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2年，也就是唐代宗李豫即位那年的6月，在西域重要的中西陸路交通樞紐高昌城，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一男一女兩個8歲的孩童，被一輛賓士的牛車撞成重傷，引出了一場刑事附加民事的官司。
6月份的高昌城，驕陽似火，天氣悶熱。市民史拂8歲的兒子金兒和曹沒冒8歲的女兒想子，在商人張遊鶴的店鋪前玩耍時，被一輛拉土坯的牛車撞傷，兩個孩子腰部以下全部骨折，生命危在旦夕。
肇事人是“行客”靳嗔奴的“年工”，30歲的年輕男子康失芬。“行客”就是來高昌做生意的外地人，“年工”就是僱傭一年的長工。這個案件的卷宗是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古墓出土的文物中發現的。該卷宗提供的審判程式和處罰原則都比較完整，揭開了1200多年前那次車禍的事實真相，看到了唐代交通肇事處理的具體方法。
事情發生後，史拂和曹沒冒分別向官府提交了呈辭，陳述了孩子被牛車軋傷的經過，向官府提出了處理的要求，也就是把僱主靳嗔奴告上了法庭。史拂的呈辭這樣寫道：“男金兒8歲，在張遊鶴店門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將車碾損，腰已下骨並碎破，今見困重，恐性命不存，請處分。謹牒。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牒。”案件是一個叫“舒”的法官處理的。在案件調查中，舒先是詢問肇事人康失芬，康失芬說牛車是借來的，自己駕駛技術不過關，在牛奔跑的時候，自己“力所不逮”，以致釀成大禍。法官舒問康失芬有什麼打算時，康失芬表示“情願保辜，將醫藥看待。如不差身死，請求準法科斷”。態度還算可以。就是先請求保外為傷者治療，如果受傷的人不幸身亡，再按法律處罰自己。也就是流放三千里。
按照唐朝法律《唐律疏議》卷二十六之規定：“諸於城內街巷及人眾中，無故走車馬者笞五十，以故殺人者減鬥殺傷一等。”鬥殺傷就是故意殺人，最高刑是死刑，比它減一等，就是長流三千里。這是唐代五刑之一的流刑中的最高等級。一般還有附加刑——三年“居作”，就是三年佩戴枷鎖勞動。
從以上可以看出，我國古代對交通肇事的處理，是非常認真、非常嚴格的。也看出了當時的統治者，對交通肇事案件的重視程度。唐朝的牛車肇事與我們現在的飆車肇事、醉駕肇事比起來，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