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時期的男女著裝佩飾有些“陰陽顛倒”.女子常著男人裝，而男子則“為婦人之飾”,尤其是上層社會的一些名流，過分注重其儀容的修飾與化妝，用面脂、唇膏、簪花等女用化妝品粉頭飾面，一度成為一種時尚。
從史書上我們不難發現，隋唐五代時期的男子中多“小白臉”.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便是典型的“小白臉”.《舊唐書》上說張氏兄弟是“傅粉施朱，衣錦繡服”,那張昌宗更是被美譽為“人言六郎(張昌宗排行老六)面似桃花，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
男子弄得油頭粉面，扮裝得像一個現代“人妖”,大概跟武則天、太平公主等大唐權貴婦人喜好“小白臉”有很大關係。武則天挑選陪侍美少男的標準就是“潔白美鬚眉”.
“傅粉施朱”的張昌宗
既然上層權貴婦人喜歡“小白臉”,朝野上下就競相仿效之，男子做美容、化女妝，裝飾打扮標新立異，日漸成為一大時髦。
《新唐書》記載唐朝末年的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矜嚴盛飾”,不僅相貌雄奇、性情嚴謹，還喜歡修飾外表，每當他梳洗時，便命侍者前後置放兩面大鏡子自照。
唐懿宗時代的詩人李山甫姿容秀美，頭髮長達五尺餘，每次沐浴後便讓二婢女把長髮“捧金盤承而梳之”,遇到有客人造訪時，常常會將其誤認作女子。
唐代小說家沈既濟最早借“狐仙”擬人的《任氏傳》一書中，描寫了一個風流才子韋崟，這韋崟打探到朋友新近物色到一位絕色美女(實為狐仙)，“遽命汲水澡頸，巾首膏唇而往。”
從中可知在當時男子使用唇膏是件很平常的事兒。當然，韋崟之類的風流男子也慣於“傅粉施朱”,打點粉底再抹面脂，在武則天時期的男子中已經流行。
曾任唐朝宰相的路巖善於修飾，曾經成為時尚男子仿效的物件。路巖裹的幞頭(包頭的軟巾)式樣很美，很快就風靡一時。為標新立異，路巖就剪掉了幞頭紗巾的腳。於是知情者在街巷遇見仿效路巖原幞頭四處炫耀的，便會譏笑道：“路侍中(路巖曾任侍中，即宰相)早已不戴這式樣了。”
隋唐五代時期的時尚男子還流行“以香薰衣”.用香薰衣之俗，大抵始於漢代，至唐朝已經十分盛行。《舊唐書》上說曾任太平節度使的柳仲郢“以禮法自矜”,“廄無名馬，衣不薰香”.
官吏不“以香薰衣”被史書上作為“以禮法自矜”的例證之一，可見當時男子薰香風氣的盛行。
這一時期的男子還流行戴簪花。簪花本是古代女子將花朵插戴在髮髻或冠帽上的一種裝飾美化，其花或鮮花，或羅帛等所制。在唐代的繪畫作品中有不少婦女戴簪花的形象，如《簪花仕女圖》等。但最晚在唐玄宗時便有男子簪花的記載。
玄宗時期的汝陽王小名花奴，他曾為玄宗敲擊羯鼓，玄宗聽得欣喜便親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上。又一次玄宗與曾任中書舍人的唐代文學家蘇頲等郊遊，蘇頲即興作詩，玄宗認為是美文，就將“御花”(玄宗自己頭上所戴)插在蘇頲的頭巾之上。由此可知，當時至少在宮廷中已經流行男子簪花。
男子簪花風俗，還能從這一時期的不少詩作中得到印證。杜牧便有詩曰“塵世難適開笑口，菊花須插滿頭歸。”這菊花是插在男子頭上的。
大約自五代起，男子簪花已經開始流行，至五代後期更是蔚然成風，乃至成為官方禮儀制度的一部分。
後梁開平年間，有個叫李夢符男子，“潔白美秀如玉人”,四時常插花遍歷城中酒肆，高歌狂飲，還作詩稱“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
後唐人霍定每逢春遊曲江時，即花重金僱員偷採貴族宅院中的名貴蘭花“插帽”.閩主王延羲在遇害的當天，還在頭上插了幾朵花，從宮殿出來時，門簾三次拂落簪花，他“整花上馬”,卻遭侍衛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