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爽憑什麼拿1.6億天價片酬？
鄭爽雖然已被“封殺”，但關於她的“瓜”卻一波比一波大。
4月26日，與鄭爽共同代孕了兩個孩子、正在和鄭爽打官司的張恆，為“自證清白”，在微博上爆料鄭爽偷稅漏稅，並艾特了“國家稅務局”。
張恆提供的和鄭爽、鄭爽之父鄭成華、鄭爽之母劉豔的聊天記錄顯示，鄭爽拍攝的《倩女幽魂》合同中，包含了4800萬片酬的“陽合同”，以及對某公司增資的1.12億元“陰合同”。此外，為少繳稅，劉豔還親授“避稅”方法。
如果爆料為真，那就相當於鄭爽憑一部《倩女幽魂》就拿了1.6億元的片酬，等同於一個月薪1萬的人1333年的工資總和。如果以鄭爽進組77天拍攝期計算，日薪則高達208萬元。
（鄭爽、張恆）
片酬之高，高於青天。
而值得注意的是，給鄭爽開出這樣片酬的影片出品方北京文化，並非什麼“土豪”。不久前，北京文化剛將手頭最後的籌碼《封神》系列電影25%的份額，以6億元價格轉讓出去，為的就是緩解自身巨大的資金壓力。
沒錢還開這樣高的片酬，是出品方“自虐”，還是演員真就值如此高價？
01、片酬翻倍增長
此前，中影、華誼、博納、星美、光線五大電影發行公司和院線發生了一次衝突。
電影發行公司要求自《一九四二》《一代宗師》《大上海》等即將上映的9部賀歲片起，提高與院線的票房分賬比例，由此前的43%，上漲至45%。而給出的理由之一，就是“演員片酬高，造成電影製作成本高”。
但院線並未退步，而是反唇相譏：“誰讓你們把演員的片酬抬那麼高？”
事實上，演員的片酬並非一開始就這麼高。按比例來說，2000-2001年，演員片酬佔總成本的比例大約只有20%-35%。但等到了2004-2005年，這一比例就攀升至了50%，後來愈演愈烈，有時甚至能到60%、70%。
換言之，如今一部成本1個億的專案，光演員片酬就可能佔到6000萬-7000萬元。
以《如懿傳》為例，該劇的投資成本據說共3億，不包括其他演員，僅主演霍建華、周迅兩人的薪酬就達上億級別。
（周迅、霍建華）
在《金陵十三釵》中，僅克里斯蒂安·貝爾一人的片酬，就高達1億人民幣，佔總投資成本的1/6。
這樣的薪酬，普通人連想都不敢想。
而從縱向來看，明星的片酬每年都在增長。
以“話題女王”楊冪為例，其2006年參演《神鵰俠侶》時，片酬還極少，拿的是“打包價”；到了2011年，楊冪因《宮鎖心玉》爆紅，片酬漲到一線價格，到了30萬/集；等2017年出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時，單集片酬為53萬；2018年上映的《談判官》，楊冪單集片酬達86萬元。
（楊冪）
而楊冪並非個例。《奮鬥2》的編劇石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曾表示，本來很希望沿用《奮鬥》的原班人馬，但礙於這些演員的身價在《奮鬥》後有了10倍的上漲，所以只能換角演出。
然而，並非所有國家的演員片酬都這麼高。
據說鄧超2015年加入《奔跑吧兄弟》時，單集收入為100萬元左右，而韓國的“國民MC”劉在石，《RunningMan》的單集收入僅6萬元。2015年，韓國演員洪秀兒出演綜藝節目《現場脫口秀Taxi》時曾坦言，自己在中國的收入是在韓國的3-4倍。
令人感慨的是，造成這樣大差距的原因，卻並非因為演員的演技，而是畸形的市場形態。
02、皆為利往
某種程度上，“明星”也是一種商品。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價值決定價格，供需影響價格，明星片酬是其價值的量化體現。
一款產品好不好，要看它的質量、使用者體驗和售後服務。那麼，對於“明星”這款產品，質量就是所謂的顏值、演技，使用者體驗則是其能否給使用者帶來某種身心上的愉悅感和滿足感，售後服務大機率要看這個明星具備的社會影響力。
按道理來說，一款好的“明星產品”，應該具備“德藝雙馨”的特點，並且這樣的明星，片酬應該最高。然而，事實卻比道理要複雜得多。
從供需關係來看，“需求”方是各大影院、電視臺、廣告商、觀眾……他們有的需要出圈的作品來為自己帶來票房收入，有的需要廣告收入，有的需要藉此賣貨，有的需要滿足自己的娛樂需求。
“供給”方則是“明星”，他們貢獻自己的顏值、演技、敬業精神、票房號召力、帶貨能力……而保質保量的“供給”，相對來說十分稀缺。
那麼，當一個市場中的需求較多，供給較少時，價格自然會被抬高。有影視圈的人就曾說過這一點，所謂的“高片酬”背後，折射的其實是國內優秀演員過少的尷尬局面。
另外，目前國內的影視市場處於一個不太成熟的階段，最為直觀的例子就是有些影片“叫好不叫座”，但有些影片“叫座不叫好”。
出於趨利避害的本能，一些投資方為了規避風險，配置多為“大IP+名導+名演”，其中的“名演”指的就是有票房號召力，或者自帶流量的明星。因此，很多投資方或者劇組在選演員的時候，不是看這個演員的角色適配度和演技，而是看這個演員背後的“流量”。
這樣“保險”的選角方式，對電影投資方來說，可以賣出高票房；對電視劇投資方來說，可以拿著有“名演”加盟的劇，跟電視臺、影片網站等要到一個高價的版權費用。
比如《涼生，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有鍾漢良、馬天宇、孫怡加盟，據說版權費用合計達到了11.8億元；《孤芳不自賞》有鍾漢良和自帶熱度的Angelababy參演，版權費用據說超過了6億。
而近年來粉絲經濟的火熱，更讓投資方加重了對“名演”的執著。
某種程度上，如果明星知名度足夠高，自帶流量，不僅能為票房做貢獻，就連宣發的費用都能給投資方省出來。
而粉絲的“愛屋及烏”，更是讓背後的廣告商、出品方等“金主爸爸”，愈發注重“名演”。這也間接抬高了明星片酬。
另外，在演員和出品方之間，通常還有經紀公司和經紀人，這些“中介”為了高額利潤，有時會刻意抬高明星片酬。
說到底，明星高片酬反映的是影視行業的浮躁、虛火，只要這種業態不改變，即便有“限薪令”，在“逐利”之下，片酬都很難降下來，或者以各種其他形式出現。
03、“高片酬”的後遺症
所謂的“各種其他形式”，就包括“陰陽合同”，即雙方簽訂兩份金額一大一小的合同，小的“陽合同”用於向主管機關備案登記納稅，大的“陰合同”則實際約定雙方交易價格。彼此之間秘而不宣，達到偷稅漏稅的目的。
另外，還有明星為了避稅，會在稅收優惠地區註冊公司，比如被稱為“中國電影產品的集散地”的新疆霍爾果斯，就是因為該地區企業所得稅“5免5減半”的政策。
除了明星為了避稅煞費苦心之外，為了請明星演出的影視公司，也是“低聲下氣”，跟明星籤合同時，金額多以“稅後收入”為體現。
影視公司對“名演”的“忍讓”，一方面換來了一些“底氣”——影片在收益數字上大機率不會撲街，另一方面，卻也間接降低了影視劇的製作質量。
（橫店明清宮苑影視基地）
以電影為例，一部電影的主要成本包括主演、配角、群演等的演員片酬，導演、編劇、化妝師等工作人員的薪酬，後期剪輯、配音等的製作費用，攝影、道具、服裝等器材費用，外景交通生活費用等。
通常情況下，一部電影的成本會在籌拍之前核算出來，以便和資方洽談。也就是說，每一部分的預算基本是固定的。
而一般導演、演員拿錢在先，服化道、後期製作費用在後。如果一個電影專案為了拿下一個明星而多支付了片酬，在投資方不追加投資的前提下，壓縮的一定是服化道、後期製作的費用。
比如說編劇，一部好的影視作品，劇情是靈魂。但是作為“靈魂工程師”的編劇們，待遇卻較低。據瞭解，一部原創作品買斷版權在2018年時最低在20萬左右，一線編劇的約稿費用在10萬-100萬。
而大多小編劇只能拿幾萬的勞務費用，並且連署名的資格都沒有，其部分酬勞甚至會被扣留至電影開拍。
儘管編劇的文字和明星表演一樣，都屬於無形的產品，但待遇可謂是天差地別。而這樣的待遇，也致使我國優秀的編劇少之又少。
另外，因為後期製作經費不足，影視劇經常被吐槽“塑膠道具”“五毛錢特效”，粗製濫造下，電影行業也很難良性發展。
早在此前央視做過的“明星片酬對中國影視業影響”的專題報道中，導演陸川、吳思遠就曾發表過類似看法，認為高片酬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大量製作費被佔用從而降低製作質量，“這十分可怕”。
（陸川）
長此以往，一些中小成本的電影因為缺乏資金被“流掉”；因過於照顧“名演”行程，很多專案趕進度，甚至全靠後期P圖；還有的當“數字演員”，用“123”代替臺詞；真正優秀肯吃苦的演員難以出頭……
不合實際的“天價片酬”，已經成為了影視行業的“跗骨之蛆”。如果代表著精神文明建設的影視行業，一味追求“造星”，劣幣驅逐良幣，影視劇產業將永遠帶著枷鎖前行。
參考資料：
《明星片酬對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影響研究》，楊竣淇
《明星高片酬的經濟學分析——從要素分配和壟斷的角度》，劉焱
《電視劇演員片酬高漲現象解析》，張輝鋒，馬悅舒
（作者丨華宇，編輯丨韓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