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宋代房租知多少:土豪蘇洵竟然租不起京城豪宅?

由 長孫秀芬 釋出於 八卦

  導讀:“滿城風雨”是現代人慣用的成語,但很少有人深悉文字背後的辛酸。潘大臨是北宋黃州(今湖北黃岡)詩人,詩近蘇東坡,而貧則過之。蘇東坡在黃州尚有“東坡”數十畝地可耕,有“東坡雪堂”可住,潘大臨卻無立錐之地,只能租借田宅維生。

  在一個黃葉紛墜的秋日裡,友人謝逸寫信問他有無新詩,潘大臨懊惱回覆:秋來景物皆佳句,只是受俗事牽絆而不能成篇。我昨日閒臥,耳聽欖林間的雨聲,意興驟發,起身在牆上寫了一句“滿城風雨近重陽”,忽然間,地主過來催租。我雅興頓消,無心吟詩,只有此句奉寄。

  宋朝的房租有多貴?精確的數目頗難稽考。和今日相似的是,大城市的租金貴過小縣城,富人的相對負擔較輕。宋朝的房屋租賃業遠比唐朝發達。根由主要有二:首先是因為科舉興盛,士子爭躍龍門;其次是由於人貨殷繁,商旅奔波不息。每近考期,由於京城會集了成千上萬的考生,供需極不平衡,房租也跟著暴漲,尤以地近考場貢院的房屋為甚。南北宋政情不同,但價格規律永遠是一雙看不見的上帝之手。周密曾說:“其(杭州)諸處貢院前賃待試房舍,雖一榻之屋賃金不下數十楮。”


  眉山“土豪”蘇洵,租不起京城豪宅

  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原是“少年喜奇蹟,落拓鞍馬間”的浪子,27歲始發奮讀書,而將生業交付妻子程氏。程氏帶著孩子,僦居眉山縣城紗轂行,經營商業,不出數年,遂成富家。而蘇洵也得以篤志於學,卒成大儒。宋仁宗嘉祜二年(1057年),蘇洵領著兩個兒子入京備考。眉山“土豪”蘇洵卻租不起京城的豪宅,只能退而求其次,寓居京郊的興國寺浴室院。

  宋朝人口流動較頻,來京常住與暫住的異鄉人都得尋個棲身處。因此,成為都城的房東就等於手持一張長期飯票。蘇東坡的一個堂兄長住開封,因有數間屋宅出租,日子過得優哉遊哉。宋仁宗的重臣夏竦,見租賃業前景大好,就在京城廣置地產,大辦旅館,成為汴京最有名的“包租公”,“邸店最廣,日入極豐”。


  “樓店務”是宋代的公租房,租金低人氣高

  然而,夏竦還不是京城最大的業主,比起“店宅務”還差得遠。店宅務原名“樓店務”,是經營各地公有宅地的“房管局”,負責房屋的租賃、修繕、管理諸務。公用宅地的出租房即為我們現在的“公租房”。

  宋代公租房以其較低廉的租費,吸引了大批平民入住。據官方統計,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年),開封府共徵收134629貫年租,開封樓店務所管的房屋計有26000餘間,依此可算出,開封府宮舍的月租約在450文上下。據程民生教授的《宋代物價研究》 記載,宋代普通百姓日收入約是100文,上焉者或達300文,而北宋的單日最低生活費約為20文,算下來,一個5口之家只要有2個有收入之勞力,刨除必要的開支,每月還能節餘3貫即3000錢,支付京城400到500文的公家租金當是綽綽有餘的。看來,在非科考黃金時段,房租並未成為普通百姓不可承受之痛。


  靠賣燒餅,武大郎租下一棟兩層小樓

  對於宋代房租尚未貴得離譜的觀點,我們亦可證之於元末明初成書、以北宋末年為時代背景的《水滸傳》。古典小說雖不可當真史看,卻能反映古代社會的一些側影。《水滸傳》 人物武大郎,別看他矮小懦弱,卻能光靠賣幾籠蒸餅,而在山東清河縣租上一棟獨門獨戶的兩層小樓,還能將潘金蓮養在家中,供得起她的脂粉錢。除《水滸傳》外,歐陽修筆下也記載了一戶賣餅人家的房租,他們每月只需交180文的房錢:“開餅店為活,日掠房錢六文”。

  潘大臨混得還不如武大郎,確在情理之中。古時的文人只有一條出路——金榜題名,除此別無他途。但是,科舉之路偏偏是世上最窄的路,古人以“千軍萬馬行過獨木橋”喻之,實為妙喻。潘大臨終身不第,沒有一技之長,沒有到手功名,憑何自存於世呢?幸巧他認識了蘇東坡這片“及時雨”。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蘇移居汝州。他在赴汝前,將“東坡”之田和“雪堂”居所交給潘大臨兄弟照管。東坡田園雖不廣袤,卻足以讓潘氏兄弟免於飢寒,潘大臨再也不用忍聽那些令人晦氣的索租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