  我想,詩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請外來的和尚煉丹,只好自己點火添柴,配藥加料,察看火候,圍爐巡視,為這些歌舞班裡的紅粉知己,老先生也必須要造藥,要服藥,以便貼身呵護,老樹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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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累一點,可自有古代“偉哥”所提供的樂趣。老實說,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快樂生活,遠非當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錢者雖然很多,但要讓他辦一個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團,恐怕還沒有這等氣魄。在他們看來,如果公家不肯出錢,還需要自掏腰包,還不如多找幾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圍來得經濟實惠呢。

  他在寫《戒藥詩》的前一年,公元839年(開成四年),詩人這年六十八歲,患了風痺症,估計當為帕金森氏綜合症。終於萬般無奈,忍痛割愛,將這些青春貌美,鮮活亮麗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的公館,垂淚而別。因此,在放遣諸妓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爺子,慾望未減,雄心不已,恐怕離不開這種“資嗜慾”和“延甲子”的壯陽藥。

  由於朝野上下求不死藥的風氣盛行,由於文人學士服強壯劑的時尚大興,相對來說,因為服藥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歲時的白居易,有一首《思舊》詩,一下子讓我們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穎,如崔群,如韓愈,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成為不死藥的犧牲品。從此人鬼異途,陰陽阻隔。這位老人家不禁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會班子,放走那幾位小姐,而能苟存下來,額手稱慶的了。

  閒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歸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訖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訣,終日斷腥羶。崔君誇藥力,經冬不衣綿。

  或疾或暴夭,悉不過中年。唯餘不服食,老命反遲延。

  況在少壯時,亦為嗜慾牽。但耽葷與血,不識汞與鉛。

  飢來吞熱物,渴來飲寒泉。詩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

  隨日合破壞,至今粗完全。齒牙未缺落,肢體尚輕便。

  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且進杯中物,其餘皆付天。

  有人說服硫磺的退之,不是韓愈,因為韓愈是個聖人,聖人不幹這種非聖人的事。但據近人陳寅恪考證:

  如元稹杜元穎崔群,皆當時宰相藩鎮大臣,且為文學詞科之高選,所謂第一流人物也。此詩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屬矣。考陶谷《清異錄》載昌黎以硫磺飼雞男食之,號曰“火靈庫”。陶為五代時人,距元和長慶時代不甚遠,其說當有所據。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則疑當時士大夫為聲色所累,即自號超脫,亦終不能免。

  其實,也不必為聖人諱,聖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這一點,陳寅恪的見解,十分精闢。且不論中國文人的矯情偽飾,佯狂張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筆之三點不能成一線,從來就是如此這般。若以總體而論,當這些文人處於一個時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別異秉的極個別者,幾乎無一能在風氣之裹脅下,開頂風船,逆行不止;同樣,也幾乎無一能在潮流之沖決中,砥柱中流,悖勢而動。“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踟躕前行的韓愈,能有這種大智大勇嗎?

  這使我想起“文革”晚期,簡直不可思議的,沒有號召,沒有動員,沒有開大會,也沒有聽傳達,忽然間,打公雞血,喝紅茶菌,站鶴翔樁,作甩手療,乃至於耳能聽字,眼能透視,特異功能,五花八門,凡諸如此類的荒謬,無不望風披靡。現在想想,與唐代匪夷所思的服藥行為,從本質上來講,公元7、8世紀的中國人和20世紀的中國人,究竟存在著多大差別呢?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來,孔孟之道講求中庸,但中國人要是一窩蜂起來,常常是相當不中庸的。尤其是被蠱惑到集體無意識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無所不用其極,往往偏激彆扭到毫無理性可言。所以,風氣這東西,潮流這東西,引導得好,有助於社會進步;引導得不好,變成一股禍水,那一定會貽害無窮的。

  唐朝的不死藥,雖然已是陳年往事,一個歷史的笑話而已。但為什麼興起之勃,勢頭之盛,邪惡之廣,為患之深,確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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