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是漢朝時候的著名政策。獨尊儒術到今天，依舊是我們歷史課上的重點。然而，獨尊儒術的陰謀是什麼?在獨尊儒術的背後，又有誰從中作梗?還有一種觀點，獨尊儒術竟然是假的?!關於這些疑問，今天都會得到深刻的解答。
揭秘漢武帝獨尊儒術背後的陰謀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中國近現代儒學反思的基點。中國乃至世界理論界都把它當作一個千真萬確的學術信條，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學的著述中被廣泛徵引，近幾年中國理論界還對其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學術爭鳴。儘管爭鳴是百花齊放，但所有參加者都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間上作文章。應當指出，爭鳴對此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是有意義的，但他們都肯定漢武帝曾“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漢武帝從未採納過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更未真的有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際行動，有的只是“絀抑黃老，崇尚儒學”。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漢初的政治、經濟以及思想鬥爭的實際情況不符，也與漢武帝以後的整個中國思想史不合。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學術謊言，是個歷史笑話，是儒學反思過程中最美麗、最誘人、最神奇的充滿玫瑰色彩的肥皂泡。中國近現代儒學反思以此為基點，真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空中樓閣，難怪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至今，反思不出有價值的東西呢!下面筆者就想談談對這個問題的新看法，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史實不符
歷史上一直反覆宣傳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指的是從武帝元年開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幾次大的思想鬥爭或學術鬥爭。這一斗爭的全過程是怎樣呢?我們只要看一下當時司馬遷的《史記》和後來班固的《漢書·武帝紀》即可一目瞭然：
先看《漢書·武帝紀》：武帝元年，“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七月……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
對此，《史記》之《孝武本紀》明確記載道：武帝元年，“而上(指武帝——引者)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儒林列傳》補充說：“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韂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這裡有兩次大的思想鬥爭：一是罷“申商韓蘇張”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衛綰;二是“議立明堂”，其參加者有趙綰、王臧、申公、竇嬰、田蚡，反對者是竇太皇太后。第一次進行得較順利，第二次則遭受了慘重的失敗。王、趙被殺，申、竇、田免官。不過，經過這番較量，儒學反更深入人心了。
《漢書·武帝紀》又說：武帝五年，“置《五經》博士”;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竇太皇太后——引者)崩。”《史記·儒林列傳》載：“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漢書·儒林傳》所載與《史記》大致相同。
這次獨尊儒術大獲全勝，前提是崇信黃老的竇太皇太后崩，其中心人物是田蚡。
田蚡在學術上無作為，但確是武帝初期一個極有建樹的政治家。《史記·魏其、武安列傳》說：“武安侯田蚡者……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強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倖，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武安。”可見，田蚡是武帝初期的實權人物，也是儒者出身，一直是獨尊儒術活動的支持者和參加者，而且是最後完成人。
董仲舒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據《漢書·武帝紀》載：武帝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正是在這次詔賢良的對策中，他才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但遲于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沒參與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動。因此，不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是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後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田蚡和漢武帝“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時所延的一個所謂的儒者。他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不新鮮，不過是步田蚡後塵，鸚鵡學舌，沽名釣譽而已。
所以，說漢武帝“獨尊儒術”採納的是他的建議，這在歷史上毫無事實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