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卿，中央電視臺著名主持人。舞臺上的她優雅從容，大氣謙和；舞臺下的她誠懇爽直，篤定堅韌。
“我想是電視點亮了我的生命，那我願意燃燒我的生命，來溫暖人心。即使是一小部分人心，我也很滿足了。”
得益“虎爸”
董卿生於上海，從小在外公外婆身邊生活，7歲時被父母接到工作地安徽。父母對她要求很嚴格，尤其是父親，按照今天的說法，董卿的爸爸絕對可以算作一位“虎爸”。用董卿自己的話說，“作為獨生女兒，我從來都沒嚐到過‘掌上明珠’的滋味，我的爸爸是一位特別嚴厲的父親。”父親要求她承擔家務勞動，每天刷碗、擦地。小董卿剛剛能識字，爸爸就讓她每天抄成語、抄古詩，還要求她大聲朗讀並且背誦下來。有時天沒亮，爸爸就把還在夢鄉的董卿叫醒，讓她到家門口淮北中學的操場上跑1000米。“正趕上學生出早操，我一個人在400米的跑道上跑步，感覺特傻，整個學校的同學、老師好像都看著你。”
上了中學後，每年寒暑假，父親都讓董卿“勤工儉學”。“我各種零工都幹過：賓館清潔工、商場售貨員、廣播站廣播員……”當時，爸爸在當地報社當副總編，董卿一放假他就開始給朋友打電話，“我女兒放假了，去你那兒打工，不要錢。”對方不好意思收免費工，說，“那就一天給一塊錢吧。”兩個月下來，董卿賺到了60塊錢。
最讓董卿難以接受的是，爸爸似乎對自己永遠都不滿意。“小時候，我最害怕的就是吃飯。我們一家三口每天聚在一起的時間很短，也就吃飯那點工夫。一上桌，他就開始嘮叨，你這個怎麼怎麼樣，那個怎麼怎麼樣，我經常是一邊吃飯一邊哭。我小時候最高興的事兒，就是我爸出差了，樂得手舞足蹈，總算能有兩天看不見這個人了。”
父親為何對自己採取這樣的教育方法，董卿直到長大後才慢慢理解。董卿的爸爸是上海崇明人，從小生長在農村，生活十分窮困。爺爺英年早逝，奶奶在年齡很大時才生下這個兒子，母子二人相依為命。“爸爸每天上學之前，都要先到池塘裡抓魚、抓蝦，跟著我奶奶到集市上把它們賣掉，掙些生活費。高中時，爸爸問學校的老師，‘我應該考什麼大學？’老師說，‘你這麼喜歡文科，就考復旦大學新聞系吧。’”當時，董卿的爸爸並不知道這座名牌大學的名牌專業有多難考，拼盡全力，最終如願以償。董卿的媽媽也是這所高等學府的高材生。
“爸爸的經歷讓他特別篤信一點，就是人的命運要靠自己改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就是這麼一步步走來的，所以對我也有著這樣的期望。”爸爸是個很嚴謹、很堅忍也很善良的人，董卿很慶幸自己身上繼承了他的這些優點。
董卿和爸爸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改變，是從她上大學開始的。父親送她來到杭州，幫女兒料理妥當後，就要離開校園了。“我當時特別高興，覺得總算離開你們了，心裡巴不得他早點走，我可以認識新同學、開始新生活了。”和爸爸並肩走在夕陽輝映的小路上，董卿第一次發現爸爸變得有點依依不捨，那是她從沒見過的表情。大一放假回家，在爸爸的提議下，一家三口難得出門下餐館吃了頓飯。“我們坐在一個安靜的小角落，吃著吃著，父親突然舉起酒杯，說，‘我敬你一杯吧。’我當時有點意外。他又說，‘我跟你道個歉，我想了想，這麼多年，我對你的教育有很多地方方式不對，你別往心裡去。’”董卿的眼淚立刻掉了下來。那頓飯，從來不喝酒的董卿和爸爸一起喝光了一瓶白酒。
走進央視
入行18年，從浙江到上海再到中央電視臺，她一次次將事業歸零，重新開始，以極具個人魅力的主持風格綻放在中國最絢麗的舞臺上。
2002年，董卿對上海正有點兒“七年之癢”，湊巧中央電視臺西部頻道開播，《魅力12》向她發出邀請。她當時很猶豫，人脈和環境都有，又要離開？在北京沒有車子房子，沒有朋友，連去哪裡剪頭髮、買衣服都不知道，況且西部頻道並非主流頻道……
然而，董卿還是來了。起初，她每個月從上海飛到北京呆7天，錄好節目再回去。來往半年，人很疲憊。她決定暫時放棄上海，專事北京。朋友勸她，董卿卻很固執：“我買了新花瓶，舊花瓶一定在垃圾桶裡。你們知道，我一向喜新厭舊。”
一個月只幹7天的活兒，每次走出電視臺，董卿總會躑躅半刻。她閒怕了，可又能去哪兒？只好招個計程車，在擁擠的車流裡感受世俗的熱鬧，或者找家電影院、咖啡廳打發時間。每次夜裡回家，一推門便是淡淡的浮塵，還有並排放著的4個箱子。很多個瞬間，董卿真想提上箱子轉身就走，將嗆人的流浪感丟在這陌生的房間！可是，她轉念一想，“我現在要的是什麼？不就是工作、激情和滿足感？不能放棄！”於是，她逼回眼淚。
董卿主持的節目，導演總是很放心：她博聞強識外加準備充分，在臺上行水流水舉重若輕；她懂得衣飾搭配，為了一雙鞋子，肯跑遍整個北京，央視造型師都誇她上鏡；臺後她眉頭輕蹙，為了一句臺詞斟酌半天，一上臺就舒展，笑得毫無憂愁，彷彿那些失眠和孤獨的夜晚從不存在。
憑藉那股子跟自己較勁的勤奮，董卿成長得很快。2004年7月，她被委以重任，主持“第11屆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接受前所未有的挑戰。9日〜29日，職業組和非職業組共有30場，每晚直播近3小時。董卿每天下午4點彩排，到10點直播結束，換掉主持禮服又進會議中心，和老師核對次日的考題。回家已是凌晨3點，董卿還要打著哈欠背臺詞，直到最後的一顆夜星漸漸隱沒……苦不堪言，可她樂在其中。一場場下來，董卿特別有成就感。
同年12月31日，董卿主持一期元旦特別節目，從晚10：30到0：30。臨近結束，進入倒計時環節，導播卻著急地向她打手勢：離零點還有3分鐘！天啊，這是直播，臺裡臺外有無數雙眼睛！這180秒怎麼辦？說什麼？董卿心跳如戰鼓，卻絲毫不動聲色，雲淡風輕地與觀眾“嘮嗑”。“嘮”的啥不記得了，她話語活潑，逗得觀眾直笑。實在沒詞了，董卿優雅地轉向電子螢幕說：“讓我們靜靜等待吧，等待2005年的到來。”如果這時還不出現倒數時間，她都要哭了。“16秒”，她得救了。一下臺，導演緊緊地握住她的手，像迎接英雄。工作做好的感覺多麼過癮啊，任何快樂都無法相比！
追求極致
人的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恐懼，不自知而已。6歲，她懼怕強迫自己洗碗的嚴厲父親；17歲，她懼怕想念一個人的瘋狂；27歲，她懼怕患得患失，懼怕“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如今，她在臺上風采萬千，從容閒雅，而在半夜，還是會莫名驚醒，懼怕熟悉的舞臺終要消失，懼怕自己瘋狂追求極致……
董卿不曾忘，一次在上海直播一場新年音樂會。毫無預兆的，她忽然口吃，還把一句話重複了兩次。也不算嚴重，沒人在意，她卻為這種“低階錯誤”無法釋懷。直播結束，下午2點還要飛去新加坡錄製節目，她卻毫無情緒，難受得很；那一次“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她每日緊張備戰，力求完美，還是不慎唸錯一位選手的成績。結束直播，領導說，今後要注意啊。她陡然崩潰，就在會議現場，當著同事的面，抹起了淚花兒…… 那一次，董卿和《藝術人生》的製片人王崢聊天，對方關注地問：“為什麼臉色不太好？”董卿強笑：“我最近老失眠。”王崢默然，緩緩說：“我也曾經那樣，走過來就好了。”
“有那麼多人認識你的時候，你覺得自己成功了。但是，現在不輕易下結論。對自我的認識是逐漸的過程，我現在日益清楚自己能幹什麼，想要什麼，為此我願付出什麼。我想得更多的，是怎麼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我喜歡極致的感覺，而極致是沒有底的。”董卿說。
懂得恐懼，才會更珍惜生活，感激每一種細微的美麗。“好的主持人，應該自己隱退，觀眾戀戀不捨。就怕自己留戀，觀眾卻去意已決。我現在應該是最好的階段，有經驗又有精力，很渴望再走得久一點。”
董卿描繪著平凡的幸福：讀讀喜歡的《三聯生活週刊》和《書屋》，談一場溫暖沒有傷害的戀愛，撒粒種子種一盆花。或者，把心愛的碟翻出來，《放牛班的春天》《紅白藍》《天堂電影院》……她曾經窩在家裡看過長達24小時的碟，一個人笑，一個人哭，實在累了，沉沉睡去。“我非常熱愛生活，熱愛所有美的東西，還能保持對美好事物的敏感。我喜歡莫泊桑的那句話，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麼好，但也不會像你想象得那麼糟。我覺得人的脆弱和堅強都超乎自己的想象。站在舞臺，我就很開心，非常享受工作的感覺。有時心情不愉快，但上了臺就全忘了。”
（編輯 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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