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集合女性困境 張子楓演技蛻變

1905電影網專稿 導演殷若昕+編劇遊曉穎+主演張子楓，三位女性影人構成了《我的姐姐》的創作主體。影片也彷彿是近年來國產女性電影的集合體，一個看似偶然也是必然會出現的作品形態，集聚討論當下女性的諸多不易遭遇。

如《寶貝兒》，在一個議題設定下，讓主人公和觀眾都陷入兩難選擇；如《找到你》《送你上青雲》，直擊女性作為獨立社會個體要面臨的困境；如《嘉年華》《過春天》，觸發少女成長經歷的隱隱陣痛；如《柔情史》《春潮》《你好，李煥英》，在中國式的原生家庭語境裡，糾葛著血濃於水的親情羈絆。

《我的姐姐》又與它們不同，這是國內第一次有電影專門聚焦“姐姐”這個群體身份，為國內女性電影另闢蹊徑。

張子楓飾演的安然出生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裡，與父母有很深的隔閡，成年後父母又生了男孩，姐弟倆幾乎沒有感情聯絡。剛剛步入社會，成熟獨立的她有著更遠大的目標：離開家鄉，去北京讀研，過上新生活，此時卻遭遇父母意外離世。

面對年幼的弟弟，她該抗下“長姐如母”的重擔還是拋下一切，勇敢說不？這是一個姐姐要不要成為“扶弟魔”的問題。

在這場家庭敘事裡，籠罩著父權、生育遺留問題導致的陰影與恐懼，但當姐姐面對弟弟說出的“姐姐，我只有你了”，面對弟弟的哭鬧，面對弟弟的牽手與擁抱，還是一次又一次被攻破了堅硬的心房，電影也就這樣陷落在對於承擔親情責任與獨立女性追求自我的無奈撕扯裡，陷落在理智與情感、痛苦與溫暖的平行空間裡。

這是遊曉穎以《相愛相親》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後，與觀眾見面的第二部編劇作品，在劇作上與《相愛相親》有著近似的映象結構寫法。

《相愛相親》對比了姥姥-母親-女兒三代人不同面貌的愛情關係，《我的姐姐》對照起姐姐和姑媽兩個不同代際的“姐姐”形象：姑媽為弟弟付出所有，無私奉獻，被迫放棄去俄羅斯實現理想，作為姐姐，她選擇承受，而不是反抗。

而肖央飾演的舅舅宛如安然的另一個在場的“父親”，舅舅與親女兒的矛盾衝突也映照著安然與父親生前的關係。安然的家庭境況與男朋友的富裕家境，又側寫出中國社會內部的階級落差。安然作為產科護士，在醫院職場上也遭遇了不公對待的現象。

電影就是如此由內及外，由表外及裡地在多方位、多角度構建出“姐姐”，一個家庭與社會里的女性個體、一類被人倫道德裹挾、迷茫掙扎的女性群體的命運肖像。

影片原名叫《踢皮球》，一語多關，愛踢皮球的弟弟也像一顆皮球一樣，在各懷心事的成人年世界裡，被左右安排，被狠心又心軟的姐姐棄又養，養又棄。電影結束在姐弟跑出領養家庭，一同踢皮球的一組抒情化的蒙太奇鏡頭裡，皮球會踢向哪？正如姐弟倆的未來會去向哪？當影像照進現實，未完待續。

姑媽的“俄羅斯套娃”是另一處點睛全片的視覺母題，“長姐如母”的既定規訓如套娃般套層，代代相傳，套娃丟掉了底座，也指向套娃有了出口。姑媽說，其實套娃不一定要放在同一個套子裡，意思明瞭，她希望“姐姐”能離開束縛和枷鎖，有自己命運的出口。

這絕對是一部“哭片”，情緒洶湧，有許多親情互動的場面不停敲擊著觀者的心扉。姐姐在無意中第一次背起弟弟，在半夜偷偷撫摸弟弟的眉骨，或是在父親去世後聞了聞他皮衣的味道，這些細膩情節源於女性創作者的敏銳感知，溫柔又澎湃，豐滿了這個故事的真情實感。

這也是一部見證演技的電影。從《唐人街探案》令人顫慄的邪惡一笑，到這次身兼姐姐、護士、女友多重身份的大女主，張子楓的表演素質與銀幕角色的人格，越來越有縱深感和層次感。安然咄咄逼人的強勢個性，是張子楓以往角色沒有的面向，當安然在深夜面對父母遺像獨自緬懷啜泣時，張子楓演繹出的孤獨、內斂與傷悲，非常具有共情力。

在《送你一朵小紅花》就有亮眼表現的朱媛媛，再一次飾演中國母親、傳統婦女這類角色，怕浪費舔咖啡、用不同方式切西瓜、兩種節奏的擰毛巾，都是值得一提的細節好戲。

這道親情道德困境的選擇題與人物角色的組合，提供了別樣的創作設定與進入路徑，但電影呈現出來的結構仍存在肌理不清的問題：描寫姐弟情的片段瑣碎無章，敘事線條沒有形成脈絡幅度。弟弟說出的一些臺詞更像是編劇和導演想說的話，立場過強，主創的表達凌駕於一個年幼孩子在現實中的合理思維與行為邏輯。

姐姐最後有沒有成為“扶弟魔”，電影沒有提供明確答案，走向了一個相對平衡的模糊收尾——弟弟去了領養父母家，但姐姐不願簽下“永遠不再見他”的協議，兩人攜手離開。因此，故事越往後就越沉溺在原地，顯得糾纏不清，節奏拖沓，消耗了太多溫情，失去一開始的銳氣與鋒芒，對議題的表達輸出也越滿、越直白。

或許，更尖銳一點，更簡潔一點，更乾淨利落一點，這部電影會更上一層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