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末代皇帝被馮玉祥逐出皇宮，溥儀帶著文繡乘汽車來到天津的靜園，對溥儀感到厭惡的文繡開始行動起來。她逃出了鳥籠般的靜園，揭開了末代皇妃“婚姻革命”的序幕。
末代皇帝溥儀：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離婚的皇帝
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發動首都革命後，派兵將溥儀趕出了紫禁城。於是1925年3月5日，溥儀帶著婉容、文繡等人遷居天津，住進了原清朝兩湖統制張彪的別墅，世人稱其為張園。
張園位於日租界宮島街，佔地十八畝，溥儀在入住之後，將園子裡裡外外地重新裝點了一番。園內有假山石，還有不少的花卉果木，因為溥儀特別喜歡打網球和高爾夫，所以在園內還設定了網球場。不僅園子內的風光秀美，房內的各種擺設也都是高檔貨，如鋼琴購置於義大利，大立鍾來之於瑞士，傢俱是在英國訂購的，地毯則是產自於法國。此外，在溥儀的書齋和寢宮內還擺放著一個巨大的紫檀木古玩架，裡面陳列著他離開皇宮時從裡面帶出來的各種稀世藝術珍品。對於他一後一妃的寢宮的陳設，也不乏各類新潮豪華的物飾。雖然眼前居住的別墅很富麗、很豪華，但是文繡的日子卻是愈發的淒涼。
還在北京的紫禁城內生活時，溥儀難得有機會邁出宮門半步，但在遷居天津後，溥儀和他后妃們的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變，他不僅可以像個普通人一樣隨便上街了，還可以參加多種多樣的社交活動。
婉容因為少年時曾在天津學習過一段時間，所以她對天津的一切都比較熟悉，同時她又極其善於交際，為了便於自己參加各種社交活動，所以溥儀每次外出的時候幾乎都帶著婉容，而文繡因為性格內向，不愛說話，所以她每次都被一個人扔在家裡。到天津沒多久的時間，溥儀和婉容兩個人就把天津市內吃、喝、玩、樂最為有名的地方逛了個遍，包括不同的百貨公司、各種遊樂場所等等。在天氣炎熱的盛夏時節，溥儀隔三差五地還會帶著婉容乘上自己的專車外出兜風，累了渴了便到起士林、利順德，買份冰激凌或者刨冰消消暑。而到了隆冬季節，溥儀就帶著婉容出席租界內的各種交際晚會，兩個人真的是過著神仙眷侶般的日子。
而這樣的生活，與文繡似乎有著十萬八千里的距離，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溥儀和婉容天天出雙入對，自己一個人守著偌大的張園寂寥無比。每當他們從外邊玩樂歸來，看著婉容神采飛揚的面孔，她的心頭總會湧出一股酸水，但是她也只能自己一個人吞嚥，因為此時的溥儀相較在紫禁城的時候，對婉容的偏心已經愈演愈烈了。文繡雖然與溥儀和婉容同住一棟樓，但是平日裡他們從不曾有任何往來，就像是馬路上偶然擦肩而過的陌生人一般。不來往就不來往吧，反正自己一個人已經孤獨這麼多年了，文繡經常在心裡這樣安慰自己，但是生性刁蠻刻薄的婉容似乎永遠都容不下文繡。現在的她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當初讓溥儀心中只有自己一個人的願望，但她卻並不就此而滿足。只要是不出去，婉容在張園裡從來就不曾露過笑臉，她成天擺著皇后的大架子，盛氣凌人，她還成天在溥儀的面前說文繡的不是。溥儀當時特別聽信她的話，所以文繡與溥儀的感情一天壞過一天。他甚至給婉容和文繡硬性規定了很不公平的“月費”定額，允許婉容每月都比文繡多花一筆錢。
文繡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不僅僅如此。溥儀在天津雖說是租住在別人的莊園，但是以前在皇室養成的派頭卻沒有任何的改變，他依舊如以前一般，在心情好的時候就給臣下和親族頒賞。但讓人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的是，就是這樣一件皇室裡習以為常的小事，卻都沒有文繡的份。有一份關於在1926年的溥儀賜賞的記錄顯示，當時很多的人都領了賞，既有陳寶琛、陳曾壽、溫肅一類忠心耿耿的清朝老臣;也有張宗昌、吳佩孚、劉鳳池、畢庶澄一類的新興軍閥;還有日本警察署高橋、海軍少將有野修身、日本公使芳澤和他的夫人、小姐以及英國的領事、英軍司令;而皇后婉容、醇王府的格格們、朗貝勒府的親屬們，甚至連溥儀的乳母、老媽子、御醫、隨侍和太監們一個都沒有拉下;但惟獨不見有關文繡受賞的任何記錄。
雖然頒賞沒有文繡的份，但是進貢卻落不下她。有資料記載說，1928年舊曆九月是皇后婉容的生日，按規矩皇親國戚和王公大臣們都要給皇后進貢，當時她接受的“千秋貢品”包括果品、衣料、化妝品、古玩、首飾、字畫、菸酒等，其中也包括文繡進貢的宴席一桌，外加燒鴨一對，餅乾兩匣。可是，輪到作為皇上淑妃的文繡過生日時，卻無半人問津。自己所有的遭遇，令文繡徹底地寒心了。
時間轉眼到了1929年。在張園的莊主張彪因病去世之後，張彪的兒子張挺不願意讓溥儀繼續在園子裡白住下去，他跟溥儀提出要交房租。而在張莊居住了四年的時間，溥儀對這裡的環境也逐漸生厭，正好趁此機會，溥儀和他的家人搬離了張園，住進了原民國駐日公使陸宗輿的公館——乾園。溥儀在搬進去之後，將公館的名字改為了“靜園”，當時他還在為自己的復辟大業奔忙，所以取此名，寓意靜觀變化，靜待時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心如秋江靜”，“靜以養吾浩然之氣”。
搬到靜園後，溥儀對文繡更加地冷落，他和婉容各自的寢宮都在二樓的東側，而文繡則單獨住在西側。婉容從與溥儀成婚之初，她就希望溥儀能夠真心愛她，想成為溥儀惟一的女人，所以她對文繡的排擠也更加地變本加厲，後、妃之間的明爭暗鬥接連不斷。文繡雖然平日裡言語不多，但是她頗有政治頭腦，對於溥儀當時一心想完成的復辟大業，她心裡並不反對，但是她卻不贊成溥儀投靠日本政府。因為政治上的分歧，至此，文繡與溥儀之間的裂痕又加深了一道。
其實在最開始，溥儀對依靠日本實現復辟還有些彷徨，對日本還懷有一定的戒心。所以那時溥儀並不想單靠日本人，而是希望同時能得到西方各國的助力。但是自從鄭孝胥父子來後，溥儀的思想開始全面傾向日本，常常會見天津的日本領事和駐軍司令，與北京日本公使館的芳澤公使也更頻繁地往來會晤。
鄭孝胥何許人也，為何他會與日本人拉上關係，甚至成了溥儀與日本政府之間舉足輕重的人物?
鄭孝胥，字蘇堪，一字太夷，號海藏，中國清末官僚，偽滿洲國總理。清光緒八年(1882年)中舉，中福建省鄉試解元。1885年開始任李鴻章幕僚，由內閣中書改官同知。光緒十七年(1891年)，東渡日本，任清政府駐日使館書記官。1892年，升日築領事，調神戶、大阪總領事。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後回國，曾參與戊戌變法與立憲運動，辛亥革命之後，他以遺老自居，是清王朝的忠實擁護者。他在日本就任期間，目睹了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之後的再次崛起，所以在他的內心，對日本政府抱有很大的敬佩之心。在溥儀後來經歷的一系列政治活動中，他都陪伴在其左右。
因此，在溥儀想要開展自己的復辟大業、準備依靠於日本政府的幫助的時候，鄭孝胥因為親眼目睹了日本由沒落到復興的過程，所以他極力唆使溥儀投靠日本政府。溥儀也許是求功心切，所以他聽從了鄭孝胥的建議，並派他去日本走了一趟。回來後，鄭孝胥就告訴溥儀，日本在朝在野的各界要人都承認他是大清宣統皇帝，願意幫助他復興祖業，使聖朝大統不至有失。
溥儀聽到這個訊息後高興得心花怒放，當即就得出了“日本對咱大清不壞”的結論。眼看著溥儀在親日的泥潭裡越陷越深，文繡感到十分痛心，但她又沒有能力和地位去說服溥儀，所以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溥儀對日本的投靠愈來愈緊。而他倆共同的生活道路亦隨著政治裂痕的不斷擴充套件而被阻斷了，此時她與婉容的關係也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隨著自己受到的冷落和不公正待遇的逐漸增加，文繡心裡的積怨也越來越多，後來來自溥儀和婉容的雙重欺辱和虐待，更讓她覺得自己的生活變得暗無天日，沒有絲毫希望。由於長期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之中，文繡變得終日鬱鬱寡歡，整天以淚洗面，甚至成天都想著自殺一類的事情。
好在她的妹妹文珊當時也在天津，所以她時不時地會來看望二姐。文珊的婚姻也不幸福。她在文繡入宮後一年多，出閣嫁給了慶親王載振的二兒子溥銳，這溥銳是個典型的紈絝子弟，整天不務正業，就知道到處拈花惹草。本來姐妹間因為血脈相連，感情就異常深厚，再加上相同的婚姻遭遇，更使得文繡和文珊之間產生了諸多的共鳴，兩姐妹見面之後就互相訴苦，這幫文繡排遣了心中不少的鬱悶。
後來有一天，文珊和一位表姐妹玉芬一起來看望文繡。玉芬是當時民國總統馮國璋的孫媳婦。她長相上乘，為人幹練有謀略，但是在婚姻問題上也很不幸。她所嫁的馮家少爺(馮國璋的長子長孫馮曙山)也是一紈絝子弟的典型，整天除了吃喝玩樂、尋花問柳外別無他事，完全不把玉芬放在心上，所以也根本就談不上什麼夫妻感情。但是身處這樣的環境卻令玉芬長了見識，有了經驗，她成了一位思想開放、敢於追求婚姻自由的新女性。思想上的共通點與生活中相似的遭遇，讓文繡與玉芬成了無話不談、息息相通的密友，玉芬和文珊一樣，也成了文繡最親近、最信賴的人之一。
這天當玉芬又一次聽了文繡的哭訴後，她就勸文繡離婚，勇敢去爭取自己的自由權利。當她從玉芬的口裡聽到“離婚”二字，著實讓文繡吃驚不小，以前可從來不曾聽說過這回事兒啊。看著文繡充滿了驚訝與疑問的面孔，見多識廣的玉芬向文繡解釋道：“現在是民國時代，溥儀又被攆出宮來，他也不再是小皇上了，也要守法、平等待人。你可以根據男女平等的法律條文，請律師寫狀子，告溥儀虐待妻子，和他打離婚官司，向他要贍養費。”
頓了頓，玉芬又說：“你若考慮好了就這麼辦!我可以在外面接應，找人幫你的忙。事成之後別把我忘了就行!”
聽了玉芬的建議，本來覺得生活已變得毫無希望的文繡心裡似乎又見著了一絲亮光，但是離婚官司畢竟不是一件小事，再加上從來就沒有一個女人跟皇帝離婚的啊。她一時拿不定主意。後來她就把文珊找來，想徵求一下她的意見。文珊從小就是一個不甘吃虧的人，又加上快言快語，所以在她二姐剛剛說完她想離婚還沒來得及詢問她的意見的時候，她就表示非常贊成。她看文繡臉上仍有遲疑，就急著說：“二姐呀!難道還沒過夠?和溥儀這種男人生活在一起，還有什麼幸福可言!早離婚早好。”
文繡在得到了兩個最親近的人的鼓勵之後，又和文珊、玉芬在一塊兒前前後後地合計了一番，她終於下定決心和溥儀離婚。幾天之後，在玉芬再次前來探望的時候，文繡偷偷地交給了她1000元，請她與文珊一起用這筆錢在外邊打點打點，聘請律師。1931年8月25日，文珊來到靜園，幫助文繡開始她的“婚姻革命”。當天下午3點左右，文珊向溥儀提出申請說，她姐姐的心情很不好，她想陪姐姐一起出去散散心。當天心情不錯的溥儀竟然立馬就答應了，只是派了一名太監跟隨她們出去。但溥儀萬萬沒有料到，這是長期預謀後的一次驚人之舉，他這一次不假思索地答應，讓文繡從此再不曾跨進這座靜園的大門，猶如當初他隨手畫的一個圈就將文繡的命運鎖在了深宮大院裡一般。
在現代法律精神的鼓舞和新思想的感召下，中國皇宮有史以來的“妃子離婚案”就此拉開了序幕。文繡姐妹倆坐上溥儀的專用汽車出了靜園大門後，她們就令司機一直開往國民飯店。下車後，兩人直奔該飯店的37號房間。文繡的隨從太監緊走了幾步，疑惑地跟在主子的後面進入了房間。剛踏進房門，文珊突然轉身對太監說：“你先回去，妃子留此不去，還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呢!”
隨從的太監聽到文珊的話後大為吃驚，趕緊雙腿長跪，苦苦哀求淑妃回去。然而，早已打定主意的文繡態度異常堅決，她只是從衣袖中取出3封密函交給了太監，然後說：“今日之事與你無關，你可拿著這幾封信，回去轉告皇上。”萬般無奈的太監只得顫顫地從文繡手接過信，懷揣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離開飯店。
原來，文繡在逃出靜園前，就已經從各個方面做好了準備。透過文珊和玉芬的幫助，她聘請了三位律師：張紹曾、張士駿和李洪嶽。他們幫助文繡擬寫了陳述離婚理由的檔案以及逃離靜園後致溥儀的信件，在這幾封信中，他們明確告訴溥儀，他們已經接受文繡的訴訟委託並正式代理了這樁離婚案件，在信件中他們向溥儀說明了文繡出走的原因和要求，並在文繡出靜園之前就在國民飯店租好了房間，就等文繡行動;與此同時，文繡也沒有閒著，她找機會清理了自己房中的細軟及金銀首飾，利用文珊每次探望自己的機會，分批陸續帶出並暫時存放在她家裡，以備出靜園後的應急之用。這所有的一切都計劃得周密、細緻，做得神不知、鬼不覺。
“末代皇帝離婚案”的訊息如一顆重磅炸彈，將全國的輿論炸翻了，文繡馬上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一時間，讚譽者有之，抨擊者有之，分成兩派。文繡的律師與衛道士唇槍舌戰，鬧得不可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