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未遂的政變:胡漢民在918後曾密謀聯合反蔣

  閻錫山生前不僅注意儲存自己的檔案,而且還專門設立機構,截收民國時期的各方電報,因此,臺北“國史館”所存閻錫山檔案內容極為豐富,可以說是研究民國史的一座尚待開發的礦藏。

  在臺灣期間,曾瀏覽過閻錫山檔案的部分內容,茲就30年代一項南北聯合打倒蔣介石計劃的提出和夭折,略窺該項檔案的價值。

  30年代初期,天津是華北的政治重地,各派都派有代表常駐。閻錫山在天津也設有聯絡處,其負責人為傅覺民,任務是與各方聯絡,收集情報,收轉各方文電。當時,各方打給閻錫山的電報常常是先打給傅覺民,再由傅打給山西清鄉督辦楊愛源,由楊加以處理。本文所述,即為此類電報。

  日軍侵略華北,胡漢民等加緊倒蔣、拉閻、支馮

  1933年3月,日軍侵佔熱河,進攻長城各口。5月31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南京國民政府讓出察哈爾北部與河北東部大片國土,並在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對於東三省和熱河的佔領。其後,日本帝國主義即在冀東建立偽組織,蓄謀進一步擴大侵略,建立所謂華北政府。

  塘沽協定加深了華北危機,也加深了國民黨內的派系糾紛,以胡漢民為首的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簡稱西南派)企圖利用這一時機,加緊反蔣活動,計劃出兵北上。6月4日,傅覺民致電楊愛源,彙報西南情況雲:“塘沽簽字喪權太甚,西南倒蔣,更為積極。惟對出兵事,須另定辦法。”在日軍侵略熱河時,廣東、廣西、福建三省曾組織西南聯軍,以十九路軍抗日名將蔡廷鍇為總指揮,出師援熱,但因蔣介石阻止,師至湖南郴州而返。本電所言出兵,指當時西南方面正在醞釀的新的倒蔣軍事行動。

一場未遂的政變:胡漢民在918後曾密謀聯合反蔣


  在30年代初期的反蔣派系中,最具實行精神的是馮玉祥。塘沽協定簽字前幾天,馮玉祥即在胡漢民等人的支援下,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奮起救國。第二天,西南派即通電支援,表示願為後盾。塘沽協定簽字後,李宗仁,陳銘樞、蔣光鼐等於6月7日在廣州會談,就反蔣抗日問題達成初步意見。10日,胡漢民、鄒魯致電閻錫山,要求閻公開表態支援馮玉祥,並就近予以實際援助。電稱:

  煥公崛起,請公就近援應,並號召各方,與之一致,無使受各個擊破,是所切禱!閩、桂、粵諸處,人已齊集廣州,商討蔣計劃。乞示我周行,無任遠盼。

  西南派是一個複雜的派系,在反蔣抗日上雖然有共同語言,但其內部仍然矛盾重重。傅覺民將此電轉報山西的同時,特別說明:胡漢民等西南元老派、在野的李濟深、陳銘樞與廣東陳濟棠之間,“主張仍不能完全一致,故一時仍不易有開展作法”。閻錫山有鑑於此,決定暫時觀望。

  蔣介石和地方實力派之間本來就存在著種種矛盾。在日寇的侵略已嚴重威脅華北以至華東地區部分實力派利益的形勢下,為了自保,不少派系都有投入抗日反蔣潮流的動向。5月下旬,華北各實力派代表在天津會商,山東韓復榘的代表表示,將通電“數蔣誤國之罪”,並與西南方面保持一致。其辦法是:由閻錫山領銜;如閻有顧慮,則請楊愛源及山西將領參加聯署;如楊亦不便參加,則請山西方面“盡力援助”。電發,山西方面沒有反應。

  閻錫山統治山西多年,既工於權術,又老於世道。他雖和蔣介石有矛盾,但中原大戰時已有過反蔣失敗的經驗,要他再—次挑頭反蔣,“號召各方”,自然不是容易的事情。

  【南北兩方計劃會師長江,共討蔣介石】

  馮玉祥察哈爾舉事之後,南北各派反蔣力量都曾計劃有所行動。南方,胡漢民等準備組織與南京相對立的政府,成立西南聯軍,北出長江;北方,梁冠英等推中原大戰時的前敵總指揮鹿鍾麟為首,準備出兵武漢,與胡漢民等會師。7月6日,傅覺民電楊愛源報告稱:(一)西南出兵刻下積極進行,俟將來到達相當地方時,剿共、倒蔣即雙管齊下。(二)馮玉祥就職多日,大家認清已無良好辦法,但甚望他能支援下去,以待時局之變化。(三)梁冠英、張印相、上官雲相等均有代表往返相商,俟西南出兵到湘,即擁戴鹿瑞伯(鍾麟)進佔武漢。傅覺民並稱,李宗仁、白崇禧已派前同李宗仁夫人來過山西的瞿雨農來津,共商進行。傅電顯示,一個南北同時出兵,會師長江,共同推翻南京政府的計劃,正在醞釀中。

  【胡漢民等企圖成立政府與南京抗衡,但終成泡影】

  西南方面雖然積極準備成立政府,出兵北上,但並未能實行。其原因,7月10日前後西南方面曾致電傅覺民說明:“此間討蔣,本已一致,只因軍事、財政略有困難,故軍事當局稍有躊躇,現已積極促開新局。”11日,再致一電,較前電說得更為具體,略雲:

  此間剿共,因相持千餘里,未能一時將軍隊抽回,加以金銀價本年起落太鉅,金融發生恐慌,遂致未能即時成立政府,宣佈討蔣。倘今後剿共仍成相持之局,將來即由閩、桂出師,湘、浙原定計劃決不變更,請促各方一致奮起。千夫所指之蔣,決無不倒之理也。

  當時,陳濟棠周旋於兩種政治力量之間,既支援胡漢民等反蔣,又接受蔣介石的“剿共”指令。當年6月1日,陳通電就任“剿匪”軍南路總司令,佈置對中國工農紅軍作戰。本電所稱因“剿共”“未能一時將軍隊抽回”,以及所謂“金融發生恐慌”,均指陳濟棠。看來,陳濟棠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因此,胡漢民等不得不將希望轉寄於福建、廣西方面分別出兵,實行進軍湖南、浙江的計劃。

  然而,世事如白雲蒼狗,在接連給華北方面發過兩通令人沮喪的電報後,胡漢民等卻突然派人到天津,給華北實力派送來了一連串令人振奮的好訊息。陳濟棠的態度堅定了,與陳銘樞、李濟深、李宗仁的緩急之爭也由於胡漢民的調停而解決了。不僅如此,陳濟棠還派人到香港表示,歡迎胡漢民入粵,組織政府。7月21日,傅覺民致電楊愛源雲:

  關於倒蔣抗日,伯南(陳濟棠)與真如(陳銘樞)、任潮(李濟深)、德鄰(李宗仁)素來主張緩急不同,因胡漢民之從中調處,近已完全一致。伯南昨已派林翼中來港,謁漢民表示決心,歡迎漢民入粵,主持大計。胡漢民等主張於最近期間組織政府,陳濟棠表示唯命是聽。據來人言,西南政府不久即可組織,胡漢民不久即可入粵主持一切。

  訊息既然如此之好,韓復榘便首先積極起來,他表示:只要西南方面有具體辦法,他“可起而響應。”

  其後,胡漢民、李宗仁等一再給傅覺民來電,聲稱“正積極籌備”。7月26日,胡漢民、蕭佛成、鄧澤如、鄒魯聯名致電楊愛源稱:“此間一切籌備已妥,日內即可發表。”胡等並稱,已致電閻錫山。8月4日,傅覺民電閻錫山稱:“在津諸同人對我公之為人均深讚佩,除逕電我公外,並祝代為達意”。

  然而好景不長,過了幾天,西南方面又來電稱:“大計已定,不日發動,但因陳濟棠一人關係,至今仍不能有所表現。”原來,問題還是出在陳濟棠身上。

  30年代初期,陳濟棠遊移於反蔣與擁蔣之間。一方面,他挾胡漢民以自重,對蔣保持半獨立狀態;另一方面,他又不願真正擁胡,以免胡等威脅他的地位。對此,後來李宗仁分析說:“陳濟棠盤據廣東,儼然是嶺南之主。如在廣東組織政府,則黨中元老以及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將接踵而至,這樣則抗日反蔣未成,而陳濟棠先已失去其在廣東惟我獨尊的局面。”這一分析頗為中肯。

  西南方面既不能出兵北上,華北和各地的反蔣實力派自然不敢輕動。作為地方實力派,其中除部分人確實具有愛國思想,如馮玉祥外,其他不少人並無固定的政治主張,而是以割據和自保作為最高利益。為了自保,反蔣可,擁蔣亦可,抗日可,親日亦可,完全視形勢和條件是否於已有利而定。8月5日,馮玉祥因勢單力孤,被迫交出察哈爾省大權,回泰山隱居,華北的抗日反蔣潮流暫時沉寂。



  【反蔣抗日乎?團結禦侮乎?】

  為了使華北實力派不致過於失望,9月下旬,唐紹儀、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李宗仁、鄒魯以西南政務委員會名義聯名致電北方將領,堅持必須討蔣才能抗日。電稱:

  今日國勢阽危已極,始為日本暴力所侵陵,繼為蔣日密謀勾結所危害,亂亡之禍,不可終日,故必討蔣始足以抗日,始足以救亡,已為舉國所公認。或有以國難方殷,宜協力禦侮,而不宜自起糾紛者,此其自誤誤國,特為南京政府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口號所矇蔽,蔣氏反而利用國難,排除異己,賣國家以求獨裁,自難再事容忍。

  從本電看,當時國民黨內部也存在著兩種意見,一種是“討蔣始足以抗日”,一種是“協力禦侮”。胡漢民等堅持前者反對後者;要轉移到後者方面來,還有一段過程。

  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一方面不斷製造侵華事件,企圖擴大侵略;另一方面則扶持反蔣勢力,企圖混水摸魚,以華制華。日本軍方和特務機構有專人做胡漢民等西南派的工作。從閻檔看,塘沽協定簽字後不久,日方就表示:“願助西南倒蔣。”7月,日本方面宣稱,蔣雖讓步,日本仍不願從此了事,以後當變更方略,與蔣為難。8月中,又向華北派表示:“凡系確實倒蔣分子”,均將加以援助。在日方一再拉攏下,西南派中一度有聯日的主張。1O月14日,傅覺民致電山西稱:“西南年來以為倒蔣抗日並重,近來已變更主張,以為倒蔣必須連日。”不過,由於胡漢民等堅持民族大義,西南派中的聯日主張沒有成為主流。北方的方振武等更是寧可失敗也拒絕和日方妥協。

一場未遂的政變:胡漢民在918後曾密謀聯合反蔣


  【福建方面決定甩開廣東,聯絡廣西,但最後只能單幹】

  在南北反蔣潮流先後沉寂之後,福建方面不能忍耐了。李濟深、陳銘樞等決定甩開陳濟棠,與廣西合作。他們先後派人北上稱:“陳濟棠倘真不幹,彼等將推李宗仁為西南軍事首領,積極討蔣。”資料表明,這以後,福建方面和閻錫山的談判也似乎相當圓滿。閻錫山提出注意對日外交、迎接張學良回國兩點,福建方面完全接受。10月21日,傅覺民致電山西雲:“閩雖一隅,而其勢甚壯,寧府已乏善處之方。”“若再遷延日久,桂、粵亦將另有舉動,而華北之孫(殿英)、韓(復榘),聞亦將有同情之表示。”形勢似乎又樂觀起來。

  果然,過了兩天,李濟深就派人通知華北各反蔣派系:閩桂聯盟已經形成,經濟問題也解決了。10月23日,傅覺民致電山西稱:

  李與真如(陳銘樞)、李宗仁等已結合一致,得華僑經濟之助,在閩、桂組府,暫不要黨。先連合南北實力派,共同推動現在僵局。

  11月20日,福建事變爆發。但是,由於它另建國號,另建黨派,並且聯合共產黨,因此,遭到胡漢民、陳濟棠等人的反對。陳濟棠後來回憶說:“佘審度其所作所為,既不尊奉總理,又不要黨,實感無限驚異,故當事變發生後數日,餘即在西南政務委員會,提透過反對此次事變之議案。當會議進行之際,李宗仁曾持異議,謂不可遽而透過,主張暫時靜觀其變,餘事先已接獲情報,謂李宗仁與閩方已早有默契,今觀此而益信,餘遂決意及早表明餘之態度,故不顧李之反對,力主透過,眾亦贊成。”

  胡漢民等雖不願與福建方面合作,但仍企圖利用福建作為王牌,逼迫蔣介石與汪精衛下臺。12月8日,傅覺民致電山西稱:

  黃建平昨日返津,謂兩廣實力派與元老派已商妥一種挽救時局及逼蔣、汪下野辦法,特派代表北來,向各方商洽,過濟時與韓晤商,韓極端贊同,並由趙式中代表隨同赴並。

  黃建平,廣西李宗仁的代表。從本電看,胡漢民等已將該計劃付之行動,聯絡過韓復榘,並準備進一步聯絡閻錫山等。12月14日,傅覺民偕同黃建平、趙式中到達山西。只不過蔣介石迅速對福建方面取得了軍事勝利,胡漢民等人就無計可施了。

  【孫殿英孤軍西進,也失敗了】

  在長城抗戰中,孫殿英所部有較好表現。馮玉祥成立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期間,南京政府一直竭力防範孫部參加同盟軍。6月15日,蔣介石接受何應欽意見,任命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同盟軍失敗之後,蔣介石進一步加緊了對華北、西北異己力量的防範。孫殿英與陝西實力派楊虎城陸續派人到天津,聯絡各方反蔣力量。孫、楊的代表都表示:自馮玉祥下野後,處境日益惡劣,決心共同討蔣。孫殿英的代表並稱:已多方請人與韓復榘接洽,“盼切實結合,造成一新局面”。

  胡漢民的新計劃失去實施可能,孫殿英的聯合韓復榘、開拓新局面的計劃也因故未能成功。11月下旬,孫殿英與馬占山聯合,準備進軍西北。其後,部分原東北義勇軍投入孫部,但馬占山並沒有參加。孫殿英西進之後,原計劃與楊虎城聯盟,打下蘭州,以便胡漢民在當地建立反蔣政府。不過,孫部在到達寧夏後也很快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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