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尤其是在晚清戊戌變法那場震驚朝野內外的政治變局中，翁同龢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以往政治史與法律史關於戊戌維新運動的研究，往往注重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憲政思想以及變法主張的研究，而忽略對翁同龢的研究。毋庸置疑，康梁二人是戊戌維新運動的發動者和主導者，然而，在戊戌維新運動之初，朝中最強有力的變法支持者卻是翁同龢。
翁同龢(1830—1904)，江蘇常熟人，咸豐六年(1856)殿試一甲第一名，狀元及第，歷任戶部、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並先後擔任同治、光緒兩朝帝師三十餘載，深受帝后兩宮寵幸，在朝中威望甚高。
關於翁同龢在戊戌維新運動中的表現，概而言之，是前後矛盾的:既表現出積極進步的一面，同時也表現出消極保守的一面。一方面，翁同龢積極支援變法。翁同龢日記記載，1889年2月5日，翁同龢與孫家鼐向光緒拜年並提出“聖賢之治，跡不盡同”的建議。同年2月6日，翁氏更是向光緒進呈馮桂芳的《校邠廬抗議》一書，馮桂芳是戊戌以前著名的變法思想家，該書對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和宗旨作了集中闡述。另據翁氏後人翁萬戈先生披露的日記手書原稿顯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閏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1日)，翁氏曾與康有為有過會面。當時翁氏對康有為極為欣賞，並積極向光緒引薦，建議打破祖宗法制，康有為可直接向光緒“條陳奏事”。另一方面，在向光緒引薦康有為之後，翁氏卻又表現出對康有為以及變法運動的反對情緒。
翁氏後來為什麼會對康有為以及變法運動產生反對情緒?學界對此有諸多爭論。筆者認為，原因可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翁氏與康有為在變法觀念上的分歧。翁同龢與康有為兩人都主張變法，康有為逐漸成為戊戌變法的主導者得益於翁氏的引薦。儘管如此，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翁雖然支援變法，但他骨子裡推崇的仍然是程朱理學一脈，以至於與康有為產生變法的“道”“器”之爭。翁氏於1889年曾向光緒推薦《校邠廬抗議》，事實上，該書的核心思想是中國的生存圖強之路應該“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之以諸國富強之術”。而康有為的變法立場則顯得較為激進，他主張變法不僅要從“器物”層面入手，更重要的是從“道”的層面入手，應該更為廣泛和全面地變革政治制度。因此，康有為對漢唐以來既定的傳統進行了系統改造(這種改造主要包括義理和制度兩個方面)，完全背離了當時士大夫階層的主流認識。正因為如此，當康呼籲變法要改造傳統義理和制度時，翁氏與康有為在變法立場上出現了分歧。
第二，翁氏個人一己權益之念。著名公法學者蕭公權先生在《翁同龢與戊戌維新》中著重強調了這一觀點。蕭公權從翁氏的個人性格與心術出發，認為翁同龢作為同治光緒兩朝帝師，在積極支援變法的同時，也致力於繼續鞏固自身的地位。翁同龢與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關係一直頗為緊張，這是晚清官場中公開的秘密。所有證據指向只有一種解釋，即翁氏排斥李鴻章、張之洞的目的在於獲取變法的主導權。既然如此，翁氏與康有為的關係最終走向終結，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在戊戌維新運動之初，翁氏為了在變法中抗爭李張二人，大量引進張謇、湯震、陳熾以及康有為等變法新銳力量，作為自己變法的得力助手，以彌補自己在變法方面知識的不足。在翁氏向光緒引薦康有為之後，康有為激進的變法主張更為光緒所認同和接受，逐漸取得變法運動的主導權，這是翁氏引薦之初始料未及的。1898年1月24日，康有為出現在總理衙門，翁氏當天日記記載:“傳康有為到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大端，狂甚。”“狂甚”二字，實為翁氏當時對康有為態度的真實表達。這樣，為了與康有為爭奪變法的主導權，翁同龢不惜反對康有為以及康有為主導的變法之路。
第三，帝后兩宮之間在變法方面的分歧。在變法運動之初，慈禧太后對變法持支援態度。翁氏試圖透過變法來緩和兩宮的關係，因為慈禧和光緒至少在表面上對變法達成了共識。隨著光緒對康有為激進變法思想的日益接受，慈禧開始走向反對和阻撓。翁同龢與慈禧的主張一致，都認為變法不能觸及“祖宗法制”之根本。然而，更為嚴重的是，引薦康有為，使得後黨對翁氏展開制約和攻擊，已經損害到他的政治利益。因此，翁氏為了在帝后兩宮政治鬥爭中自保，急於修復與慈禧及後黨之間的關係。修復關係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擺脫與康有為之間的關係，脫離變法派的陣營。
翁同龢後期在變法問題上左右搖擺的態度以及矛盾衝突的表現，令光緒帝逐漸對其失去信心，視翁氏為變法的絆腳石。終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廿七日(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被罷黜回常熟家中。同年10月21日，慈禧懿旨傳來:“翁同龢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準滋生事端，以為大臣居心險詐者戒。”戊戌維新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翁氏個人的政治生命也走向終結，對中國百年現代化變革道路更是產生了潛在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