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對付“牢騷文人”有絕招:宋仁宗趣聞
受儒家“九言價值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影響,自古以來,中國文人有個“通病”,那就是熱心政治。即便“在野”,對政治的熱情亦絲毫不減。
如何看待在野文人的“政治言論”?
在不開明的皇帝看來,那是“妖言惑眾”,而在開明的皇帝看來,那不就是“發牢騷”。
文人為什麼喜歡發牢騷?發牢騷的文人到底都是些什麼人?
眾所周知,宋朝是處理“朝廷與文人”關係最好年代,除了“重文輕武”的“既定國策”,這還與趙氏皇帝“懂文人心”相關。尤其宋仁宗趙禎,對付牢騷文人很有心得。他知道文人為何牢騷,也知道如何“不動刀槍”擺平牢騷文人。
下面這個歷史故事很是有名:
宋仁宗年間,四川有個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屢試不中,為洩胸中鬱悶,獻詩給成都太守,主張“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認為這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把他綁送京城。按照歷朝歷代律條,即使不按“大逆”嚴懲,起碼也得按“妖言惑眾”治罪,不料宋仁宗卻說:“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寫一首詩洩洩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不但沒治他的罪,反而授其為“司戶參軍”。
這個老秀才的故事後來沒了下文,我想他多半是由“牢騷滿腹”的“酸文人”變成“殫精竭慮”的“忠臣”了。皇帝賞他的“司戶參軍”是個多大官?是州官下面分管戶籍的,相當於今天的處級幹部。一個小小“處長”,就讓老秀才閉上了嘴。
一個徒有文化卻沒錢沒刀槍的弱勢群體,發發牢騷能翻什麼天?宋仁宗眼光銳利,讓牢騷文人“皆入吾彀中”,為自己所用,發揮“正能量”,不能不稱之為高明之舉。在一個有著上千年曆史的官本位國家,文人的政治覺悟並沒有“天下為公”那麼高,但就實現個人價值而言,“達則兼濟天下”也是大多數傳統文人心態。關心政治,對朝政發發牢騷,終究是為“入仕”者居多。只有當不成官時,牢騷才會越來越盛。所謂發牢騷其實就是“變相上書”,是科舉不第者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
宋仁宗這樣處理“牢騷文人”之所以留下了佳話,主要是因為歷代皇帝大都不這麼幹。他們對“牢騷文人”一般多采取“文字獄”震懾手段。我想這大概有兩個原因,一來官位沒有那麼多,誰發牢騷賞誰官“賞不起”,充其量只能解決個案;二來“文字獄”面廣影響大,可起到殺雞儆猴、“掌嘴天下文人”奇效,且一勞永逸,“一次性解決問題”。
在盛讚宋仁宗之功時,如果我們跳出歷史侷限,應該看到“賞官”與“掌嘴”哪種政策對付“牢騷文人”並無本質區別,他們的目的殊途同歸——利於皇家統治。即便宋朝立下不殺文人的“誓碑”,主要也是出於“便於統治”考慮,文人的蜜月時代並不是由於文人強大後所創造出來的,而完全出於皇帝的喜好。才子的小命還是不在自己手中,可殺不可殺,仍然全在皇帝的一句話!
因而,宋仁宗的故事與其說是啟示統治者的,不如說給中國傳統文人的啟示善莫大焉:對只有依附地主才能生存的群體而言,初衷只在“老爺您的衣服壞了”,關心國是的手段也只有“發牢騷”,那麼,“老爺們”批下來的“官位”與“耳光”殊難把握,抑或劈頭蓋臉一同下來——“胡蘿蔔加大棒”,向來都諭示著一個特殊弱勢群體被“老爺”玩於股掌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