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在女德班和脫口秀的夾縫中存在

電影《我的姐姐》在清明小長假檔期內一騎絕塵、超過《哥斯拉大戰金剛》,上映5天即斬獲4.72億票房。

有朋友問我是不是觀眾對好萊塢特效審美疲勞了,越來越多關注國產現實題材影片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在開啟貓眼想看使用者畫像後,我們會發現想看《我的姐姐》的使用者性別佔比:

男性17.1%,女性82.9%。

姐姐,在女德班和脫口秀的夾縫中存在

而《哥斯拉大戰金剛》的相關比例是:

男性61.2%,女性38.8%。

姐姐,在女德班和脫口秀的夾縫中存在

沒錯,這部本以弟弟的角度講述的“我的姐姐”的故事,並沒有獲得更多“弟弟”的關注。

我不得不給弟弟兩個字加引號,是因為在網路語境中,姐姐和弟弟已經不僅僅是血緣或者倫理上的稱呼,而帶有更多話語權和消費力的色彩。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我的姐姐》和《乘風破浪的姐姐》或者《聽姐說》中的“姐”就有明顯的不同了。

所以,“姐姐”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呢?

姐姐,在女德班和脫口秀的夾縫中存在

電影《我的姐姐》使用了張楚在1992年的同名歌曲,加以改編後由王源弟弟演唱。

1992年原曲裡,張楚看到姐姐眼裡的淚水,因為姐姐“

想忘掉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誰”

,而最後的呼喊是:

哦姐姐我想回家,牽著我的手我有些困了;哦姐姐帶我回家,牽著我的手你不用害怕。

電影改編曲根據故事做了變動:

哦姐姐你去飛啊,放開我的手就不會累了;哦姐姐帶我回家,牽著我的手你不用害怕。

很多人對開放式的結尾感到不滿,其實看看這主題曲應該會釋然了:放開弟弟的手自己去飛就不會累了,而牽著弟弟的手也不用害怕。

哪種選擇都應該被尊重和理解,然而從現在評論區裡的情緒來看,這是一個非常理想主義的想法了。

貌似放開弟弟的手就“女權主義”或“女性主義”了,而牽著弟弟的手就“姐道”或“娘道”了。

我們本應該創造更多選擇和可能的,但現在這條路太窄了,窄到只有在女德班和脫口秀的夾縫中存在。

而女德班和脫口秀貌似互不打擾地存在,簡直是一道奇葩的風景。

這四五年,影視劇塑造了諸如《歡樂頌》裡的樊勝美、《都挺好》裡的蘇明玉、《安家》中的房似錦這些“扶弟魔”性質的角色,引發極大的共鳴和討論。

而《二十不惑》《三十而已》《流金歲月》等作品也探索著女性在就業、創業、家庭環境中的境遇和可能。

與此同時,女德班也是不休不止,宣揚著“女人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逆來順受,堅決不離婚”“女人點外賣,不刷碗,就是不守婦道”“女人打扮自己就等於教別人來侮辱自己,換男友會爛手腳”等言論。

姐姐,在女德班和脫口秀的夾縫中存在

這兩年的新聞報道中更是提出了最露骨的說法:“男為天,女為地,女人就該在最底層,往上走,女強人沒有一個好下場,丈夫不是在打罵你,而是在成就你”。

姐姐,在女德班和脫口秀的夾縫中存在

這樣的女德班以國學班或傳統文化夏令營的名義開設,培訓一到兩週收取高額費用,學員下跪給父母洗腳、結課懺悔自己的失德,還錄成影片、刻成光碟作為教學宣傳。

在這些人眼中,年輕人不僅要講武德,還要講女德。如果女德班的講師看到《吐槽大會5》裡張雨綺和黃奕的表演,一定得吐出一腔積攢千年的老血。

在《吐槽大會》中,張雨綺和黃奕都自稱“姐”了,這個姐既不是血緣和倫理,也不是江湖裡的“大姐大”,甚至也不是“小姐姐”,而是帶有一定獨立意味的、擁有話語權的、具備消費力的存在。

脫口秀火了,姐姐們也火了,芒果TV乾脆就做了一檔全女性脫口秀挑戰節目《聽姐說》。雖然第一期就差點糊掉,觀眾對18位姐姐“表演背稿”的秀,一個個“垮掉”的表演寫滿了“尷尬”。

姐姐,在女德班和脫口秀的夾縫中存在

但讓這些“姐姐”們談論單親媽媽、職場與家庭、年齡焦慮、容貌焦慮等等話題,輸出自己的觀點,這一出發點是值得讚揚的。

受BBC2018年獨白劇《她說:女性人生瞬間》的啟發,趙薇在2020年發起了國內首檔女性獨白劇《聽見她說》,“為當下的困境勇敢發聲”,全劇透過8個單元故事呈現了全職主婦、家庭暴力、容貌焦慮、大齡單身、重男輕女、原生家庭、中年危機、物化女性8個當代女性生存痛點。

姐姐,在女德班和脫口秀的夾縫中存在

回說到電影《我的姐姐》也恰是戳中了諸如重男輕女、原生家庭等痛點,而這個痛點既是個人的也是群體的,既是當下的也是過往的。

1996年12月30日,《東方時空生活空間》播出了李玉導演的20分鐘的紀錄片《姐姐》。這個姐姐不同於電影中年齡差很大,而是作為剖腹產的龍鳳胎的姐姐,年齡差是幾秒鐘,女孩被看作姐姐,男孩成了弟弟。

在兩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姐姐一直都要為弟弟犧牲,一切好玩、好吃、好用的都要先給弟弟。當她的意識甦醒之後,她開始不服氣,她覺得“憑什麼我就是姐姐?”

姐姐,在女德班和脫口秀的夾縫中存在

姐姐讓著弟弟是倫理,而倫理的另一面還有性別。

去年,在30+的姐姐們乘風破浪時,另一則新聞也在同時發酵。

新聞是2020年被報道的,而新聞中這位23歲的姐姐在2019年10月17日凌晨命殞錢塘江。

杭州電視臺西湖明珠頻道《和事佬》以現實版“樊勝美”為題報道了女孩洛洛的經歷,在網上掀起軒然大波,不過這場輿論的浪潮並不如捲走洛洛的浪潮更有力。

輿論的浪潮並沒有叫醒洛洛的父母,他們不滿6萬元的撫卹金,而是要索賠41萬,理由是“為了給兒子買房攢首付”。

洛洛生前在社交平臺上寫下對原生家庭的無奈:

“我倒寧願花錢買斷親情,從此兩不相欠”、“我承認原生家庭是我這輩子都掙脫不開的牢籠,我費盡力氣往外跑,往遠處躲”……

姐姐,在女德班和脫口秀的夾縫中存在

在吳語區、粵語區對六七歲的小姑娘有一個愛稱——囡囡。

從造字詞義的角度看,女外有圍,意思是閨,女孩在閨房之中,也即未聞世的小女孩。

而如果使用“History”“Herstory”的邏輯解讀,這個門框或圍欄則不僅是房間的意思,而是枷鎖和困境。

女性確須有“一間自己的房間”,而且是“一間帶鎖的房間”,但是鑰匙一定要在自己手裡。

很多言論認為這個枷鎖是男性賦予的,所以總試圖透過貶低男性來提高女性的地位,或者透過打倒男性來確立女性的地位。

而在一百年前,伍爾芙就曾闡明這其中的關係:

“我不需要恨任何男性;因為他傷害不了我。我不需要奉承任何男人;他沒有什麼可以給我的。將錯誤歸結於整個階級或者整個性別顯然是荒謬的。”

她也曾幻想另外一個場景:

“在一百年後,我希望走到我自己的家門口那一刻,女性將不再是受保護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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