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傳21年，徐崢這片後勁太大了
傳說中的北影最強畢設，時隔21年終於得以在B站一睹真容，真是百聞不如一見。年輕的照相館老闆胡天要籌一筆錢給母親治病，走投無路下將撿到的鉅款佔為己有，在幫母親治病後，走上了逃亡的道路……
疫情襲來，影業沉寂至今。
線上播放，成了折中辦法。
影院有氣氛，有場景。
線上則是一個人對著一臺電腦，更不好糊弄。
《囧媽》後半段玩脫了，觀眾噓聲一片。
《倩女幽魂?人間情》造勢兇猛，明明是為了自己，卻成了新觀眾認識1987 版的最好藥引。
什麼電影值得獨自觀看？說實話，看不懂的才得勁兒。
因為看不懂，所以才要將進度條把握在手中，多次回放，多遍咀嚼。
最近，就有這麼一部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導演程耳的畢業作品，號稱“北京電影學院最強畢業作品”，正好下飯——
《犯罪分子》
《犯罪分子》劇照
01
電影開頭，胡天一張大臉懟在鏡頭上，對著你念“拔蘿蔔”繞口令。
淺色高領毛衣、深灰毛氈外套，鬍鬚還未處理乾淨，下眼瞼也是紅紅的，淚溝明顯。
徐崢那張眉頭微皺的臉，年輕又粗糙。
生、冷、孤獨得像一頭野獸，一塊切好了的生肉。
他在哪兒？
是什麼人？
電影沒有直說，只是將鏡頭掃過熙熙攘攘的大街，接著對準了另一張面孔。
一位眉清目秀的小哥，雙手交疊，緊盯著正前方看，專注，面無表情。
他是胡天的弟弟，胡地。
電視裡的性符號明顯。
女人的手指在腿上跳動，接著是赤裸的小腿，赤裸的胳膊。
在那些肉感十足的大腿和胳膊之間，穿插著小號、豎琴等樂器畫面。
這兩個人，一個將幻想集中在了向內默唸繞口令上，一個將注意力放在向外的感官刺激上，看上去完全與彼此劃清了界限。
不過，電影意圖並不在於塑造芸芸眾生的私人感官世界。
下一秒，鏡頭一轉，背景聲音響起來，現實世界如洪水猛獸般闖了進來。
節目被新聞粗暴打斷，新聞裡出現了明確的時間點：今天早上10:05；以及明確的地點：田林賓館。
時間、空間，可謂現實生活最隱秘的標記之一，它若有似無，卻又無處不在。
無論如何，你都不可避免要抬頭看看錶，看看自己在什麼地方，才好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被新聞打亂了節奏之後，小哥就站了起來，關掉煤氣灶上跳躍的火。
如果新聞的闖入代表了現實的迴歸，那麼跳躍的火，就像吹響了某種號角，拉緊了現實的節奏，重新規劃了遊戲的規則。
02
新的遊戲規則很簡單。
胡天、胡地兩兄弟的母親住院了，上一次手術的效果不理想，需要再做一次手術。
動手術，需要錢。
但籌款期限只有兩天，最多不過三天。
哥哥胡天在柯達照相館當店主，生意不好。多數時候，他都在一個人垂頭寫寫畫畫。
外頭有事了，拔起腿來，說走就走。
弟弟胡地還在上學，幾乎每天夜裡，他都在臺燈下寫著作業。
白天裡，他就去上學。上下學的路上被小混混教訓了，還讓哥哥幫忙出頭。
聽上去，是不是有點無聊？
實際上，兄弟倆的日子也的確很無聊。
胡天有個女友，不過兩人掰了，女友帶著所有的積蓄離開了。
胡天想她時，就把她的相片抱在懷裡睡覺。
天天抱著照片望梅解渴也不是辦法。
有需要時，胡天就坐在電話旁邊，挨個兒給認識的女伴打電話。
電影開頭，弟弟在家看片，其實就是對家的功能性退化的暗示。
由於父親缺失，母親久病不愈，家的意象從溫暖之所在漸漸退化成了一夜情的落腳之地。
撥通十個號碼，總有一個會來，這時候他就催著弟弟，早點休息，或者去別的屋寫作業。
兄弟倆每天是靠鬧鐘叫醒。
早上7點半，鬧鐘一響，兩人就開啟程式化的穿衣起床。
鬧鐘響起的早上7點半是一天中時間最具體有型的時刻，意味著起床、穿衣，標誌著一天生活的開始。
這個概念已經在兄弟倆內心紮下了根，條件反射地去執行，已經習慣成自然了。
同時習慣成自然的，還有去醫院裡看望母親這個過程。
看望母親之前，弟弟會先燉一鍋飯，燉好了就去柯達店找哥哥。
電影的前半段，時間滴滴答答，空間只限於家、店以及醫院。
家和店的氣氛是無聊的，醫院也不能免俗。
母親病了多久，從兄弟倆應對的方式就能看出來。
飯送到之後，弟弟去了陽臺，哥哥坐在椅子上陪母親聊天。
聊得太淺是輕佻，聊得太深是負擔，所以沒說幾句話，胡天就催著母親吃飯了。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程式化的生活像是把這一家人都封印了起來。
胡天的柯達店生意不好，他是否想要另找一個工作？
弟弟天天寫作業，他成績如何？想考哪一所大學？
還有最重要的，醫生說，母親還需要一場手術，上一次不行，再做一次就能萬事大吉了？
這些線索是一丁點兒都沒有。
電影裡的人，只是做著某個年齡階段該做的事而已。
上班、上學、生病，像是一種苦役，一直進行著，無窮無盡，沒有任何變化也沒有好壞之分。
03
電影全長31分鐘，前15分鐘全部用來鋪墊，拉拉雜雜說了一大堆日常。
若不是名字叫做《犯罪分子》，你可能根本不會朝犯罪上面去想。
遊戲開始了。
籌錢的責任落在了哥哥胡天身上，犯罪的機會也順理成章落在他頭上。
這兩三天來，胡天打遍了電話借錢，毫無著落。
醫院規定好交錢的當天早上，機會來了，胡天和朋友約好在田林賓館大堂見面。
結果朋友爽約，機會又沒了。
但意料之外，其他顧客留下了一個大皮箱子就在胡天腳下擱著。
胡天在大堂裡掙扎了許久，剛起身要走，卻被服務員叫住了。
胡天要去哪兒？
離開賓館，還是真的要去廁所裡小解？
服務員招呼他之前，他或許要離開的。
服務員招呼他之後，那一聲“您的皮箱”實在太具誘惑力了。
從廁所裡出來之後，他像換了一個人，手指靈活地拍打著膝蓋。
快節奏的繞口令再沒離過口：“小黃狗叫小花貓來幫他拔蘿蔔，老頭子老太婆小孫女，小黃狗小花貓一起拔蘿蔔……”
錢來了，整箱子的錢從天而降。
電影裡，胡天的臉是從來都沒有笑容的。
唯一的一次釋放是他被全城通報，在醫院逃過了警察的追捕，獨自走在逃亡的路上。
他步履輕快，臉上是無法抑制的竊喜。
那輕快喜悅的腳步，還配著一段獨白：
“我知道自己做錯了一件事，我以前也不是什麼好人，但我會改。”
這段獨白，被徐崢說得特別俏皮，特別踏實，彷彿走在人生的新路上。
拿了別人的錢，全城電視通報通緝，警察到處追著跑，就這麼爽快嗎？
04
可以說，那個陰差陽錯拿到錢的上午把胡天的生活劈成了兩半。
前半段是死水一潭，後半段讓每個人都活了起來。
有了錢，母親的手術提上了日程。
有了錢，弟弟也從新聞上知道哥哥成了通緝犯。
哥哥一去不返的頭天晚上他哭了。
他告訴哥哥，看新聞的時候認出了他，哥哥還回嘴說被親兄弟認出來不算。
親兄弟不能算，那醫生算不算？
所有人都知道胡天拿了錢，但他們的反應卻像是維護一個末路英雄。
親弟弟年紀小，眼看就要失去哥哥了，涉及切身利益，拼命維護也情有可原。
天天催著交錢的醫生也加入其中，先是讓他不要慌，後來乾脆幫他把包從視窗扔下。
約會物件的小張更是決絕。
她聽到胡天打算走人那天就哭得泣不成聲。
警察來柯達店問話那天，街頭賣報的小販捅破了胡天的去處，她是如何反應的？
她一腳踢翻了小販的攤子。
05
學生電影不需要經過審查，這對年輕導演和演員而言，本身就是一種誘惑，天馬行空的自由浪漫大概是無法避免的。
可就拿《犯罪分子》本身來說，天馬行空的英雄主義式爛漫其實早早就埋了伏筆，武俠感自始至終都在。
弟弟被欺負後，哥哥和弟弟走過街道，起風掃落葉，那蕭瑟的質感，是不是像極了方世玉矇住眼睛殺出一條血路的場景？
收拾混混，胡天出拳極快，幾步之內就把人置於下風，一看就像練過拳法的人，不是嗎？
拿錢那個上午，胡天出了賓館，大踏步地走著，穿過一條又一條小巷，古典音樂聲聲作響，宛若他期待又生怕落空的心情。
那扭動的身段，那疾如風的街角轉頭，彷彿剛從劫富濟貧的路上凱旋。
一個人從生不如死到活蹦亂跳，究竟需要怎樣的刺激？
導演程耳給胡天選了條不歸路，也正因如此，逃亡剛開始電影就結束了，符合了大多數人對“罪犯”終將走投無路的想象。
與其說這是整部電影的開放性結局，它更像東窗事發那一天的結語。
未來還在幾個小時開外，過去早已消亡，快步走在路上的胡天終於進入了另一個空間。
這裡不是逃不開的家，不是生意落寞的柯達店，更不是動不動就要交錢的醫院。
這是一個無比真實的虛空，是一個有型的夾縫。
喜從中來，難道不是為了慶祝這一刻嗎？
電影裡有個場景。
報攤小販被人欺負，一把火燒了報紙。
胡天轉身進店，拿了相機，記錄下了報紙的燃燒。
火，熾烈灼熱又短暫的存在，胡天按下快門那一刻正好是它燃得最烈的時候。
電影中的1999年，世紀末的一年，被胡天的膠片相片證明了清白的小販，面對警察——一個比他高大，比他擁有更多生存空間的群體，他順口就把胡天告發了。
電影裡，胡天的輝煌只閃耀在這短暫的一瞬， 如果不緊緊抓住，生活將如一潭死水，一眼望去皆是黑暗。
這就是胡天，以及電影裡所有市井年輕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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