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朝的限外令:沒有一技之長外國人遣送回國

  1811年,也是清嘉慶十六年,論干支則為辛未,羊年,也是從這一年起,中國成了羊。這一年的五月,嘉慶皇帝頒佈一道聖諭:“西洋人現在住居京師者,不過令其在欽天監推步天文,無他技藝足供差使。其不諳天文者,何容任其閒住滋事?著該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欽天監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職外,其餘西洋人俱著發交兩廣總督,俟有該國船隻到粵,附便遣令歸國。其在京當差之西洋人,仍當嚴加約束,禁絕旗民往來,以杜流弊。”

  這是一項典型的限外令,大意是說,那些在京師居住的外國人,除了一些搞天文的技術人員,其他不懂天文的,沒有一技之長的外國人成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為了維穩需要,責令有關部門進行排查,在天文部門有固定工作的除外,其他一律遣送回國。就是在天文部門工作的外國人,也要嚴加管教,尤其要禁止和旗人往來,以免帶壞了旗人。

  看似一道普通聖諭,卻蘊涵了大清朝心理失衡,在洋人面前的優越感喪失。也說明,中國人對洋人的態度從此改變,洋人不再是稀罕物了,是一個問題了,而且不得不關注了。

  皇帝很生氣,後果自然很嚴重,不久西洋堂依據嘉慶的這道諭旨對在京西洋人進行了普查。兩個月後,即七月十四日,主管西洋堂事務大臣福慶把調查結果上奏嘉慶帝,提到西洋人賀清泰、吉德明已年老多病,畢學源尚能通曉演算法,此三人請令留京;高臨淵、顏時莫、王雅各伯、德天賜四人,學業未精,留京無用,應遣送回國。

  接到奏摺後,嘉慶同意賀清泰、吉德明、畢學源三人有一技之長,頒發留京居住證,但要求他們老老實實住在西洋堂。至於高臨淵等四人,由於沒有一技之長,只能被遣送回國。為了確保徹底遣送,政府對他們一路護送,要求步軍統領衙門派人送到良鄉,交由直隸護送,直隸再交給下一個行政區域,一直到廣州,然後等有方便的船隻,把他們四人送回家。並且要求他們四人無論在沿途還是在廣東居住期間,嚴禁與內地人們來往,擔心他們破壞了淳樸民風。

嘉慶朝的限外令:沒有一技之長外國人遣送回國


  七月十六日,清政府頒佈法令:嗣後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經卷,倡立講會,蠱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轉為傳習,並私立名號,煽惑及眾,確有實據,為首者意當定為絞決。其傳教煽惑,而人數不多,亦無名號者,著定為絞候。其僅止聽從入教,不知悛改者,著發往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為奴,旗人銷除旗檔。失察官員降級呼叫。在欽天監任職的西洋人必須嚴加約束,禁絕與旗民往來,以杜流弊。其餘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國,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別辦理,以淨根株。

  真是有點奇怪,堂堂天朝皇帝,竟和區區幾個洋人較上勁了,又是嚴定科條,又是大加懲治,又是遣送回國……的確有失體統。不是嘉慶不要面子,問題的根本是洋人太熱情了,要給大清朝的子民帶來福音,這令大清朝的嘉慶很不爽,我天朝上國,哪裡需要爾等福音,從哪來到哪裡去。可是,大清朝已經離不開洋人了,可以不要洋人的物品,但欽天監需要洋人觀察天象修整曆法。

  連皇帝都把洋人當回事了,說明天朝放下尊嚴了,心虛了;實力不如洋人了。不敢“中國歡迎您了”,也說明開始害怕了,問題的關鍵是已經離不開洋人了。梳理一下,中國和洋人的交往極具特色,僅僅從稱呼上就能發現一些端倪。從最早的夷到洋夷,再到洋人,進而變成洋鬼子,之後又稱為外國人——老外,外國人沒有變化,變化的是我們自己。這些稱呼的變化幾乎就是一部中國興衰史,中國人向來以天朝自居,其他國家自然等而下之,不配和中國平起平坐。

  最早的“夷”是中原華夏人對周邊地區人的蔑稱,那時中原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國力強盛,於是把自己當做是天下的中心,稱四方為“夷”,顯示自己的優越高貴。託祖先的努力,我們的優越領先了世界兩千多年,因而我們稱外國人為“夷”,也就稱呼了兩千多年。這兩千年,一直都是別人到我們天朝求學問道,所謂風水輪流轉,正當我們還在夜郎自大的時候,而“夷”們卻強大了,而且超越了我們。

  “夷”們不像我們天朝那樣矜持,等著別人上門取經,他們是送來主義,是“己所欲施於人”,就把他們認為的“救世良藥”送了過來。他們哪裡知道,天朝什麼都是早就有,哪裡稀罕他們的東西,他們自然就碰到了一鼻子灰。

  據考究,“夷”們早在唐貞觀九年(635年),就開始來“救世”了,那時稱為景教。不過,那時候我們正如日中天,哪裡需要他們,後來唐朝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滅佛也順帶捎走了基督教,該教故此從中原消失。元朝時,西方“夷”人熱情不減,基督教再次被傳入中國,稱為“也利可溫”(蒙古語“有福緣的人”),當元朝統治者被小和尚朱元璋攆出中原後,基督教也隨風而去。

  西方“夷”人做事情向來有宗教徒般熱情,百折不撓,明朝萬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穌會派利瑪竇到中國“救世”。

  利瑪竇的確有本事,為了能在中國傳教,他對天主教禮儀進行了改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讓中國人有一種親近感,在翻譯天主教最高信仰“Deus”名稱時,利瑪竇採用了先秦古籍儒書中的“上帝”稱號。再就是,中國人在信仰上帝的同時,還可以拜孔子、祭祖先。經過努力,利瑪竇被允許在廣東肇慶定居並傳教,完成了天主教夢寐以求的成功。但由於他們內部產生了不和諧意見,引來一些其他來華教士對利瑪竇的傳教方式有偏見,引發了“中華禮儀之爭”。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一個名叫顏當的法國傳教士在福建傳教的時候,以上帝名義禁止轄區內的中國教徒祭祖拜孔,這樣一來,康熙皇帝肯定不幹了。儘管如此,康熙還是多方努力,希望羅馬教廷能收回成命,但羅馬教廷就是固執己見,這令康熙很不爽。讓你們傳教,已經給你們面子了,還蹬鼻子上臉不成,於是一怒之下在全國禁止該教。

  透過這件事,康熙還是覺察到西方文化的潛在威脅,他為自己的子孫敲響了警鐘,明確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國家承平日久,務須安不忘危。”

  這也是天朝的君主第一次走下臺階,開始平視西洋,改稱“夷”為“洋”,從夷到洋,絕不是字面含義的差別,還有更深層次的微妙的變化。這裡的“洋”不單是指海洋,更含有先進文明的意思在內,所以“洋人”一出口,自己就矮了半截。

  “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能看到這一點,康熙不負聖主之名,遺憾的是康熙沒有采取任何應對措施,不僅如此,還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頒南洋禁海令,禁止內地商船到南洋呂宋(今菲律賓)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等處貿易,南洋的華僑必須回國,澳門外國船隻不得載中國人出洋。理由是南洋各國曆來是“海賊之淵藪”,“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清聖祖實錄》)。

  如果說當年朱元璋頒佈“禁海令”,是因為自身的小農意識讓中國成了世界大航海的落伍者;那麼,康熙的“禁海令”,把祖宗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海洋資產,統統放棄,把自己從一個海洋國家變成沿海地帶渺無人煙的“內陸國”,就是有些犯傻了,給自己的子孫後代種下了苦果,也讓整個國家蒙受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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