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4年3 月19日上午，北京城德勝門外，熙熙攘攘的百官民眾簟食壺漿，夾道歡迎一支浩浩蕩蕩的義軍進城。走在隊伍前面的一位騎著高大的烏龍駒，身著藍布箭衣，頭戴白色氈笠。意氣風發，英武絕倫。他，就是出身驛卒的農民起義軍將領、推翻明朝、建立大順政權的闖王李自成。這一天陽光晴和，鳥鳴鶯啼。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紫禁城後的煤山一角陰鬱的樹林中，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帝朱由檢愁容慘淡，一會兒仰天長嘆，淚流滿面;一會兒拊膺頓足，以頭觸地。當第二天人們找到他時，看到的是一具僵硬而冰冷的屍體。他已經不知何時在一棵歪脖子樹上自縊身亡了。至此，曾經輝煌一時的大明王朝，在享國270年之後，由於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積重難返，在如暴風驟雨般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下，壽終正寢了。
明初盛世
明王朝的建立者是朱元璋，他是繼漢高祖劉邦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
朱元璋，1328年出生在淮北一個貧苦的農民家裡，從小為地主放牛牧羊，生活困苦。17歲時，家鄉發生旱災、蝗災和瘟疫，他的父親、長兄、侄兒和母親先後去世，他只好到附近的於皇寺裡當小行童。不久，寺院因災荒缺糧而關閉，朱元璋只好帶上一個木魚和一隻瓦 ，外出遊方化緣。後終因走投無路，到濠州投奔到農民義軍郭子興的隊伍。由於他刻苦學習武藝，有勇有謀，顯示出很高的軍事才能，深得郭子興的讚賞，遂把養女嫁給他為妻。郭子興去世後，他逐步掌握了軍隊大權，並一步步成為最高統帥。在群雄逐鹿的元末，深謀遠慮的朱元璋逐步削除群雄，於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
出身貧寒的太祖朱元璋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江山，他精心治理大明帝國，期盼朱家王朝能夠萬世長存。他改革軍政制度，集行政、軍事、司法、監察等大權於一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處理政務，接見大臣，批閱奏章，一直忙到深夜。他兢兢業業，一心想著如何鞏固統治。
每日黃昏，他便令專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鐸，高聲叫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五更時，又派專人在城門譙樓上吹起畫角，高聲唱道： “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朱元璋嚴厲整肅吏治，認為：“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為此，他下令：“凡是官吏貪汙的，都要治罪，不容寬貸!”官吏貪贓枉法者，一概發配到邊地充軍。官吏貪汙獲贓60兩以上者，處以梟首示眾、剝皮實草之刑。各府州縣衙門左首的土地廟，就是剝皮的刑場，叫皮場廟。貪官在此砍下頭顱，掛到旗竿上示眾。再剝下人皮，塞上稻草，擺到衙門公座旁邊，以警告繼任的官員。朱元璋還借胡惟庸案、藍玉案、郭桓案和空印案等，大興黨獄，除掉一批結黨營私、貪汙受賄的官員們。由於採取了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敗的現象逐漸得到扭轉，“一時守法畏法”，“吏治煥然丕變矣”。
朱元璋下決心推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大力恢復和發展生產。他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的小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 朱元璋下令，凡是戰爭中拋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墾成熟的就成為耕墾者的產業，如果原來的田主回來，由官府另外撥給同等數量的荒地作為補償。他大力推行屯田，注意水利建設，全國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開國僅僅24年(1392年)，全國耕地面積達到850餘萬頃，比北宋耕地數字最高的1021年(開禧五年)的 524餘萬頃增加了300餘萬頃;政府的稅糧收入達32799800石，比元朝的稅糧收入增加了近兩倍;全國人口共有10652870 戶，60545812人，比《元史》所載元世祖1291年(至元八年)全國最高的人口數字，增加了195萬戶，700萬人。洪武中期，有一首流傳於江西的民謠，描述當時經濟發達、社會安定的景象：“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
朱元璋之後，雄才偉略的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從侄子建文帝朱允 手裡奪得帝位，成為明帝國最有開拓性的帝王。他上臺以後，勵精圖治，開拓進取。他建立內閣，肅清吏治;他鼓勵墾田養植，發展經濟;他治理惠通河，遷都北京;他經營邊疆，派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以後，僅永樂年間共有60多個國家的國王或使臣200餘次訪問中國。中國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的人數也日益增多，不少人僑居海外，對南洋的開發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鄭和下西洋，擴大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和平交往，發展了與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明朝也成為當時世界上非常富庶文明的國家。
明成祖為建立長治久安的統治，積極開展對敵對的蒙古族政權的打擊。他六掃虜庭，五次親征，然終未能如願，於1424年(永樂二十二年)病死在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熾繼位，是為仁宗，年號洪熙。十個月後，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繼位，改元宣德。仁、宣二帝共在位12年，他們對明太祖奠定、明成祖加以拓展的基業採取守成之策，實行休養生息政策。
採取蠲免賦役、恤貧賑災、墾荒屯田、興修水利等措施，推動了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明初70年，國勢臻於全盛，在亞洲乃至世界上都具有重大的影響。這是繼西漢文景、漢武之治和唐代貞觀、開元之治之後的又一個盛世。史稱“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堪稱盛世。
萬曆衰敗
然而，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間，不斷興師動眾，大興土木。他治理吳淞江、運河和黃河，營造長陵、北京城和武當山宮觀，攻打蒙古和安南，並屢次派鄭和下西洋，耗費驚人。仁、宣繼位後，政策趨於內斂保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動，中斷與西洋各地的聯絡，中國的帆船從此絕跡於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從而退出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市場;在邊疆，採取收縮政策，無原則地息事休兵，不僅罷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對蒙古奉行單純防禦的策略，屢棄軍事重鎮;重用宦官，為明中後期的宦官專權埋下了隱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罰，客觀上對外戚、權貴和官僚的貪殘不法起到保護和縱容的作用。
宗室、勳戚、官僚恃勢弄權、兼併土地，以致百姓破產流亡。到明宣宗去世、年僅九歲的明英宗繼位時，明帝國的統治危機已潛滋暗長，時隱時現。1442年(正統七年)，宦官王振專權，標誌著明朝的歷史開始由前期轉入中期。各種社會矛盾便急劇惡化，相繼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領導的農民起義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變”，明前期的太平和繁榮出現了不和諧的因素。
自王振專權始到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去世，通常被認為是明代的中期。明代這一百多年曆史的基本特徵是：大部分時間內帝王失去了勤政進取的作風，宦官擅權，高層官員爭權奪利，普通官員追求浮華的生活，政治日趨腐敗。在商品貨幣經濟不斷髮展的刺激下，明前期所創制的許多社會制度已經無法適應新的社會形勢，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突出。為了緩和社會矛盾、鞏固明王朝的統治，從嘉靖年間開始，許多官員先後提議多項經濟和政治改革。到萬曆初年，張居正改革則把這場革新運動推向高潮。然而，由於統治階層內部複雜的權力鬥爭，以及皇權執行的專制與獨裁，改革觸動了一大批當權者的既得利益，也損害了廣大中小地主階層和農民的現實利益。
萬曆皇帝
張居正死後不久，即受到抄家懲處，明帝國的改革氣象隨之蕩然無存。 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十歲登基，在首輔張居正和母親慈聖皇太后的輔佐下，初期尚能勤於政事，愛惜民力，節制有度，是一位“好皇帝”。但親政後卻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溺於酒色，以酗酒而聞名。有官員說他“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據說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竟然荒唐地割下了宮女的頭髮，還差點將身邊兩名宦官打死。他本人並不以此為恥，還振振有辭地說，“誰人不飲酒?”活脫脫的酒鬼一個!朱翊鈞又是個好色之徒。
他寵愛鄭貴妃，與之朝夕相處，貪圖春宵一刻的快樂。他在後宮多行淫亂，弄來十個小太監，玩起“十俊”的同性淫亂的勾當。為滿足永無止境的淫慾，他迷戀飲鴆止渴的房中術。20多歲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動火熱症、頭暈目眩，這是他多年無法臨朝的原因之一。他長期怠政，勤於搜刮，加劇了明末官場的腐敗。官員奏疏多被“留中”，嚴重挫傷了官員參政、議政和行政的積極性。在職官員的考課升遷時停時行，不少官位長久空缺，助長了官場上的因循拖沓之風，為各級官員貪汙納賄、欺壓百姓洞開方便之門。明朝的政治環境日趨惡劣，社會矛盾加劇，農民起義、市民暴動、軍兵譁變、民族矛盾尖銳等問題日顯突出。至末代皇帝崇禎上臺時，明王朝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所以，清朝人在修《明史》時，就發出了“明之亡，實亡於神宗”的感慨!
崇禎受命
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名由檢，又稱思宗或莊烈帝。出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是熹宗朱由校的異母兄弟，他的祖父是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由檢的童年不是很幸福，先是因為萬曆帝不喜歡他的父親，即後來的光宗朱常洛，遲遲不願意立儲、出閣教育。待其皇父即位後，又因為內廷權力爭鬥，即位僅僅一個月時間，便莫名其妙地一命嗚乎。光宗的兒子、也就是他的哥哥、16歲的由校倉促即位，即天啟皇帝。天啟年間，以太監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控制了明朝中樞大部分的文臣武將。他們廣結朋黨，打擊異己勢力，迫害東林黨人。為了廣樹淫威，他們強化特務機關，如錦衣衛和東廠等。舉國上下，政治腐敗、官員昏庸，賄賂公行，財政枯竭。各級官員不惜民力，以蒐括為能事。加之這一時期天災不斷，農民起義的烽火已經燃遍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兵變接二連三，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22日，朱由檢的兄長熹宗朱由校因病死，因無子嗣可立，按兄終弟及的傳位祖制，作為熹宗惟一倖存的弟弟，他幸運地成為明朝第16代皇帝。此時的大明王朝像許多享國日久的王朝一樣，在腐敗、貪汙、賄賂公行以及流民起義的內憂和外部強大的壓力下勉強支撐著。可以說，自始至終，巨大的壓力沒有片刻離開過他的肩頭。
不可否認，崇禎是一位意欲有所為的皇帝。即位之初的崇禎皇帝也曾以中興為己任，力挽將傾之大廈。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剪除長期把持朝政、氣焰囂張的魏忠賢集團。最初，朱由檢表面上對魏忠賢及客氏優遇有加、一如前朝。魏忠賢也在試探新君，九月初，他請求辭去東廠職務、回家養病。朱由檢把他褒揚一番， “溫旨慰留”。但對地方官員請求為魏忠賢建生祠的奏疏，卻不置可否，既不責怪，也不批准。魏忠賢只好主動上疏辭建生祠，朱由檢又把他表揚了一通，既保留了原來的生祠，但不再增建新的生祠，先把魏忠賢集團穩住。
朱由檢行動的第一步，是把先帝的奶孃、與魏忠賢沆瀣一氣的客氏非常客氣地“請”出皇宮，以剪除魏忠賢的權力後盾和政治幫手。接著，朱由檢更換了內廷前朝的宦官，把自己作藩王時的親信調入宮中，把內廷控制在自己手裡。這一舉措，向人們發出了魏忠賢即將失勢的訊號。原來依附於魏忠賢的一些官員開始倒戈。曾為魏忠賢賣命的御史楊維垣首先上疏彈劾魏忠賢的第一幫兇崔呈秀，措詞雖不激烈，也沒有涉及到魏忠賢，但卻是明末破天荒的第一遭，不免引起朝野的矚目，人們都在關注著年輕新君的態度。朱由檢沉著應對，既不批評楊維垣，也不對崔呈秀過分指責，只是說“不得苛求”。這種態度顯然是在鼓勵官員們繼續對其進行彈劾。三天以後，楊維垣再次上書彈劾，說崔呈秀“貪淫橫肆”。崔呈秀一面上疏辯解，一面循例請求罷免。朱由檢先是讓他聽候處置，過幾天下令他回籍守制，以示懲罰。
幾天之後，朱由檢再以“罪狀明悉”為由，罷免了他的一切職務。
看見崔呈秀失勢，見風使舵的官員們便把矛頭直接指向魏忠賢。抨擊最為猛烈的是江蘇海鹽貢生錢嘉徵，他數列了魏忠賢的十大罪狀：並帝、蔑後、弄兵、無君、無聖、剋剝藩封、濫爵、 民、掩邊功、通關節等。魏忠賢得知訊息後找到朱由檢，他痛哭流涕，連呼冤枉。
朱由校讓內侍官給他誦讀錢嘉徵的奏章，魏忠賢聽得魂飛魄散，請求辭職養病，以圖保全自己的地位與財富。朱由檢批准了他的請求，命他回家“調養身體”。此後，朱由檢迅速調整宦官的職權，命令王體乾掌管東廠印、高時明掌管司禮監司，改調寧國公魏良卿為錦衣衛指揮使、安東侯魏良棟為指揮同知，控制了內廷局勢。在一切準備妥當之後，朱由檢釋出告說，魏忠賢“逞私殖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列舉”，將他貶謫到中都鳳陽祖陵管事香火，客氏貶至浣衣局。天啟七年11月6日，權傾朝野、不可一世的魏忠賢自縊在阜城的一家客店裡。這一天，離熹宗去世不足三個月的時間。崇禎元年，朱由檢下令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又斬客氏屍。
接著，朱由檢對依附魏忠賢集團的文武官員進行了大清洗，有的處死，有的下獄，有的罷官，有的削籍，有的降職等。魏忠賢閹黨集團被徹底剷除，一時朝野整肅。
回天乏術
在剷除魏忠賢閹黨勢力之後，崇禎帝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力圖重振朝綱，整飭邊防，實現明朝的中興。崇禎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於明帝國積重難返，很多問題並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為並不意味著就能有所為。再加上他本人面對驚濤駭浪、內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錯誤，在治國的策略上出現了重大的決策失誤，導致最終敗亡。
他試圖嚴禁宦官干預朝政，卻重蹈覆轍。天啟7年11月，崇禎帝下令罷除了各邊鎮太監。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以防內臣與廷臣結黨營私。
然而，瞬息萬變的時局，很快讓朱由檢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崇禎二年(1629年)11月，朱由檢派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軍，12月派司禮監太監沈良佐等提督九門和皇城門、李鳳翔提督京營。崇禎六年四月，派司禮監太監張其鑑、郝純仁、高養性、韓汝貴、魏伯綬等監管糧倉。崇禎九年6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參與司法監察，十二年，命司禮監太監崔琳參與兩浙地區的鹽課及各項賦役事務。到崇禎十四年八月，他甚至親臨太學，令司禮監太監王德化“率群臣習儀於太學”。宦官勢力除在崇禎即位之初短暫的受挫外，在崇禎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面參與明王朝的軍政事務。宦官行使監察之權干預政事，在明代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激化了宦官與文官武將的矛盾，影響了各級官員行政的積極性。《明史》對此評價說：監軍的宦官們侵佔軍餉，握有精兵，不是用來打仗，而是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貪生怕死，往往臨陣逃脫，諸位大臣恥與為伍。
他力圖在官員隊伍中樹立正氣、打擊朋黨，卻事與願違。崇禎二年，朱由檢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復東林黨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把他們比喻為屈原、岳飛，鼓勵他們以大無畏的氣概與獻身精神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隨著宦官勢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後期黨爭已經成為一種病垢陋習，複雜的派系黨爭以新的面目呈現出來。崇禎一朝，官員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日甚一日。朱由檢曾慨然長嘆道：“諸臣但知黨同逐異，便己肥家。”他一邊破格用人，一邊濫殺將帥。明代選官取士，率重科舉，逐漸形成了“非科舉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定製。但朱由檢認為，那些自幼飽讀科舉學業的進士縱有滿腹經綸，往往與現實需要脫離太遠。他不拘於考課升遷的定例，注重實際才幹。親自從地方官中考取錄用官吏，破格選拔一批治行卓著的知縣、推官進入翰林院。如崇禎二年，後金兵臨城下，翰林庶吉士劉之綸上疏直言禦敵之策，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崇禎三年，僅僅職任教諭的宋一鶴，因率軍有方，先是被提升為兵部員外郎，再升為天津兵備僉事，又以平賊有功，升右僉都御史，至巡撫湖廣。
崇禎九年後，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談闊論或禦敵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陳新甲，萬曆時舉人，崇禎中因戰功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出入邊關，後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總督，直至兵部尚書。為了網羅更多的人才，朱由檢還准許宗室子弟應試授官，重申“保舉”之制。在軍事征戰戍守中普遍使用“札委”之制，即允許高階官員因戰事或組織管理軍兵的需要，發放一些臨時的任命狀，代行管理之責，然後根據札委官的表現，以決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時，朱由檢對文臣武將的要求又極為苛刻。他實行“錯一事則罷一官，丟一城則殺一將”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將地位多麼顯赫，不論是否曾經立過多大的赫赫戰功，只要出現差錯就立即處死。崇禎一朝，共誅殺總督7位、巡撫11人，包括三邊總督鄭崇儉、薊遼總督袁崇煥、南畿總督熊文燦和畏罪自殺的楊嗣昌等。
面對貪風熾盛的腐敗現象，崇禎帝也曾痛下決心，整肅朝綱。崇禎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等監察官們切實負起責任，認真糾察官員的貪汙腐敗行為。實際上，他確實又拿不出懲治貪汙的有效辦法，百官仍然肆無忌憚地貪汙納賄。李自成進北京時，農民軍實行追贓助餉的政策，動用嚴法酷刑，數以千萬計的銀兩從皇親國戚和貪官肥將的嘴裡吐了出來，亦可見明末官員貪汙數量之龐大。
崇禎帝反對空談，倡導經世濟民之學。他對科學技術——特別是對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產生過濃厚的興趣，認為西學可用以拯救時弊，強兵救國。因此，他不僅自己瞭解、學習，還鼓勵大臣們學習傳播。徐光啟、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學習西學的佼佼者。崇禎帝對西方天主教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曾吸收一些傳教士為朝廷服務。這些舉措，雖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卻也促進了明末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繁榮，算是辦了一件好事。
儘管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於大明帝國經過200多年的執行，政治腐敗、經濟衰微、軍事羸弱，已積重難返。加上崇禎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無力迴天。在農民義軍和滿清貴族的雙重打擊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條船，行駛在黑風惡浪的航道上，只能漸漸沉淪下去。
鐵騎入關(1)
長城，明人稱之為“邊牆”，主要是為防備蒙古族內侵而修築的。但大明的皇帝幾乎沒有人會想到，屢次破牆入關，進入紫禁城、取代自己江山的雖然是少數民族，卻不是重點防範的蒙古族，而是疏於防範的女真人，即稍後的滿洲人。
英宗正統初年，明政府撤消了在東北的直接管轄機構——奴爾幹都司，除在遼東地區直接派駐漢軍鎮守外，東北其它地區主要委派本地少數民族首領代為管理。到萬曆年間，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建州女真部逐步發展強大起來。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建立大金政權，公開與明朝為敵，開始了統一東北、稱雄天下的努力。次年，神宗抽調了大批精兵強將十餘萬，企圖消滅後金軍，卻在薩爾滸一戰大敗而歸。遼東戰事日益凸顯，成為朝野重點關注的問題。天啟年間，努爾哈赤及其兒子皇太極基本上完成了對東北女真各部的控制，征服了朝鮮，迫使蒙古族各部歸順女真族。
明朝對後金的來犯採取御守為主的策略。天啟六年(1626年)，鎮守寧遠的遼東巡撫袁崇煥以少勝多，擊退了來勢洶洶的後金軍隊，努爾哈赤身負重傷，不久即病死於瀋陽。袁崇煥乘機加固城防，並在隨後的戰爭中打退了皇太極的進攻，使一向頹廢的明王朝精神為之一振。朱由檢即位後，便把復興遼東的希望寄託在袁崇煥的身上，提升他為兵部尚書、右都督史總督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執掌遼東的軍事大權。崇禎帝問袁崇煥：“遼東軍兵受到侵擾已經十年有餘，不知愛卿有何退兵復遼良策?”袁崇煥說：“我受陛下隆恩，在您的鼎力支援下，五年之內，整個遼東全境定可收復!”朱由檢大喜道：“只要你能收復遼東，無論是物質、還是名譽獎勵，我都毫不吝惜。”給事中許譽卿聽了袁崇煥的海口，心存疑惑，問他：“五年收復遼東，您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究竟是如何安排的?”袁崇煥竟然答道：“我看到皇帝對遼東戰事如此心情急躁，我就姑且允諾五年復遼，其實就是為了安慰安慰他罷了。”許譽卿聽後，大驚失色。袁崇煥的輕率與朱由檢的急迫心理，給後來袁崇煥悲劇的發生埋下了禍根!
春風得意的袁崇煥回到遼東，自然也不敢掉以輕心，凡經略事皆雷厲風行。他加強兵備、整飭邊防。為統一軍權，他設計誅殺了擁兵自重的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此舉遭到許多大臣的非議，也使朱由檢對他產生了猜疑和不滿。後金方面，皇太極汲取了此前慘敗的教訓，在“議和”的幌子下，加緊兵力的調整和部署。於崇禎二年11月一舉攻下遵化，威逼京師。袁崇煥進行了有效的人員調動和果斷的佈置，率師回防京師，解除了險情。皇太極深感不除袁崇煥，就無法將反明大業推向深入，遂決定設計把他除掉。皇太極在率軍圍困京師的時候，曾俘虜了兩個太監，一個叫楊春，一個叫王成德。設下拙劣的反間計，再將他們放跑。兩個太監逃回宮裡，向朱由檢報告說：“皇太極的軍隊之所以能成功入關直逼京師，是袁宗煥放縱所致，後來皇太極主動撤回關內，也是與袁崇煥密謀的欲擒故縱之計，而此前袁崇煥誅殺毛文龍也是為了削弱明軍在遼東的防禦能力。袁崇煥已經向後金投降了!” 崇禎帝竟信以為真，非常震驚，他思前想後，於十二月初下令逮捕袁崇煥，並處以磔刑，製造了明末親者痛、仇者快的最大冤獄。崇禎帝自毀長城，無疑使士庶寒心，軍心離散，離亡國也就不遠了。
鎮守遼東的一大批將領多心存疑慮，結命自保，無心死力禦敵;或在後金的威逼利誘下，舉城投降。後金鐵騎繼崇禎二年入關後，分別在七年、八年、九年又相繼突破長城邊塞，進入京畿甚至更遠的山東地區，兵鋒所向，如入無人之境，大肆燒殺搶掠。明軍畏之如虎，只敢在後面遠遠地追擊。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改後金國號為清，改女真為滿洲，加緊了消滅明王朝的步伐。崇禎十二年(1639年)九月，清兵在關內滯留5個月，縱橫兩千餘里，歷經57戰，攻陷城池 70餘座。
崇禎十二年10月，朱由檢任命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期望憑籍洪承疇之力能加強對遼東的防禦、“滅寇雪恥”。崇禎十四年(1641 年)4月，清兵圍困錦州城，洪承疇分析了當時敵我力量對比情況的優劣，主張“守而兼戰”、“且戰且守”，以穩紮穩打的方式去援救錦州守將祖大壽及其部屬。但兵部尚書陳新甲卻唆使崇禎帝下密詔，催促洪承疇急速出兵、速戰速決。雙方展開了殊死搏鬥，傷亡慘重。明軍一度在乳峰山爭奪戰中屢敗清軍，爭取到戰爭的主動權，致使皇太極“憂憤嘔血”。但是明軍的短暫勝利，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朝廷的錯誤決策所帶來的被動局面。清軍採取圍點打援的戰術，將主力推進到塔山、杏山之間，將明軍團團圍困在松山，切斷了明軍與後方的聯絡，使之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明軍堅守長達八個月之久，仍然見不到援軍。1642年初，彈盡糧絕的明軍人心大散，松山副將決定投降，引清軍入城，洪承疇被俘降清。至此，明朝在關外的八處鎮守據點被清兵奪走大半，寧錦防線已經失去了它應有的作用。
無計可施、無兵可用的崇禎帝只好暗地派兵部尚書陳新甲與清軍議和，但清軍提出的苛刻條件徹底打碎了他的美夢。更讓他無法容忍的是，礙於體統與臉面進行的秘密和談，竟然被洩露出去。惱羞成怒的崇禎帝殺掉陳新甲以挽回顏面。談判既已無果而終，清軍又屢屢內侵，肆意深入內地劫掠財物，歷時長達7個月，俘獲人口近37萬，牲畜32萬頭，金銀珠寶無算。崇禎帝與廷臣相顧無語，他所能做的就是繼續追究戰敗者的“責任”，包括總督趙光卞、範志完，還有巡撫、總兵、副將等多人都被斬首。
崇禎十六年(1643年)8月，皇太極暴病而亡，清最高統治者內部因爭奪皇位，暫時停止了對明朝的進攻。而此時，農民起義軍的烽火已經燃遍了大明江山的腹地，並一步步進逼北京。清朝當國的多爾袞在一批漢族降官的建議下采取了靜觀其變、伺機而動的策略，為入主中原作最後的準備。
晚明悲歌(1)
明末，大半個中國都爆發了非常嚴重的自然災害。
萬曆末年至天啟年間的五六年間，陝西地區幾乎無年不災，災害型別包括旱、蝗、風、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崇禎初年，陝西延安地區連續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採食山間蓬草，稍後剝食樹皮，最後只能吃山間一種名叫“青葉”的石頭，不數日便腹脹而死。每天都有兒童餓死，每天都有兒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數個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數百，許多大坑都被塞得滿滿的。此情此景，官府不僅不予以賑災蠲免，反而束於功令，賦稅之外又加“遼餉”，地方官趁機勒逼，嚴加催科。百姓“轉相逃則轉相為盜”、“安得不相率而為盜者乎”?萬曆末年，山東諸城舉人陳其猷進京會試，繪《饑民圖》伏闕上疏，其序略雲： “見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豬狗，不少避人，人視之亦不為怪。”崇禎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間，河南連年大旱，“秋既無收，麥又難種。野無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殘，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禎九年以後，山西保德州幾乎無歲不荒，“至十三年，鬥米八錢，人相食，盜賊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導致更多的自然災害，如蝗災和鼠疫的爆發。蝗災最初出現在陝西的渭河兩岸，然後陸續向關中、河南、淮河、長江一帶發展。到崇禎十三年(1640 年)，除江漢平原一帶災害較輕外，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個華北平原成為蝗災的重災區。鼠疫也流行開來。崇禎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興縣出現，“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無孑遺。百姓驚逃，城為之空”。此後，鼠疫迅速從北向南漫延。北直隸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河南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滎陽縣甚至出現了“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的悲劇情形。
由於旱、蝗、鼠疫等自然災害的交相出現，百姓死亡甚眾。據估計，萬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區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達700萬人之多。而崇禎年間北直隸的疫區內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禎初年的1095萬人下降至730萬人;山西人口由崇禎三年的1024萬降至620萬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餘萬人。
陝西、山東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數百萬以上。倖存下來的災民為求生存，初則三五成群，後則數十百千人聚結一起，組成了一股股“盜賊”、“土寇”、“流民”或“流賊”等。他們如涓涓細流，逐漸匯成洶湧澎湃的驚濤駭浪，組合成為一支又一支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軍，成為滅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 天災既已發生，人禍也接踵而來。地方官員們擔心本地出現民變會影響到自己的政績和升遷，不如實上報，儘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們不顧百姓死活，不去設法救濟安置，反而繼續催逼稅賦錢糧，追索歷年積欠，引發百姓更大規模的逃亡。由於明政府規定：一戶逃稅，同裡甲的農戶要受到連累、代納逃戶的賦役，如此只會引起百姓更大規模的反抗浪潮。
陝西“流賊”作亂的奏報越來越多，言辭越來越激烈，原陝西三邊總督服毒自殺。崇禎帝任命左副都御史楊鶴為陝西三邊總督，負責陝西等西北地區的“剿匪” 事務。然而，朱由檢在“剿”和“撫”的態度問題上卻舉棋不定，他的基本態度是“息事寧人”，只要能把叛亂平息下去，就萬事大吉。楊鶴說，招撫賑濟和解決農民復業最為緊要。他認為：只有解決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才有可能徹底平息動亂;如果一味鎮壓，雖可以彈壓一時，卻無法恢復社會生產，參加起義的農民只會更多，後患更加嚴重。聽了楊鶴頭頭是道的招撫言論，崇禎帝同意了招撫計劃，並派御史吳 帶帑銀十萬兩到陝西放賑，“招撫流盜”。招撫工作最終失敗。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明政府在當時條件下無法解決農民生存的根本問題，發放的少許賑恤銀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時又拿不出更多的錢糧解救饑民。為了生存，饑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禎四年的招撫既已失敗，崇禎帝轉而使用剿殺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綏巡撫洪承疇任陝西三邊總督，全力鎮壓在山西和陝西的農民軍。洪承疇有謀有勇，對陝西軍民情況頗為熟悉，他率領陝西、甘肅、寧夏等地兵馬，四面出擊。到崇禎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陝西境內的幾支比較強大的義軍均被鎮壓下去。剩餘的農民軍採用了更為靈活的游擊戰術，千里躍進，聲東擊西，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崇禎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農民軍突入防守空虛的明中都鳳陽城，縱火焚燬了朱元璋的“龍興之地”，皇陵享殿、龍興寺等都盡數被焚，義軍還打出了“古元真龍皇帝”的大旗來歡慶勝利。
農民軍的勝利引起了明廷朝野上下的極度震驚，崇禎帝身著素色布袍，親自到太廟告祭祖宗之靈，下罪己之詔。同時，展開了對農民軍更大規模的鎮壓，崇禎帝籌措白銀百萬兩充作軍費，調洪承疇的陝西兵出關，與中原各省的軍兵會合，限期六個月消滅農民軍。為配合行動，崇禎帝又任命楊嗣昌為兵部尚書，統籌全國軍務。楊嗣昌認為，“安內方可攘外”，主張先全力剿滅農民軍，再全力對付關外的滿清貴族。為此，他提出了鎮壓農民軍的“四正六隅十張網”的軍事部署。具體而言，就是以陝西、河南、陝西和鳳陽等四個農民軍活動主要區域為“四正”，責成地方巡撫專責防守，以剿為主，以防為輔;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等六個地區為“六隅”，設六個巡撫，以防止起義軍進入各自的管轄地區，必要時參加聯合協剿。“四正”和“六隅”結成“十張網”，猶如佈下的天羅地網，企圖一舉全殲農民軍。為配合這一宏大計劃，他提出增兵增餉建議，加派“剿餉”，計280餘萬兩。
此舉無異於飲鴆止渴，雖然楊嗣昌的剿殺計劃在短時間內確實發揮了“強心劑”的作用，農民軍嚴重受挫，一部分軍隊在高壓之下主動投降明軍。李自成軍隊的人數銳減，生存極其困難，而張獻忠、羅汝才等也只得接受明廷的“招撫”。然而，複雜的社會矛盾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尖銳，大批災民補充到農民軍隊伍裡去。他們英勇無畏，抱著赴死的決心，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又繼續戰鬥了。崇禎十四年新年剛過，李自成義軍就攻克了洛陽、殺死福王。將沒收的福王府大量的糧食與錢物分給貧困的百姓，並提出了“不當差，不納糧”的口號，受到饑民的熱烈歡迎。此後的一段時間，李自成農民軍又多次攻打河南省城開封，轉戰於河南各地，基本消滅了明王朝在河南的抵抗力量。與此同時，張獻忠也在湖廣谷城重舉義旗，轉戰豫皖，進軍湖廣、江西等地，在崇禎十六年五月佔領武昌後，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權。
面對風起雲湧的農民革命浪潮，明廷上下束手無策，崇禎帝內心早已方寸大亂，眾大臣也深知現在的農民軍已經難以消滅，沒有人願意擔當統帥三軍的重任。大家猶如熱鍋上的螞蟻，難度時艱。兵部尚書楊嗣昌畏罪自殺，明朝再無“中興大將”可用。崇禎帝哀嘆說，“嗣昌死後，再也沒有堪任的督師了”。崇禎十六年，崇禎帝欽點吳 督師，前去鎮壓農民軍，吳 卻提出種種苛刻的條件。崇禎帝大怒，下令將吳 充軍，改由孫傳庭督師。孫傳庭率領明王朝僅有的兵軍進入陝西，旋即被李自成消滅。此後，崇禎手裡基本上沒有可以調動的軍隊了。
隨著李自成農民軍隊伍的日益壯大，其革命目標也日漸明確。崇禎十五年冬，他們開始向各地派遣地方官，為建立對全國的統治做準備。崇禎十六年初，起義軍在攻下襄陽後，改名為襄京，建立中央機構，並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次年新年第一天，李自成在西安建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接著，李自成開始部署進攻北京的計劃。
崇禎十七年初，李自成的大軍所向披靡，幾乎兵不血刃，就攻打到北京城下。3月15日，大順軍抵達居庸關。17日，東路軍抵達京郊高碑店，西路軍抵達西直門外。北京城裡只剩下五、六萬羸弱不堪的軍兵和數千太監“淨軍”，他們也無心戀戰，或向城外空中放炮，或四散逃逸。中午時分，農民軍發起了攻打彰義門、西直門的總攻。18日，農民軍提出如果崇禎帝“遜位”，可以保他一條活命。崇禎帝企圖透過談判拖延時間，以等待各地勤王兵的到來，農民將領看穿了他的意圖，於當天深夜發動總攻。崇禎帝慌亂中安排三個兒子喬裝打扮成普遍百姓的樣子，希望他們混出京城，去聯絡南方明朝官軍，捲土重來。
絕望中的他回到後宮，把袁妃和周皇后招集過來，讓宦官給他倒酒，一口氣喝了幾十杯，猛地揮劍砍向袁妃，將她刺死。周皇后轉身回到宮內，自縊身亡。然後，他提劍四顧，歇斯底里地在後宮四處奔走，看到了長平公主在一旁哭哭啼啼，他悲憤地說：“你為什麼要生在我的家裡?”揮劍就刺。長平公平下意識揮臂遮擋，右臂被刺中，昏倒在地，血流不止。接著，他又刺傷或刺殺了幾個小宮女和嬪妃。最後，他發瘋似地親自到前殿敲鐘，企圖召集百官上朝商量對策，百官早已做好了投降的準備，無人前來。19日凌晨，太監王相堯在宣德門投降，劉宗敏率領農民軍浩浩蕩蕩由此開進北京城。在正陽門的兵部尚書張縉彥、在朝陽門的朱純臣相繼開啟城門投降，農民軍旋即控制了北京城。徹底絕望的朱由檢，與宦官王承恩登上煤山萬壽皇亭，赤足輕衣，自縊而死。在他的衣襟上寫著：“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真是可悲可嘆!一天後，人們在煤山一角發現了這位明朝末代皇帝的屍體，早已變得又冷又僵。農民軍把他和周皇后的棺材移出宮廷，停在東華門外示眾。4月初，又派人將他的屍體草草掩埋於昌平縣的田貴妃墓中，這也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明朝的滅亡，對於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帝而言，是一場悲劇。崇禎皇帝在位的17年，是他本人度日如年的17年，也是大明帝國多災多難的17年。此時的明朝內憂外患嚴重，如風中之燭，隨時都有覆滅的危險，而又不得不開闢了兩個戰場，同時與農民軍和清軍作戰。
依據明朝當時的實際情況，幾無成功的可能。與後金爭鋒，兵餉不足，只能加緊勒逼民眾，民眾愈加不滿，反抗愈烈。事實上，明王朝的崩潰就是國內矛盾完全激化的結果。試想，一個巨人，當他的內部只剩下空架子時，外部即使輕輕地吹來一陣微風，也會讓他轟然倒地。
而崇禎又非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目光短淺、剛愎自用、心胸狹窄、貪財如命。他功利性過強、馭臣無術，最後只落個無將無兵的困地，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全面崩潰。崇禎帝在歷史上，是一個存在頗多爭議的帝王。他誅殺閹黨、整理朝綱，氣象為之一新，卻又惟內臣是信、肆意殺戮文武將官，最後直落個孤家寡人的悲慘結局;面對烽煙四起的破碎河山，他殫精竭慮，調兵遣將，用盡渾身解數，仍無法扶正將傾之大廈;面對空饋的國庫，他肆意加派，蒐括糧錢，仍然無法支付官軍俸祿。他又是一個生活節儉的“守財奴”，寧喪江山，不願捨棄內帑貲財。作為喪國之君，他自知無顏面對列祖列宗，以巾掩面，自絕於世，其死亡之悲壯，令人扼腕。因此，在此後的200年間，他一直倍受人們的憐憫。
明朝的滅亡、清朝的建立，留給人們無限的遐想。明清易代，本是中國王朝數次更替中之一環。但它的特殊之處在於此時已處於傳統社會的末世，中國在世界上由先進轉為落後大致發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這300年間。清軍入關時的口號是“為崇禎帝復仇”和“弔民伐罪”，入關之初也採取了安撫社會的積極政策。然而初定天下的清統治者卻推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等所謂“以夷變華”的五大惡政，並製造“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慘絕人寰的暴行。清朝的專制與歧視政策帶來社會經濟的極大混亂，也引起了全國性的“反清復明”的巨大浪潮。同時，清朝繼承了明朝初年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對晚明出現的“近代化”思想實行嚴酷地控制，其保守性、封閉性、反動性更加突出。到乾隆朝所謂的“文治達到了極盛”時，思想禁錮也發展到了最高峰。清代建國六、七十年後，才迎來了所謂的“康乾盛世”。然而，“正是當中國處於這種‘盛世’的100多年裡，同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的距離拉得越來越大。‘盛世’過後不到50年，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隨之而來的是一幕幕喪權辱國的悲劇，使大清帝國的腐朽落後暴露無遺。”不能不令人扼腕三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