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張學良接濟紅軍多少錢？前後共支67萬多元！
西安事變前後，張學良曾大量接濟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軍需物資和槍支彈藥等，此問題的有關細節散見於一些著述、回憶文章中，目前尚無完整、集中的考述。本文試就此進行初步梳理，還原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需要說明的是，“接濟”是20世紀30年代末的用語，意指籌借或給予。接濟的內容，包括經費、軍需物資(槍支、彈藥、被服布匹、藥品器械、無線電臺配件、地圖等)和生活必需品等。
1935年長征結束到達陝北的紅軍，面臨給養保障的大難題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陝甘支隊長征到達陝北後，雖不致再奔波勞頓，但依然沒有解決因物質匱乏而造成的生存問題。紅軍不僅軍事裝備、錢款均缺，連基本生活保障都成問題。這一現實情況，從1934年與1936年的紅軍供給標準變化可以看出：大部分同一專案的標準，1936年僅為1934年的1/2，甚至1/3或1/10;一些專案乾脆取消，或歸併到其他專案中，如教育費、零花費用等。同一專案所含內容，1936年相比1934年大多較粗，沒有“具體”。相反，一些體現等級性、福利性的專案卻明顯細化，如撫卹費、技術人員津貼等，這顯然是迫於安撫軍心、延攬人才的需要。
1935年12月，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短短不到一個月內先後頒佈《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傷病員幾項費用標準的通令》(1935年12月5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辦公費、津貼費之規定的命令》(1935年12月17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各項費用之規定的訓令》(1935年12月27日)等三個命令。從三個命令對比中不難看出，除方面軍級、軍團級辦公費有一定提高外，其他各項費用均調低，規定也越來越細，明顯是為了適應給養窘迫的現狀。
造成陝北紅軍物質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客觀環境因素。無論是長征結束的紅軍，還是長征中的紅二、四方面軍，所處的陝甘、川康地區均為經濟落後地區，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對大規模軍隊的供給相當困難。其二，國民黨軍在軍事、經濟上的封鎖。其三，供需人員比例失調。陝甘蘇區人口40萬餘人，紅二、四方面軍未到時，中共中央及紅一方面軍約3萬人，供需比例為13∶1。而紅二、四方面軍長征結束到達陝甘後，這一比例幾近5∶1!嚴重失調的比例關係，不能不引起給養困難。供需矛盾下，蘇區所能挖掘的供給潛力非常有限，往往籌款數月一無所獲，甚至連採辦被服器材用品都缺紙票，而紙票則因無紙，趕印不及。
為消除物質困難，中共中央自率紅一方面軍主力穩定於陝甘後，透過不斷髮布電文、頒佈訓令等，壓縮開支，厲行節約。節流的同時，則不斷加強籌糧籌款，以至“某地有土豪糧食百餘石”事，都要報毛澤東、周恩來等統籌處理。與此同時，“出於後勤考慮”，因“根據地地域不大，物產不豐，後勤補給困難”，為“解決軍隊的物質基礎”，拓展生存空間，紅軍遂發起東征和西征。
紅軍向東北軍提出“經濟通商”，張學良轉贈中共中央1萬元，開啟了接濟中共和紅軍的大門
紅軍東征之際，中共中央積極尋求與周邊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聯絡。在對立狀態下，聯絡工作伊始，中共並沒指望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直接援助，而是提出更容易被接受和認同的“曲線”方案——“經濟通商”，以互惠方式打破周邊國民黨軍隊的經濟封鎖，緩解給養保障困難。
在此背景下，中共與張學良部東北軍的聯絡工作全面展開。
1936年1月，被紅軍釋放的國民黨軍東北軍第一○七師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架起了中共與東北軍聯絡的橋樑。1月16日，高福源重回瓦窯堡，附帶有張學良送的2頭毛驢馱運的罐頭、水果和食品等，同時也帶來了請紅軍派人面談的要求。19日，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抵達洛川，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進行接觸。
出於對張學良的期望及其實力的判斷，也出於對蘇聯援助紅軍的信心，毛澤東於1月20日致電李克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我方願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於成。……暗示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則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並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蔣誠意，國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此電的核心是聯合張學良抗日反蔣。電文中，毛澤東以“軍餉、械彈”相許，完全是出於對蘇聯軍援的高度預計。此後的發展說明，這對張學良堅定聯共思想的影響是存在的——張學良看重的不僅僅是蘇聯實實在在的軍餉、械彈，更在於中共是聯絡蘇聯的橋樑，而蘇聯則是中國抗日的戰略後方。以此為基礎，誠意抗日的張學良在對蘇聯的期望之下，不計較彼此，反倒是非常慷慨地接濟渴望著蘇聯軍援卻從未得到的中共和紅軍。
1月20日晚，張學良趕到洛川與李克農會晤。李克農提出“休戰”、“經濟通商”事項，張學良均示贊同，議定“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在可能範圍內恢復經濟通商”。會談後，張學良還經李克農轉贈給中共中央1萬元，從此開啟了接濟中共和紅軍的大門。
此時的張學良之所以會如此迫切地希望與紅軍停戰，一方面是他揹負國恨家仇，討厭內戰，希望抗日。另一方面，蔣介石安排東北軍“圍剿”紅軍，意在既削弱紅軍，也削弱東北軍。1935年秋，東北軍與紅軍作戰以來，先後有勞山失利、直羅鎮慘敗。短短不到2個月，東北軍部隊損失慘重，而蔣介石非但不予補充，反而取消了東北軍2個師的番號。
時任東北軍第六十七軍參謀處代處長的佟鐵肩回憶，會晤後，李克農還與王以哲口頭議定：一、東北軍與中共紅軍雙方同意立即停火;二、紅軍即由西安至延安公路上向兩側各撤出5華里以外，並保證公路交通和東北軍駐軍補給運輸的安全;三、東北軍同意補給中共紅軍一部分藥品、醫療器材、通訊器材和彈藥等軍用物資，由洛川六十七軍和一○五師倉庫運至膚施(今延安)轉交中共中央。達成這一協議，完全基於雙方互利互惠——王以哲希望被紅軍包圍的部隊得到補給，中共希望獲得一些急需的藥品、醫療器材、通訊器材等。
毛澤東等關注更大範圍內的互不侵犯與通商互濟 張學良開始暗中接濟紅軍
1936年2月上旬，高福源電告彭德懷，張學良將於當月15日由南京回西安，希望李克農再去洛川會談。2月10日，周恩來交代李克農赴洛川準備同張學良談判。行前，周恩來向李克農交代了兩個重要問題，即“區域性合作抗日”和“經濟通商”，“力爭談成”。顯然，紅軍與東北軍達成“停戰”共識後，中共在實現大的合作戰略之前，更急於實現“經濟通商”，緩解紅軍給養困難。
2月25日午夜，李克農、錢之光等冒雪趕抵洛川，因張學良有事未到，遂先同王以哲會談。雙方以1月的會談為基礎，很快於28日達成區域性停戰的口頭協議，約定：凡甘泉、膚施城周圍20裡內，東北軍得自由出城採辦糧食，但不得攜帶武器，對蘇區民眾不得強買強賣。如蘇區民眾需至白區採購日用品時，駐城之東北軍應給予方便。為避外人耳目，駐鄜縣之東北軍應予形式上的檢查。入城後，蘇區民眾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壞東北軍的行為。
據參與會談的錢之光回憶：當時通商問題是雙方都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就先從通商問題談起。在東北軍方面有許多問題急需解決，因為我們到達陝北後，接連打了幾個勝仗，解放了許多地方，好些農村成了革命根據地。有些地方也是我們經常活動的游擊區。六十七軍的部分軍隊，幾個月來被困在城裡，買不到糧食和柴火。好些東西靠飛機空投接濟，但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駐軍的需要。信件投遞更談不上。加上部隊長時間得不到換防，軍需裝備不好解決。所以他們希望停止內戰，互不侵犯，相互通商。當時紅軍也有些困難需要解決。如軍需、武器彈藥、醫療器械、藥品以及一些必要的電信、文化裝置都很缺乏。同時，陝北地廣人稀，土地貧瘠，再加上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人民生活極端困難，蘇維埃政府和紅軍不但要解決軍隊自身的給養，還要解決人民生活疾苦的問題。因此，透過會談，打破封鎖，也是紅軍在這次會談中要解決的重要任務之一。
2月29日，毛澤東、彭德懷電示李克農，補充雙方達成的口頭協定：(甲)為鞏固兩軍團結一致對日，確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包括陝甘邊蘇區及關中區);(乙)鄜甘膚交通可即恢復來往，使糧服運輸及經濟通商，攜帶武器與否不必拘束;(丙)膚施甘泉兩城現駐部隊所需糧柴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憑價購買，為便利膚甘友軍起見，轉飭當地蘇維埃發動群眾運送柴糧等物進城，恢復尋常關係;(丁)恢復紅白兩區通商關係，紅軍採買貨物經過鄜縣洛川等者，東北軍有保護之責，東北軍入蘇區辦貨者，紅軍有保護之責。
相比原口頭協議，毛澤東等關注的是更大範圍內的互不侵犯與通商互濟。3月3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李克農，要求李克農在面見張學良時，轉達紅軍在東征中取得的階段性勝利，並“請向王軍長詢問有無河北、熱河、察哈爾、綏遠四省十萬分之一或其他軍用圖，如有，要求贈送二三份，為河北一帶與日帝作戰之準備”。李克農據此向王以哲提出了相應的希望。不久，王以哲派人蒐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報紙、雜誌，連同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等省的軍用地圖，贈給紅軍。與此相應，紅軍應王以哲的要求，幫助其駐膚施部隊解決糧、草、鹽等困難，允許駐甘泉部隊換防。
3月4日，中共中央電令李克農介紹蘇區政府貿易總局局長錢之光接洽王以哲部軍需處長，獲取關照，赴西安採購“目前辦貨最急西藥、布匹”。6日，李克農和張學良會談結束後的第二天，經王以哲精心安排，錢之光改扮成六十七軍軍官，在六十七軍一名副官隨行下赴西安採辦貨物。抵西安後，錢之光住在副官宿舍裡，不輕易上街;需買的東西開出單子，交給副官去辦理;買貨的錢不夠，由副官長兼六十七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宋學禮墊付;一些貨西安沒有，由副官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訂貨。錢之光在西安住了2個多月，採辦了石印機(印紙票用)、無線電器材、烈性炸藥、貴重藥品、高階紙張等，再經王以哲安排汽車運到洛川軍部，然後調集20多匹牲口，連人帶貨送到與蘇區交界處。以此方式，王以哲後曾派人掩護紅軍採購員，穿著六十七軍軍裝到西安採購西藥、布匹等奇缺物資，體現出相當的誠意。
3月4日和5日，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將關於與王以哲訂立口頭協議等問題電告各方，通告口頭協議於3月5日執行，並要求遵照執行，給予六十七軍以糧柴之便利。對六十七軍人員透過馬路者，表示好意與歡迎，入蘇區辦貨者加以保護，務使我方軍民與六十七軍官兵結成親密之關係，以達到進一步與整個東北軍訂立抗日討賣國賊協議之目的。
3月4日，張學良駕機飛到洛川與李克農談判。在持續至5日凌晨的會談中，雙方有共識，也有爭論，但均以誠摯坦白之心態，氣氛相當融洽。李克農根據中共瓦窯堡會議精神對張學良的種種疑問予以解釋，同時轉告了東征紅軍的戰果，再次提及對作戰地圖的需求。張學良對軍用地圖之事表示可以相助，希望中共派全權代表毛澤東或周恩來與他進一步談判。
3月16日，李克農趕到石樓向毛澤東等彙報。中共中央判定張學良的抗日要求有誠意，決定以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去膚施與張學良談判。同日，毛澤東同彭德懷致電王以哲，將中共中央上述決定通知他和張學良，並對他贈送圖書表示感謝。
1936年4月，中共中央與張學良部東北軍達成了初步的合作協議。從協議內容可以看出，停戰前提下的“經濟通商”均為歷次會談的核心內容。一定意義上講，“經濟通商”不僅成為中共從蘇區外獲取物資給養保障的變通方式，同時也增強了與東北軍的信任——畢竟是“通商互濟”，被紅軍圍困的東北軍同樣需要。正是在此過程中，張學良部已開始暗中接濟中共領導的紅軍，儘管這些接濟還是有條件的、少量的。
周恩來和張學良在洛川實現會談 張學良不斷為紅軍提供彈藥和經費
4月9日夜，周恩來與張學良在洛川實現了歷史性會晤。
就聯蘇抗日問題，張學良非常盼望能獲得蘇聯的援助與支援，關切蘇聯是否真心援助中國。周恩來予以肯定回答。
在約定經濟通商的基礎上，周恩來明確表示中共和紅軍目前給養困難，請張學良幫助採購無線電器材、醫藥衛生器材等。張學良應允：普通購物由紅軍在其防地設店自購，無線電、藥品代為辦理，並可送彈藥。關於具體的彈藥補充數額，時任第一二九師副官處長的呂偉績(曾任張學良將軍侍衛官)說：“張學良將軍與周恩來副主席在膚施秘約協議，張給紅軍補充彈藥總數為1100萬發，由東北軍一二九師及一○八師師長張文清和騎兵軍軍長何柱國部分別補給”，並絕對保密。呂作為承辦人，雖沒有參加膚施會談，但所言應當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記錄這一回憶的李鐵醒也這樣認為：“我們東北軍第一二九師駐延安第三十八團少將軍需王德環是代表我方的直接聯絡負責人。因此項秘密補給工作絕對保密，我東北軍一二九師政治部就是監視我們部隊行動的。萬一戲法變漏了，不但個人有殺身之禍，東北軍全域性也都輸掉了。由於呂偉績擔任東北軍一二九師代理處長，秘密給紅軍補給步機槍彈和軍用物資等的事實是可信的。”同時，張學良表示：我方庫存軍用物資已調入陝西，包括紅軍在內，兩三年也用不完，這事我完全負責。張學良還對周恩來講：我有一大筆私款可作抗日軍費。
4月10日清晨4時，張學良送周恩來一本《申報》60年紀念印製出版的中國第一本精確的等高投影設色按經緯度編繪的全國地圖作為留念。他同時以私人名義出資，當場向中共捐贈2萬塊大洋。據時任張學良部糧秣處長的張政枋回憶，有此項支出。另有一說：張學良送給中共5萬塊大洋，不是2萬塊。筆者2004年10月訪瀋陽張氏大帥府原館長楊景華時，他說：1994年7月20日楊 尚昆到我館參觀時回憶，當年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會談後，張學良問周恩來，貴軍有多少人?周恩來巧妙地伸出5個手指頭，答說，共有5個軍。張學良又問：貴黨有幾位中央領導人?周恩來答，有五位(指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周恩來)。張學良聽後講，那我就送點生活費給五位領導人，表示一下意思。事後，張學良派自己的糧秣處長張政枋用2輛汽車，將5萬銀圓，分裝在23個麻口鐵桶中，送給紅軍。我就是這批銀圓的接收者。當時開啟桶，看到裡面是全新的銀圓時，流出了眼淚，感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後來，張學良沒少接濟紅軍物資，這些接濟的物資一直由張政枋等人運送，時間截至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變前夕。
楊尚昆曾任東征軍的政治部主任及後來抗大政治部主任、前敵總指揮部主任、軍委政治部副主任等職，其回憶應當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只是年代久遠，當中不免時間上張冠李戴。但至少5萬銀圓事，被其他史料佐證過。筆者以為，周、張膚施會談後即送5萬銀圓不太可信。對證後來張學良曾專門送過中共5萬銀圓，也許楊 尚昆所憶當是此次。需要說明的是，2001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 尚昆回憶錄》中，並沒有記錄上述內容。此次會談後，張學良又送中共20萬法幣。相比消耗紅軍相當大精力、歷時75天的東征所得——擴紅8000人、籌款30萬元，再考慮到當時中共和紅軍的給養窘境，2萬塊大洋和20萬元法幣對於中共來講無疑是雪中送炭!
張學良如此大方，與他的思想和處境不無關係。其一，張學良與中共有著共同的時局理念——抗日，這是身負國恨家仇的張學良的信念。其二，張學良看重與中共聯絡的蘇聯。張學良認為，中國抗日需要大量的軍事物資援助，而聯絡著蘇聯的中共是獲取蘇聯軍事援助的關鍵。特別是當張學良此前不久獲知南京中央政府正透過董健吾等秘密接洽中共後，更深知聯絡中共和紅軍乃是大勢，不是一時之利。因此，張學良接濟中共，既是想真誠地幫助暫處困難中的中共和紅軍，同時也是從長遠的聯共抗日打算，絕不是一時衝動討中共歡喜，否則就不會在此後源源不斷地接濟中共和紅軍。
周恩來和張學良洛川會談對於給養困難的中共和紅軍而言，收穫驚人，也頗意外。為驗證張學良承諾的“送彈藥”之誠意，4月14日，毛澤東與彭德懷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提出，立即設法去西安購買3000支步槍、60萬發子彈及各種無線電器材、兵工廠器材和中西藥材。“關於軍用品購買須有一專門組織，有專門負責人去洛川或西安，與王或張專門接洽此事。張、王是否真有誠意與決心，以其對此事之態度為證。”
事後證明，張學良很真誠，中共的諸多要求均得到滿足。隨著經費的日漸拮据，中共為立足與發展，當然會日益倚重真誠合作且慷慨大方、存有家底的張學良。
4月22日，周恩來應約派劉鼎到張學良身邊工作。劉鼎成為在張學良處為紅軍經常接洽東北軍援助物資事宜的主要負責人。為此，他還專門購置了一輛大轎車，建立起通往蘇區的交通線，將大量援助物資運回蘇區。同時還聯絡上海，購買在西安採辦不到的醫藥器材和藥品等急需物資。
洛川會談後不久，中共中央還派朱理治駐西安張學良處負責聯絡工作，同時派劉向三接替李克農駐洛川王以哲處負責聯絡工作。為了保密，王以哲稱劉向三為同學。其間，王以哲知道紅軍生活困難，槍支彈藥缺乏，經常援助。有一次，他把親信、軍械處長範長庚找去，讓範長庚把存在洛川的2000多支步槍用汽車送給紅軍。不久，範長庚又從膚施的軍械庫中提取賬外的70萬發子彈給紅軍，劉向三聯絡了20多匹騾子，運送了兩次才全部運到蘇區。類似的事還有多次，範長庚經常把清理前方倉庫後多餘的賬外物資交給紅軍。一天，王以哲還派人給劉向三送去一個大麻包，紅漆大印加封，內有法幣10萬元，讓他送回蘇區。除直接撥給紅軍物資彈藥、經費外，王以哲還為紅軍代買一些物資。一次，第一二九師趁向駐膚施第三十八團補給軍糧的同時，為紅軍代買電池、電子管、蠟紙、油墨、甘油等22馱，送到膚施東10裡的天主教堂，由紅軍聯絡站接收。作為回應，紅軍按王以哲的要求，與陝甘蘇區政府一起發動群眾，擴大對第六十七軍的賣糧草運動，保障王部供應。毛澤東、周恩來於6月28日親自佈置任務，令鹽池、定邊部隊運送5000斤食鹽到吳起鎮，解決東北軍的鹽荒。周恩來還特意給範長庚寫信表示致謝。
4月底，周恩來為落實毛澤東等人提出的請張學良“送彈藥”事，透過劉鼎向張學良提出援助紅軍部分子彈、被服的兩種方案：A.在甘泉到延安的大道上，彼方(張學良部)送子彈，我方(紅軍)去“奪取”。B.彼(張學良部)派一師兵“進攻”瓦窯堡，我方(紅軍)預先避開，留一些廢槍，彼(張學良部)取此而留下子彈。
5月4日，中共中央決定結束東征，揮師西渡。當劉鼎將此情況轉告張學良後，張非常高興，感謝中共虛心接受結束東征的建議，並希望早日與周恩來再次會談。7日，張學良透過中共聯絡代表朱理治轉達對當前雙方關係的意見，並應允周恩來提出的提供子彈、被服之事。對周的兩種方案，張學良認為，A法“不甚好，因恐雙方有損失”，B法則“較安全”。對於周恩來同時“要求之地圖，彼(張學良)已準備好同樣的兩份，一份已交周帶上，一份他恐失掉，故留下，以後再設法送”。當日，中共中央覆電劉鼎轉張學良，答應周恩來與其再次會談，愈快愈好。
四五月間，經周恩來和張學良確定彈藥接洽方式後，張學良密令將洛川第三兵站所有步槍子彈盡數秘密撥給紅軍。受命後，第一二九師副官處長呂偉績令東北軍第一二九師兵站向第三兵站全部發出後，派副官吳惠民、少尉副官陳洪濤帶馬驢馱400馱，送往膚施東10裡天主教堂交給紅軍聯絡站，經手人是劉向三。共送了2次，大約數目是210萬發。另有雷管2箱，甘油1大桶(50加侖)。
中共中央醞釀紅軍西征和出兵陝南計劃，周恩來請張學良為紅軍提供必要的現金和軍火幫助
193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醞釀紅軍西征。同時，決定派紅二十八軍出陝南，與陳先瑞部第七十四師會合，轉進河南，爭取在鄂豫皖三省間取得新的發展條件。5月12日，周恩來與張學良秘晤於膚施。會談中，周恩來向張學良通報了正在醞釀中的西征和出兵陝南計劃，著重地請張學良提供紅軍必要的現金和軍火幫助，提出了七九子彈10萬發的單子，要求將其中6萬發運送至膚施城，另4萬傳送給將出陝南之部隊。
5月22日，西征紅軍出發不久，周恩來致電東北軍，商討紅軍去陝南行軍路線，要求張學良迅速依照前議調撥七九子彈10萬發，從中抽3萬發至4萬發於臨潼附近，以便交紅軍去陝南的部隊，其餘子彈則仍依前定辦法在膚甘之間轉交紅軍。
5月下旬，中共中央得到兩廣可能發生事變的訊息，同時張國燾所立“第二中央”出現“鬆動”，遂決定暫時中止出兵陝南計劃，但未中止請求張學良援助子彈一事。29日，周恩來電告劉鼎轉告張學良此事，強調：彈藥仍甚需要，望商張學良設法撥給，並在甘泉、膚施道上或其以北地點交付為盼。同期，紅軍總部兩位聯絡員(小劉、小趙)攜帶十幾馱白銀(元寶)到東北軍一二九師副官處找呂偉績代處長，到西安購買布匹及一部分通訊器材和藥品。經雙方協商，兩人扮成一二九師的軍官，一位是上尉軍需，一位是中尉副官，由一二九師情報隊長郭振中陪同，到一二九師西安留守處找杜景陽上尉副官，由杜設法將硬貨幣變成能用貨幣，再向市場採購物資，再用一二九師的3部大卡車於夜間分批經洛川運回蘇區。
6月1日，6萬發子彈如約送到延安。王以哲電告周恩來：子彈6萬發已至膚施，待弟到膚施後再電取法。對此，周恩來致電表示感謝：“承撥子彈，足證兄等待人如己，不分界限，有如兄弟手足，曷勝感紉。”
6月初，兩廣事變起，中共中央看到了加速推動“西北國防政府”的必要。事變後，張學良積極護送中共代表鄧發前往蘇聯，主動派出代表經上海和新疆與蘇聯進行聯絡，探試蘇聯的態度，擔心與紅軍謀變後無法取得蘇聯的援助。
6月中旬，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恢復電報聯絡。16日，中共中央在給共產國際的長電中稱：為了策應兩廣及華北的局面，西北的發動決定提早。在電報中，中共中央提出當前主要困難是經費和裝備問題。電報稱：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則財政來源完全斷絕，加上紅軍，每月至少應得到共產國際300萬元的資助。同時，東北軍脫離南京後，武器裝備的來源也完全斷絕，因此飛機、重炮、各類步槍、機槍、架橋裝置以及各種彈藥，都需要來自共產國際的援助。形勢所迫，使中共與張學良把舉事的關鍵均集中在蘇聯方面的後勤保障上。但事事難料，兩廣事變不久即被蔣介石平息，此事便不了了之。
紅軍會師大西北之際，冬衣嚴重缺少，張學良伸出了援手
就在紅軍與東北軍建立起軍事統戰關係，從張學良處獲取給養接濟之際，中共與南京中央政府的談判逐漸升級。共產國際並沒有把希望寄託在張學良身上，而是把目光集中在了蔣介石身上。8月上旬，潘漢年從莫斯科輾轉來到延安，傳達共產國際對統戰工作的方針。此後，中共決定在忠實進行抗日準備、實行國內民主與停止“圍剿”的前提下，與國民黨中央政府談判解決蘇維埃、紅軍的問題。8月12日，潘漢年受中央委派，赴上海與國民黨談判。就在中共籌劃與南京談判的整體方案之際，紅軍開始面臨一個新的給養困難，即冬衣問題。還在8月中旬，在冬季來臨前，為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中共中央決定“加做三萬五千套，連同紅一方面軍共七萬套冬衣”，以備過冬。基於此，中共中央託路過西安的潘漢年向張學良借款籌衣。
從8月19日始，潘漢年與張學良連續會晤。潘漢年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借經費5萬元，並請解決部分冬衣。對借款一事，張學良“立刻應許”，表示可多借些;對冬衣一事，張請潘問明數量。事後，潘漢年電告中央：對於我們借錢，他仍立刻應許，已交5萬元，我暫時放在劉鼎處存著，其餘的需要透過上海外國銀行撥付，免令人懷疑。但他宣告，如再有急需，每次數萬定可由此地付出。
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放棄“抗日反蔣”方針，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公開了促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張。9月上旬，中共中央透過劉鼎把《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轉給張學良。張對此極為贊成。
為重新規劃與國民黨的談判，中共中央認真起草與國民黨進一步談判的草案。10月初，《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脫稿。草案強調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同時，首次向國民政府提出紅軍軍餉、軍需、軍械等配發要求，甚至連兵員的補充都被列入國民政府的“義務”範圍。《草案》脫稿後，為交蔣介石處，中共中央又想到了張學良。
同時，因給養已相當困難，在“現款用盡”的情況下，紅軍僅解決冬衣“三萬套衣料，五千床被單”等，所差甚遠。為此，中共中央再次想到向張學良借款，為紅二、四方面軍做冬衣。
於是，中共整體談判方案的協調及冬衣的解決，均求助於張學良。
10月初，葉劍英、潘漢年等人赴會張學良。5日，張學良與葉、潘面談。葉詳細介紹了中共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轉變。張學良十分高興，表示今後會積極勸蔣抗日。葉把《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交給張學良，希望經張交給蔣介石。同時，葉劍英直言紅軍經費緊張，冬衣解決困難，共產國際不能應急，希望借款30萬元。張一口答應，但表示西安只能解決5萬元，多無希望。棉衣可提供1萬套，由西安送蘭州途中，請紅軍半路去“取”，不便送入。關於錢款問題，張學良在知道潘漢年將於14日趕到上海時又表示：錢款問題，可到滬再商。
在潘、葉、張會談的同時，因張學良的借款尚未到位，中共中央僅解決了紅一方面軍的衣服，二、四方面軍的冬衣還是問題。10月9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致電中央，“二、四方面軍均缺冬衣，兄等處通融準備一部發給各軍”。當日，毛澤東、周恩來覆電，“我們早已注意棉衣問題。原擬為二、四方面軍共制3萬套，但因財政困難只能辦成8000套。望即查告各需棉衣若干，以便盡力設法解決”。顯然，因此時張學良已答應借款給中共，並接濟冬衣，中共中央多少有了底數，顯得沉穩多了。
10月10日，葉劍英派劉向三送回張學良借給的5萬元。此後，按商定計劃分批送回部分冬衣，並布鞋5000雙。對此，張學良回憶：共黨曾派葉劍英來見，並攜有雙方停戰計劃和毛澤東之約書，願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軍隊則聽受指導。良要求彼等須暫向北撤退，以期隔離，給予時間，容餘醞釀。彼等認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補給，良曾以鉅額私(款)贈之，令彼自籌。時任張學良秘書的應德田回憶：10月的一天晚間，張學良將軍交給我一個提包，說裡面是4萬錢(“中交幣”)，是給共產黨的，叫我交劉鼎同志。我立即到劉鼎同志所住房間將提包交與劉鼎同志。我記得當時張學良將軍說是4萬(元)，後來葉劍英同志說是10萬(元)。四、十音似，當時我沒有開啟提包複數，直接交給劉鼎同志。這筆款由劉鼎同志交葉劍英同志帶回陝北。據劉鼎回憶：他(張學良)曾對我們說，“我可以拿出一批錢給你們”。以後確實送給我們錢、物。1936年冬，紅軍沒有棉衣過冬，張學良在西安、咸陽給紅軍做禦寒冬衣。
在此前後，王以哲得知紅二、四方面軍在甘肅、寧夏高原還穿草鞋和單衣時，立即動員西安軍需被服廠趕做棉衣、棉鞋和皮帽子，以六十七軍急需為名，秘密運送給紅軍。紅軍戰士穿上暖和的棉衣，都說東北軍此舉是雪中送炭。此事，劉向三後來回憶：1936年秋末冬初，為了給蘇區紅軍籌集軍服，我們爭取了西安同合軍服廠經理王靜(鏡)寰為我們工作。王是六十七軍退役軍官。他除了包做六十七軍軍服外，還做些工作服之類的衣服。因為王政(王以哲的上尉副官)的號叫王震寰，一般人認為他倆有親屬關係，其實不然。我們常到他的工廠或服裝店裡閒談，吃喝很隨便，宛如一家人。由王政經手，從同合軍服廠取過兩次服裝，每次都是用多輛大卡車送往蘇區的。事後才知道，這些貨都是由六十七軍留守處結的賬。
蔣介石親赴西安部署“進剿”紅軍。張學良屢次對中共慷慨解囊，雪中送炭。中共與國民黨談判不利，東北軍戰前、戰中暗助紅軍大戰山城堡
在張學良、王以哲幫助紅軍籌備冬衣之際，安定了兩廣事變的蔣介石，唯恐紅軍會師大西北，便親赴西安部署“進剿”，客觀上打亂了中共與張學良於8月份共同協商的以打通國際路線、獲取蘇聯軍援為目的的寧夏戰役計劃。一時間，面對三個方面軍會師後近8萬人的部隊，中共更感到補給困難，特別是冬衣極為缺乏。迫於給養困難所造成的生存危機，中共曾一度想放棄陝北，準備實行戰略大轉移;也曾想派周恩來親赴西安，與蔣介石會談解決國共抗日問題。但因蔣介石決心“剿共”，此事不了了之。
張學良因蔣介石的到來倍感棘手。迫於形勢，張學良更加關注是否能夠獲取蘇聯軍援及數量問題。10月20日，他駕機赴太原會晤閻錫山，想約閻一起見蔣介石談停戰抗日事，未果而歸。閻錫山對共產國際能否接濟紅軍、東北軍和晉軍，以及聯合作戰情況下紅軍能否接受指揮存有疑問。
11月5日，葉劍英感到西安形勢日益緊張，按中央指示離開西安。臨行前，張學良慷慨借給紅軍10萬銀圓，並寫信詢問中共下一步的行動計劃，特別是詢問中共接取蘇聯援助的情況，以及蘇聯對援助西北抗日軍隊的態度。對張學良的慷慨，葉劍英相當感激：少帥，你真是雪中送炭啊。當葉劍英攜款趕到保安城外時，前來接應的中央財政部部長林伯渠早已守候在那裡，笑眯眯地迎上前來。葉見到他頗有風趣地說：“林老啊，你不是來接我的，你是來接這許多光洋的!”說罷，兩人相視而笑。
配合軍事上的步步緊逼，國民黨代表陳立夫在與中共代表潘漢年的談判中寸步不讓。面對國民黨軍事上的咄咄逼人和談判中的苛刻，中共採取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紅軍於11月21日在山城堡消滅胡宗南1個整編旅又2個團，顯示了頑強的戰鬥力。戰前，王以哲知道紅軍彈藥缺乏，令軍械處長範長庚給紅軍送去70萬發步槍子彈和數千支步槍。戰中，王以哲盡將胡部作戰電文轉告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這些對山城堡戰役的勝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鬥爭不能解決給養之難。其間，中共不得不再向張學良借款5萬元(此數額另說為10萬元)，繼續用於解決冬衣的問題，“預計款於12月可到位”。關於此時的借款，據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記述：此前，中共已經向張學良借款60萬元(此數額的由來未見佐證和出處)。但因寒衣仍沒有解決，加上糧食、彈藥、藥品等消耗，致中共經費相當緊張。此間，中共不斷向共產國際催款，共產國際想盡辦法，籌集35萬美元，透過美國分兩批匯款20萬美元給上海的宋慶齡轉中共中央，並準備直接援助中共80萬美元。但第一批匯款至12月上旬才到陝北，第二批要等到第二年3月。此際，中共中央不得不再次向張學良借款10萬元以救急。
儘管有張學良的屢次慷慨解囊，但不足以解決給養困難。12月5日，毛澤東致信楊虎城，借款30萬元，以10萬元請代購彈藥，20萬元作為給養被服費，期約次年3月。信中，毛澤東允以“備輕機關槍一百挺”“敬以奉贈”楊部。顯然，張學良的不斷慷慨相助反令中共都不好意思再開口。於是，中共想起楊虎城是非常自然的。然而，正當毛澤東等待楊虎城的訊息時，一個震驚中外的事件爆發了。“因為西安事變很快爆發，此信不知是否送到。”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開始公開接濟紅軍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舉世震驚。為配合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中共派紅十五軍團等南下，向東北軍靠攏。12月15日，張學良派糧秣處長張政枋偕同糧秣處秘書孫東垣(共產黨員)到陝西渭北耀縣、富平兩縣慰問紅軍。當天中午，張、孫趕到耀縣，以攜帶來的白金龍鐵筒香菸30筒、牛肉罐頭20箱、餅乾25箱慰送紅軍。這是國共鬥爭10餘年來，紅軍首次公開接受國民黨軍的慰勞品，儘管只是區域性的象徵性的行為，但它預示了一個新局面即將開始。
12月16日上午，張政枋向張學良彙報慰問情況。張學良瞭解到紅軍服裝不足，缺少棉衣鞋帽，都吃地方粗糧，官兵有些消化不良，缺少醫藥等物品，當即表示，把在西安城附近的東北軍部隊的舊棉衣鞋帽和糧秣處在各地的存糧及軍醫處的藥品預先送給紅軍一部分，以度時艱。張政枋奉命聯絡各方，透過張學良的衛隊團轉送紅軍。同時，張學良命軍需處趕製3萬套棉衣，限期完成送給紅軍。軍需處將此任務交給時在西安的原西北“剿總”被服廠(駐鄭州)工務科中校科長楊佩珩，令其在西安利用民辦工廠督辦。在種種困難之下，楊佩珩經過努力，終於克服困難，按期完成了任務，成品陸續交紅軍西安辦事處接收。
12月17日，周恩來偕李克農、羅瑞卿、張子華等人應邀趕赴膚施機場，張學良派劉鼎乘自己的專機滿載援助紅軍的子彈在膚施機場迎候。當日下午4點多，周恩來抵達西安。
面對國民黨中央軍不斷調集西北的緊張局勢，周恩來於17日與張學良長談至深夜，商定：東北軍、十七路軍集中於西安、潼關一線，紅軍南下膚施、慶陽一帶接防;紅軍加入由東北軍、十七路軍成立的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
12月18日晚，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等議定，以西線為後方，調整三方戰略部署。19日，張學良根據18日晚議定的方案，正式向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下達行動部署。同日，張學良派人用汽車運送子彈、鞋子等彈藥軍需物資抵達西峰、慶陽等。毛澤東將這一訊息告知紅軍前總，令紅軍一部迅速南下接取。
12月20日，周恩來與張學良在會晤中進一步協商了西線打擊胡宗南、馬步芳等部的方案。張學良希望：河西四方面軍(即西路軍)能以一部擊靖遠，威脅胡敵，逼迫蘭州與於(學忠)軍打通，答應于軍援助子彈。商後，周恩來電告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詢問紅四方面軍能否達到張學良的要求。中央軍委立即電詢西路軍。23日12時，徐向前、陳昌浩回電否定了單獨向蘭州進軍的可能，稱“傷亡掉隊必大，如繞道，則因為天氣寒冷雪山路遠更不可能”。收電後，毛澤東等電示周恩來，再次核商西路軍的行動：準備調四方面軍向蘭州、平涼，由蘭州補充其被服彈藥。
24日，周恩來以萬萬火急之電告毛澤東，要求西路軍主力即向蘭州進軍，但請留一部於永昌，以便打通安西。當日子夜，毛澤東覆電周恩來，轉告西路軍的困難及要求于學忠在古浪與之夾擊馬敵的希望。毛澤東還提出，請于學忠部派4個團突然襲佔永登、古浪，策應西路軍，並準備棉大衣1.5萬件，鞋襪各1.8萬件，子彈袋1.5萬套，補充子彈15萬發。同時，軍委主席團致電西路軍：時局在發展中，有改組南京政府之可能。西安有款1800萬，能支援10個月。從整個戰略上看來，西路軍以東進為有利，只要20天至30天內到達靜寧、德隆地區，便可與于學忠、王以哲之8個師配合作戰，至少可以鉗制胡、毛、增、關，而利我主力在東邊放手打仗。張學良極盼你們來，答應在蘭州補充子彈、被服。
25日，西路軍覆電軍委主席團，表示堅決執行東進任務。同時提出“為儘量保持我們有生力量，新的戰鬥，西路軍東進前建議由友軍方面派兵力運送一批彈藥到永昌城，同時由蘭州友軍最少出二三團兵力配合一部炮騎向古浪出動，配合我們東進，使我們減員更少”。當日子夜，周恩來鑑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勢及張學良已送蔣介石回寧，遂電告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西路軍仍以打通安西為妥。而張學良所答應之對西路軍的接濟和于學忠部西進配合西路軍事，也須“候張回商後定”。27日，軍委主席團電告西路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
西安事變的迅速解決，結束了東北軍有意與西路軍配合作戰、提供給養的插曲。這一插曲也在客觀上說明了西路軍失敗的一些原因，即中央全域性戰略因西安事變等不斷調整，影響了西路軍既定戰略的實施。
東線方面，12月21日，周、張、楊商定對付國民黨中央軍採取“誘敵深入”計劃。紅軍的部署是抵咸陽、興平等地，配合作戰。張學良表示，東北軍可在咸陽補給紅軍子彈、被服等。當日，周恩來即派彭加倫等人到涇陽縣雲陽鎮、耀縣建立辦事處，建立由西安、三原、耀縣、洛川、膚施通向陝北的運輸線，保障紅軍和蘇區的物資供應和運輸通暢。同時，電告毛澤東：誘敵深入計劃，張、楊堅持主張，但決定關鍵在紅軍，請以我軍到達咸陽、興平時電告，子彈、被服亦可在咸陽補充。毛澤東遂電令彭德懷和任弼時，要求野戰軍迅速南下，在咸陽領取被服、子彈。同時電覆周恩來：紅軍正向南疾進，20天內可集中咸陽，羅炳輝、蕭勁光、謝嵩三部鉗制胡宗南，必要時宋時輪加入。
紅軍開始籌劃透過西北軍政會統籌給養，蔣介石同意對紅軍可經張學良接濟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齡、宋子文等飛抵西安，代表蔣介石與中共及張學良、楊虎城談判。
23日，周恩來經徵求張學良、楊虎城意見，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在紅軍擬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共同成立西北抗日聯軍情況下，紅軍應作的一些準備，明確“紅軍加入抗日聯軍後，其給養薪餉補充應有初步改變，並由西北軍政會統籌”;“地方武裝一概以抗日義勇軍名義出現，其供給仍由地方籌給”。
西安事變後，中共在紅軍的經費補給問題上看到了公開透過西北軍政機構予以解決的可能。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討論參加西北抗日聯軍軍政委員會及關於組織抗日聯軍的問題。毛澤東主張參加西北抗日聯軍軍政委員會，但對外暫不宣佈，對內可以宣佈。在他看來，抗日聯軍並不僅僅是西北的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在當前情況下，成立西北抗日聯軍完全可以看做是成立全國抗日聯軍前的一個階段。考慮到將來最終還是要與蔣介石解決兩黨、兩軍關係問題，才提出加入西北抗日聯軍軍政委員會一事只在內部宣佈，不對外宣佈。這是毛澤東將戰略與策略相結合的高度體現。
12月23日上午，在西安的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開始與宋子文進行首輪談判。其間，周恩來提出由紅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成立西北聯軍，張學良領導，實行抗日準備，訓練補充，南京負責接濟。宋子文答應向蔣介石轉達此事。談判後，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請示如蔣介石答應中共條件後的放蔣問題和紅軍的接濟數額等問題，提議可按西北紅軍主力20萬人計，照國民黨軍同等待遇，每月需180萬元，同時其他地區紅軍另計。顯然，對扣蔣情況下的談判，周恩來相當樂觀，“20萬人”實際遠遠超出紅軍實數。考慮到涉及“款”及“兵力”問題，周恩來予以誇大既是必需，也是自信的表現。
24日，蔣介石答覆張學良：聯紅抗日，現在紅軍、蘇區不變，經過張學良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起，再聯合行動，改番號。“危難”之中，蔣介石不得不正面答應解決接濟紅軍的問題;同時，他還要顧及自己的面子，指令張學良“暗中接濟”，待抗戰後紅軍再改番號，予以公開。
同日上午，周、張、楊與宋美齡、宋子文在第三輪談判後達成協議，強調：蘇維埃、紅軍仍舊。宋美齡、宋子文擔保蔣停止“剿共”，並經張學良接濟紅軍。抗戰發動後，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下午，周恩來又同宋子文談判。宋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親日派的後盾，派專人駐滬與他秘密接洽;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給紅軍、蘇區50萬元的經費。當晚，在張學良的陪同下，周恩來與蔣介石面談。蔣對周作出一系列承諾：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由兩宋和張全權代表他與周解決一切;他回南京後，周可直接去談判。
12月25日，宋子文、宋美齡代表蔣介石在與周恩來等談判時，迴避成立西北聯軍的問題，轉告蔣同意“經張手接濟”紅軍。接濟的物資及經費，只要周與張學良商量多少，就給多少。並“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劃定防地，供給軍費，蘇區照舊，共黨公開”。在生命與給養面前，蔣顯然為顧及前者而不得不允諾後者。當日，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並親自送蔣回南京。同日24時，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張聞天等：送野戰軍的鞋襪、子彈帶正在購辦中。
26日，毛澤東電告彭德懷、任弼時，西安已有5萬元向慶陽運送。要求彭、任所部，一切購買，不打土豪。不難看出，這5萬元當出自張學良部。中共中央也因看到了給養解決的希望而放棄打土豪，以順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幾天後，蔣介石扣押了張學良，蔣所答應的透過張學良“暗中接濟”紅軍事成為泡影。但西北“三位一體”局面並沒有就此而止。“王以哲和何柱國像張將軍在陝時一樣，以糧餉、彈藥供給紅軍，關係十分密切。”當時，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信中說：“張陪蔣走後，東北軍頗團結，更接近我們。”紅軍“野戰所需糧食，向慶陽、合水、西峰鎮東北軍糧食站領取，不必給錢，款項不足，尚可籌送”。
繼之不久，在西安事變善後過程中，中共越過西安方面，經與蔣介石指定的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接洽，商定南京方面按月接濟紅軍。其間，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也逐漸答應蔣介石的善後方案，分別另調他處。
至此，西安事變前後張學良對紅軍的接濟告以結束。這裡，有一個需敘述的插曲。
1937年2月17日，張學良部糧秣處長張政枋找到西安北城七賢莊紅軍駐西安辦事處，面見林伯渠、葉劍英和南漢宸，請幫忙開具張學良在糧秣處週轉費中臨時支取接濟紅軍用的經費共計67萬多元的票證，以作報銷憑證。
張政枋回憶，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個別開支用費很多，其中接濟紅軍，給周恩來2萬元也在數內。因第二經理處處長聞湘瓤是蔣系人物，專門管制財政，限制張學良的政治活動經費，所以張學良這些政治活動開支的現款，都是從糧秣處週轉費中臨時支取的，前後共支67萬多元。張學良送蔣介石去南京被扣留後，這項墊款無人歸還，也無處報銷。為此，張政枋曾當面請示于學忠設法解決，但被否決，不給報銷。
經葉劍英等一個多小時的研究，答應：這些錢既然張副司令給紅軍用了，咱們就開個證明條來叫蔣介石報銷，因為咱們也是國家軍隊，蔣介石他不敢不給報銷。就是張副司令自己花的，咱們替他證明一下也沒有什麼關係。遂開了67萬元的條子，蓋上了紅軍辦事處的戳子，並說：“你拿去報吧，如於主席不給報，我去見他說個明白，不能叫你為難。”張政枋拿到這個條子後，順利地了結了這件事。
葉劍英等承認張學良給予紅軍相當的接濟，但對67萬元這一數額持保留態度。要知道，張學良接濟紅軍有三個特點：多線聯絡，無固定途徑和渠道;高度保密，知情人少;沒有留下任何憑據票證，甚至以“假戰”的方式接濟紅軍。如此，縱然是執行者對內情也知之甚少。因此，統計張學良對紅軍的接濟數額實在困難，恐連張學良自己都無法算清。因此，葉劍英等人更不可能完全知情。但不管67萬元準確與否，葉終是開具了票據，既是出於統戰的需要，對張學良接濟紅軍予以肯定，同時也是對這段歷史畫上了一個句號。
時隔60多年後，解放軍總後勤部編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七十年》記述：“從1936年下半年起，張學良等人開始撥給紅軍一些彈藥、被服和經費。”且不論所述時間存在疑問、史實過於簡單，僅就此表述，算是官方對西安事變前後張學良接濟紅軍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