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墨西哥排華：清政府派軍艦恐嚇要求賠款

　　導讀：1911年，在溫暖的加勒比海面上，出現了一艘懸掛龍旗的奇特軍艦。距離義和團之亂已經有11年之久了，離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滅更有16年。這樣的歷史背景，讓每個見到這艘軍艦的華人也好，洋人也好，既好奇又不勝唏噓。正在進行環球航行的軍艦“海圻”號，孤獨地承載著千年帝國沉重的榮光與負擔。

　　此時正逢墨西哥、古巴等國發生排華運動，墨西哥更出現了託雷翁大屠殺，“海圻”號便奉命前往，承擔護僑示威的任務。積貧積弱的清朝政府以微薄之力，顯示了維護僑民權益的決心，最終迫使墨西哥賠禮道歉。

　　穿英國式軍服，剪掉辮子

　　1910年英王愛德華七世逝世，其次子喬治五世繼承王位。據姜鳴的《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誌》，宣統年三月十三日辛亥載洵奏，英皇加冕，大閱兵艦，擬派巡洋艦隊統領程璧光率“海圻”艦前往祝賀。從之。旋以吳應科署理(代理)巡洋艦隊統領。這樣開始了這次中國海軍歷史上的首次全球航行活動。

　　作為甲午以後清政府重建海軍計劃中的一艘大型軍艦，“海圻”號1896年由英國阿姆斯特朗船廠建造，1898年下水，1899年從英國航行回國。排水量4300噸，艦長132.3米，艦寬14.3米，吃水深度6.1米，最大航速24海里/小時，馬力1.7萬匹。艦上裝備有各種口徑的艦炮34門，魚雷發射架7座。

　　領導這次遠航的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海軍將領程璧光，廣東香山縣人，1875年考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航海駕駛，畢業後再任炮船帶幫、炮船管帶，福建水師學堂教習，積功擢都司，調升廣丙艦管帶。程璧光和近代中國很多海軍將領一樣，具有現代化思維，甲午戰後，曾加入過興中會。

　　海圻艦管帶是程璧光的廣東老鄉湯廷光(1865-1933)，他畢業於黃埔水師學堂第一屆駕駛班。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擢湯為海軍部長。海圻艦管帶以下，配有幫帶、總大副、駕駛大副、槍炮大副、糧餉大副、魚雷大副及二副、三副、中醫官、西醫官、正副電官、總管輪、大管輪、二管輪等官員共24人。此外，因程璧光駐艦辦公，增設參謀、副官、英文秘書3人。另有16名煙臺海軍學校、馬尾海軍學校的見習生隨艦行動，由臨時增設的一名大副和一名教練官統帶。以及隨艦赴英國監督新造軍艦的專員李和、林葆懌。全艦總計官兵450人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出航期間全艦的官、生、兵每月的薪金都比在國內時多一倍，並仿照英國海軍軍服樣式訂做了軍服，留下了中國近代海軍服裝的最早記憶，也顯示了清政府對這次外交活動的重視。

　　在海圻艦駛離國門前夕，程璧光下令剪掉了所有軍官和海校實習學員拖在腦袋後面的那根長長的辮子。他認為“既然服飾仿從英制，留著一條髮辮反倒顯著不中不西不倫不類了”。

　　此舉在全艦引起強烈反響，水兵紛紛請命準允他們剪辮子。海圻艦的“洋化”還體現在其擁有一隻波斯貓作為吉祥物(這在西方軍艦上很常見)，由美國紐約海軍造船廠廠長羅伊澤將軍贈送。(據說辛亥革命後，“海圻”號舉行投票決定是否參加革命，這隻貓也和全艦官兵一起站到了代表革命的右舷。)

　　海圻艦航行途中，每抵一港，中英海軍都依照國際禮儀升旗鳴放禮炮。在亞丁港，中英軍艦先是互敬禮炮21響，旋即英艦又向程統領致放禮炮15響。按禮儀，海圻艦應立即如數鳴炮答禮，但海圻艦的炮口卻靜默無聲。經過聯絡，英方才發現海圻艦掛的是少將旗，而英軍行的是中將禮—多放了兩響。程璧光並不願意多賺這點便宜。英國海軍立即發出國際燈光訊號，向程統領道歉，並重新按少將規格鳴放禮炮13響。程璧光這才準允回敬禮炮13響。此事不僅沒有釀成外交風波，程璧光此舉還在英軍中得到了“君子之風”的美譽。

　　在隨後對英國本土的訪問和參加英王加冕儀式的過程中，“海圻”號也贏得了英國上下的好評。隨後其完成了中國海軍對大西洋的首次跨越，訪問了紐約。這是中國軍艦首次訪問美國本土。在那裡得到了塔夫脫總統、紐約區陸軍最高司令官小格蘭特將軍(已故格蘭特總統的兒子)等美國政要的熱情歡迎。這個時候，傳來了墨西哥排華的訊息。

　　託雷翁大屠殺

　　墨西哥和中國之間，曾經有著歷史悠久的“大船貿易”。那些馬尼拉大帆船上的中國船員，是最早進入墨西哥的華人，不過華人人數始終很少。17世紀後，在首都墨西哥城才出現屈指可數的幾個銀匠和剃頭匠。1880-1890年間，由於迪亞斯總統實行鼓勵外國投資和移民墾殖政策，並於1899年和清政府簽署了友好通商條約，導致華人的湧入。

　　進入墨西哥的華人最初多在鐵路、農莊和礦山勞作，或以洗衣為業。不過令當地人頗為“吃驚”的是，這些人迅速轉向從事日用蔬菜百貨的批發和零售，成為較為殷實的商戶。他們在墨西哥組織中華商會，同時和美國華商保持著廣泛的商業信貸聯絡。到1910年，旅居墨西哥的華人已達13200多人，最高峰時達27800多人，大部分定居在墨西哥北部諸省，包括託雷翁城。託雷翁城的華人約有600餘人，他們不僅經營著餐館、旅店、洗衣房、雜貨店，還擁有一家資金雄厚的華資銀行，並在託雷翁城內修建了一條有軌電車線路。當地蔬菜市場的批發和零售基本上為華人所壟斷。

　　流亡海外的保皇黨領袖康有為，路過這裡後，有感於當地的商業氣氛，在這裡經營房地產，大賺了一筆(合今100萬美元)，還開設了華墨銀行。1907年華墨商業銀行還徵得墨西哥政府批准，在託雷翁東城建造了一條長達8英里的有軌電車線路，計劃建成後由商業公司管理這條線路上的電車營運。

　　擁有勤奮、財富和智慧的華人，雖為當地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也成為一些人眼裡的釘子。1911年5月5日，一位名叫赫蘇斯弗朗里斯的墨西哥人就在附近發表街頭演講，指責華人不僅搶了墨西哥人的飯碗，在贏取當地婦女的感情方面也是危險的競爭者，號召墨西哥人驅逐華人。

　　當時正值墨西哥內戰。5月13日，弗蘭西斯科馬德羅領導的4500人反政府武裝擊敗了800人的聯邦守軍，攻佔了託雷翁城。隨著叛軍湧入的還有來自近郊地區的4000多名暴徒。暴民和士兵湧入華人商鋪集中的商業區，大肆洗劫和破壞商鋪，在大街上追殺中國人，搶他們身上值錢的東西，剝走死者身上的衣服之後還殘害屍體。

　　大屠殺在華墨銀行達到高潮時。暴民們首先衝進大廳，殺死好幾位銀行僱員。他們用墨西哥大鐮刀在受害者的屍體上亂砍亂剁，還把砍下的頭顱和四肢拋到大街上。與此同時，一小隊騎兵開到託雷翁城郊，把那裡的中國菜農驅趕到附近的一個屠宰場，當場集體槍殺，之後還把他們的屍體踐踏在馬蹄之下。

　　在內戰的混亂中，在墨西哥投資經商的美國人、德國人、西班牙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財產損失，但華人受損最重。據稱有303名華人喪生，財產蒙受重大損失。康有為保皇黨旗下的華墨銀行首當其衝，遭到重創。此外，託雷翁城內一個華人活動中心、40家日用百貨市場、4家洗衣房、5家餐館、10個菜攤、23個食品攤，及數個菜園都悉數遭到破壞。根據DambourgesJacques的《TheChineseMassacreinTorreon》(《託雷翁排華大屠殺》)一文，死者中還包括5名日本人，他們因被誤認為中國人而慘遭毒手。

　　軍艦示威護僑

　　訊息傳出後，清政府下令海圻艦從美國前往墨西哥、古巴等地，既是“宣慰僑胞”的策略，也是一種施加壓力的姿態。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祖國海軍受到了華僑的熱烈歡迎。當地華僑工商總會組織數百人到港口迎接，並在中華總商會隆重舉行歡迎宴會，據親歷者日記載：“一時賓主鹹集，如逢老友，如歸故鄉，無不開懷暢飲，談笑風生，極人生之樂事。”更令官兵們感動的是，每當離艦登岸，一遇僑胞，無論男女老少，都競相請至家中，盛情招待。臨別，還贈送各種紀念品。如遇同鄉同宗官兵，則更是一請再請，情真意切。

　　抵古巴第三天後，程璧光和湯廷光受到了古巴總統的接見。談及華僑，總統表示：“古巴軍民絕不會歧視華僑，因為古巴對西班牙戰爭期間，華僑曾與古巴軍民共同戰鬥，為古巴的獨立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這一歷史事實，將為古巴人民所永誌不忘。”

　　但根據高峰的《中國海軍首次環球之旅》一文，1847年首批華僑抵達古巴時，其境遇十分悲苦，形同豬狗。後來雖有改善，但仍受到不同程度的種族歧視。許多僑領與普通僑民都一致認為，海圻艦的到訪，將為改善旅古僑民的處境產生積極而重大影響。

　　雖然沒有到達墨西哥，但是這種姿態還是發生了作用。由於海圻艦的舉動，更由於當時多國對墨西哥施加的強烈政治壓力(值得指出的是在屠殺發生後美國領事館立刻成立了救濟委員會，賑濟當地包括華人在內的難民)，墨西哥向清政府示軟。

　　清政府聘用了一個在墨西哥開業的美國律師利伯威爾夫利(LebbeusWilfley)前往調查屠殺事件。該人是由美國國務院拉美事務司推薦。6月中，威爾夫利派出他的合作者阿瑟巴塞特(ArthurBassett)前往當地進行調查。巴塞特在聽取墨西哥人和華人證人的證言之後，在7月13日將報告發給清政府駐墨西哥公使張蔭堂。張蔭堂遞交給墨西哥的國書否認了華人向反政府軍士兵開槍的指控。他引用了一個在5月12日由華人工商社團發出的通報來說明華人的和平和溫順。在該通告里社團勸告成員們在遭受反政府軍士兵劫掠的時候不要抵抗。巴塞特還提到了1910年T城和1911年5月初在異地的反華言論示威這些不加遮掩的公開種族歧視言行。此外，他還補充道，政府軍是由於彈藥不足而撤離的，因此沒有什麼可能性向華人提供彈藥，此外並沒有其他證人證明華人曾進行抵抗。巴塞特總結道：對華人的屠殺毫無理據，是純粹的惡意和種族仇恨。

　　墨西哥願意道歉和賠償

　　1911年6月，清政府向墨西哥當局提出賠償方案，每位華人死者賠償10萬比索或者一次性支付3000萬比索。這個要求多少有點獅子大開口，《紐約時報》也對這個數目表示驚奇(這個報道至今還能在網上查到)，因為3000萬比索相當於當時墨西哥1年的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果按人頭賠償就是1680萬美元，相當於當時美國一年海軍軍費的一成。由於既沒有得到美國以武力為其背書的允諾，又陷於國內革命的麻煩中，因此清政府的索賠額從3000萬比索下降到了600萬比索。然而中國政府並未放棄替在墨西哥的華人出氣的要求，並且堅持對屠殺的兇手進行懲罰。此後，當地設立的軍事法庭拘捕了35個涉嫌參與屠殺計程車兵。

　　此時，海圻艦也早已啟程回國，具有歷史意義的是，其出發時飄揚的是清王朝的龍旗，而回來的時候已經變成了新的民國政府的五色旗了。

　　值得一提的是，清政府在墨西哥的外交勝利，除了海圻艦外，也是當時國際社會協調合作以及國際法、人權等普世原則指導和力促下的一個成果。否則，只憑一艘軍艦，在軍事上的力量是極為有限的。

　　經過馬拉松式談判且經歷了一次王朝更替，1912年11月墨西哥和民國政府終於就賠償問題達成一致。墨西哥政府願意向在1910年11月20日到1911年12月16日之間在墨西哥遇害的華人支付賠償。稍後兩國正式簽署協議，墨西哥將賠償310萬比索，這當然大大少於清政府最初的要求。儘管墨西哥依舊拒絕為士兵的暴行承擔國家責任，但卻願意就事件表示道歉和支付賠償。1912年12月13日的新協議規定賠償應在1913年2月15日前支付。然而馬德羅總統在1913年2月遇害，使得之後的整年裡墨西哥政局都動盪不安，向中國支付賠償的財力大受影響。因此墨西哥政府向中國政府試探能否以債券形式支付賠償，實際上由於當時墨西哥政府已經瀕臨破產，所以這種形式是完全不可靠的。最終的結局是，除了幾紙空文外，不論是以現金還是債券，墨西哥都沒有支付過一文錢的賠償。

　　“五海”撐殘局：甲午戰爭後清政府的海軍重建

　　經過中法、甲午兩戰，洋務運動耗費巨資建立起來的一支現代化海軍，基本已經不復存在。

　　甲午戰爭後，江南、馬尾、大沽等造船廠已基本陷於停頓，只能勉強造些小噸位的運船、拖船等。據《中國近代海軍史》一書，從1895-1911年的16年間，福州馬尾船廠僅造艦艇5艘(運船、拖船、魚雷艇)，共計3585噸;江南船塢(1905年，清政府把江南製造總局劃分為江南船塢和江南製造局)，也只造了4艘幾百噸的小炮艇，而且造船所用的原料、機器、艦船上所用的武器彈藥都完全依靠外國買來的舊品。清政府造船工業基本上處於停滯癱瘓狀態。甚至，如果繼續造艦購炮，一定會招致“欲禦侮而召侮”的謬論。

　　在艱難中復建

　　但是在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新疆巡撫陶模等有識之士的努力下，海軍在艱難中復建。1896年，清政府決定重建北洋海軍，由總理衙門負責海軍建設，後來又在陸軍部設海軍處。按照北洋大臣王文韶“逐漸經營，不求速效……北洋海防分別整頓佈置、冀漸擴充”的精神，以恢復北洋艦隊為主，補充其他艦隊為輔，主要抓了艦船的添置和人材的培養;其次還進行了一些諸如修理沿海炮臺和兵工廠，對現有艦艇加以裁汰和整編等工作。

　　7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下令整頓福州船廠，籌備自造兵輪，在經費上也相對作了保障。如1898年7月29日諭：“各省如數解撥福建船廠經費。國家講求武備，非添設海軍，籌造兵輪無以為自強之計。”同時，清廷還督促沿海沿江各地籌辦增設水師學堂，並增派留學生出國到日本、英國學習海軍，培養海軍人才。

　　在購艦方面，主要依靠從西方列強進口。不過這個時候揹負了2億白銀賠款的清政府已經無力購買大船，最終從德國購入3艘防護巡洋艦(ProtectedCruiser)，分別為“海榮”號、“海籌”號和“海琛”號，排水量2900噸(相當於北洋水師的經遠級巡洋艦)，單價163000英鎊。

　　由於甲午戰爭的經驗，當時中國高層對日本“吉野”號等艦的高速和速射炮印象深刻，所以又從英國的阿姆斯特朗公司購入兩艘與“吉野”號類似的穹甲巡洋艦“海天”號和上文提到的“海圻”號，單價33萬英鎊。這是中國歷史上首例在本國簽訂採購合同的大型軍艦進口生意，可見清政府重建海軍願望的迫切。

　　在世界海軍技術飛速發展的19世紀末，即使再買一艘7600噸級的小型鐵甲艦(相當於“定遠”號的噸位)，也比不上日本新式的裝甲巡洋艦“八雲”號(9600噸，理論上鐵甲艦應高於巡洋艦)。但是閻京生在《四海一心》一文裡認為，從德國購買的“三海”雖然排水量較小，但在技術上仍與同時代德國海軍的同型船處於同一水平，加上設計時考慮了中國海軍的使用特點，效能相當先進，可謂一時之雄，三艦工藝之精良也值得稱道。

　　努力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

　　來自英國的海天級巡洋艦則符合當時世界著名的巡洋艦設計模式“阿姆斯特朗巡洋艦”的風格——高航速、大續航、高適航，並注重了防護生存能力且“以口徑換數量”用少量大孔徑火炮取代原來大量中小口徑火炮(如“定遠”號那樣)。這些設計都是基於中國的實際要求和甲午戰爭的教訓。

　　5艘“海字”號巡洋艦，加上甲午戰爭前的訂自英德的兩艘驅逐艦“飛霆”號和“飛鷹”號。構築了清朝最後10多年曆史裡海軍的中核。由於旅順、青島、威海等良港已經先後失去，新組建的海軍只能以大沽口、煙臺等地為基地。此外，大量過去的海軍將領如薩鎮冰、葉祖跬、程璧光等也得到重新起用和提拔。

　　1909年7月，海軍事務處將南北洋收歸統一，分為巡洋、長江兩個艦隊，歸清政府統一指揮。巡洋艦隊負責海防，長江艦隊負責長江河防，並根據兩個艦隊所負擔任務的需要，對所屬艦艇進行了調整，調整範圍主要是原來的南北洋艦隊和湖北、江西兩省的兵船，把適於海戰的艦艇調撥到巡洋艦隊，適合於江防的艦艇調到長江艦隊。經調整後，巡洋艦隊有艦艇15艘，其中巡洋艦4艘(“海天”號在1905年不幸觸礁沉沒)，驅逐艦1艘，魚雷艇8艘，練習船和運輸船各1艘。長江艦隊有艦艇17艘，其中魚雷炮艇2艘，炮艦12艘，練習艦1艘，運輸船2艘。這兩支艦隊，巡洋艦隊實力最強，清政府任命原北洋艦隊廣丙艦管帶程璧光為巡洋艦隊統領。

　　儘管重建後的清朝海軍，不能和過去北洋水師的聲威相比，但是在有限的情況下，還是努力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尊嚴。1899年，義大利強索浙江三門灣，葉祖跬帶“5海”艦隊嚴陣以待，清政府也據理力爭，絕不退讓，最終逼退了義大利。

　　1907年海榮、海籌兩艦出訪東南亞，歷經菲律賓、梭羅、檳榔嶼等地。所到之處，華僑爭先恐後趕往港口，一睹中國軍艦的風采。

　　1908年海軍部又派海圻、海容兩艦巡視南洋，商部派員外郎王大貞隨同撫慰華僑。二艦由吳淞起航，歷赴新加坡、巴達維亞、三寶壟、泗水、巴里坤旬、日惹、望加錫、西貢等阜，至4月先後回國。在西貢時，法國印度支那總督專門下令當地放假一天以歡迎中國艦隊。

　　1908年澳門葡萄牙人越界浚海，清政府屢與之交涉，派“海籌”、“海容”二艦駐泊澳門邊界，以為威懾，可謂首開中國近代歷史上“炮艦外交”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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