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歷史真相：中國歷史上千古不變的九大定律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紂王即位不久，命人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賢臣萁子說，“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糧，只能與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錦繡，乘華車，住高樓。國內滿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異寶。我不禁為他擔心。”

　　果然，紂王“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益收狗馬器物，充仞宮室。……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而諸侯叛，亡其國，自身“赴火而死”。

　　為什麼事態會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發展下去?

　　很小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知道了普希金的偉大，因為我們都很喜歡他的那個《漁夫與金魚的故事》。那個醜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過想要一個新木盆。第一個願望被滿足之後，第二個願望接踵而來。一個接一個，胃口越來越大。最後的結果，仍舊只有一隻舊木盆。

　　世人的貪慾，不都是這樣?得寸進尺，得隴望蜀。沒有止境的。 君王的貪慾，更為可怕，因為他擁有無限的權力，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詩》雲，“商鑑不遠，在夏後之世。”

　　這裡所說的商鑑，究竟要我們鑑什麼?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雙筷子或一隻木盆。只是大壩一旦決了口，洪水便會一瀉而下。看一看那些貪官，只要收了第一筆賄金，以後的事便不由他了。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麼薄弱。一旦坐上權力的交椅，有幾個人能拒絕這第一次?

　　其二，整個過程是“進行性”的。

　　“進行性”一詞是我從醫學書中借用來的。像癌症，就是進行性的。不斷地發展，不會中止，也不會逆轉，一直進行下去。殷紂王身邊，雖有比干和萁子這樣的賢臣，卻無法勸阻他。依靠臣下的勸阻來制約至高的皇權，其有效性顯然不足。所以，事態的發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傳，荘公十一年》：“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這裡的“忽”字，意為迅速，突然。 洪水潰堤，轉瞬之間，一瀉千里。

　　李自成打進北京，一生事業達到巔峰。由巔峰而至於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轉瞬之間。殷紂王之後，兩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陳勝、王莽、陳後主、隋煬帝、黃巢、朱溫、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蔣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紂王，這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國之君，他給後人留下了什麼? 留下了兩個字，“殷鑑”。

　　無法節制的權力無限膨脹的貪慾=殷鑑不遠。黃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窯洞中向毛澤東提起“其亡也忽焉”這樣的歷史規律，因此，有人將這個定律稱為“黃炎培窯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踐，為報仇雪恨，臥薪嚐膽，精神非凡。但他的個人品質卻非常糟糕。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幫他籌劃大計的兩個功臣，成就大業之後，一個被殺，一個逃跑。

　　殺文種的時候，勾踐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你那裡還有四種，把它帶到先王那裡去吧。”

　　有七種方法滅吳，應當很有智慧，卻遭了勾踐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規勸文種，“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范蠡之智，顯然高過文種，終能免於一死。兔死狗烹這樣的事，歷史上不斷地重演。

　　能夠吟誦《大風歌》的漢高祖，也是小雞肚腸。依賴韓信的軍事天才，奪得天下。原說是與韓信“共天下”的，後來非但不“共”，還要了韓信的命。倒是張良聰明絕頂，託言辟穀，躲到深山裡去。劉邦一死，張良的辟穀秀也就謝了幕，照舊吃飯。說到殺功臣，狠毒莫過於朱元璋。當年幫他打天下，戰將如林。後來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將領去帶兵。幸好不是北邊的蒙古人打過來，否則朱姓的江山，傳到第二代也就敗了。

　　趙匡胤說，“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得了天下，卻又睡不著覺，夜夜失眠，竟為何事?天下洶洶，想要南面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當年“黃袍加身，”不也是個野心家?如此說來，野心家就睡在我們的身邊。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覺，搞得神經衰弱，以為真是狼來了，於是起了殺心。這是一種思維定勢，世人無論是誰，只要坐(搶)到這個位置上，總會不由自已這樣去想。原本搶來的東西，難保不被別個搶去。所以，歷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斷重演，是完全符合邏輯的。

　　文革時期，我是一個逍遙派，一個觀棋不語的看客。看來看去，看得多了，心裡就非常佩服范蠡這個人。那些造反派，開始時受壓，可憐兮兮的。後來得勢，內部就分為許多派別，彼此爭鬥不休。幾乎沒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壓力消除，內部立刻就分化。

　　人為什麼會是這樣，患難易共，富貴難同?

　　現在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幾個人合夥共同創業。開始的時候，兢兢業業，在艱苦環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齊心協力。一旦家大業大，有了豐厚的利潤，就會生出異心。彼此猜忌、齟齬，終至於分道揚鑣。難道人的天性就是這樣?

　　後人把范蠡的這個定律表述為，“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自古患難易共，富貴難同。”

　　第三定律——包圍定律

　　諸葛亮說親賢臣，遠小人，但小人卻更善於“包圍”。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論及天下興亡之道，“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佞臣和小人，雖為人所不齒，但他們在中國歷史上卻佔有重要地位。皇朝的滅亡，國家的劫難，往往與他們有關。《史記》中有《佞辛傳》，《漢書》中有《佞傳》，《新唐書》及其以後的《宋史》、《元史》《遼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臣傳》。

　　佞臣在歷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 “指鹿為馬”的趙高，“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禍國“六賊”童貫、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檜，兩面三刀的嚴嵩，無法一一列舉。若能把他們聚集攏來，可以排列成大軍，浩浩蕩蕩。只不過，這隻大軍不能用來上陣殺敵，他們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圍”。

　　魯迅先生說，凡是“猛人”，“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洩不透。”結果，“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 這就是包圍定律。包圍者不僅有佞臣小人，還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白骨精。

　　雖說“女色亡國”論是不對的，但壞女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卻不容忽視。將一塊磁鐵投入沙堆中，磁鐵表面便會粘上些許鐵屑，磁鐵吸引鐵屑，是因為存在磁場。圍繞著權力，也有一個看不見的權“場”。各種意有所圖的人都會在“權場”中向著權力中心作定向移動。於是就有了“包圍”。包圍是客觀存在的，在我們中國，有權力就一定有包圍。

　　權力越大，包圍就越厚。

　　一個皇帝周圍，有三宮六院，無數的宮女(唐朝後宮宮女最多時可達數萬人)，無數的太監，無數的虎賁勇士，還有皇親國戚，文臣武將。千軍萬馬，銅牆鐵壁，把一個“寡人”包圍在當中。寡人心裡高興，就要走出去巡視。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間地頭，也得不到真實。因為“下面”的人熟諳矇騙之術。一切場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歡喜。

　　魯迅先生認為，“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圍新論》，講述“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我那時就很悲觀，魯迅也如范蠡一樣，是中國最聰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後來聽說瑞典首相出門不帶警衛，上班乘公交車。心想，答案就在這裡了，包圍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敵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題為“敵戒”的短文，其思維邏輯與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轉錄如下：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範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慧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愈。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從來人們都把敵人看作是禍害，無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獨柳公認為，有敵人是好事。 毛澤東對這篇短文推崇備至。

　　毛澤東一生，空前絕後，以他的眼光，審視歷史，何以對這篇短文情有獨鍾?

　　古人治國，由大亂到大治。毛澤東治國則反其道而行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把整個中國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熱。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是否與《敵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種契合?

　　千年大樹，其裡皆空。我們這個老大帝國，歷經幾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較中國的歷史與西方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歐洲大陸，自羅馬帝國以後，列國爭雄，就像我們的春秋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總有打不完的戰爭。一個國家，要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必須勵精圖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競爭。西方的政治、哲學，市場經濟，都強調競爭。在他們的電影、遊戲中，充斥著激烈的爭鬥場面。

　　我國的歷史與歐洲完全不同，自秦統一以後的兩千年，幾乎一直是一國獨大的局面，周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與經濟實力可以與這個中央帝國“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沒有強大的敵人，失去了外部的壓力，內部自然就腐化。未聞邊塞號角，但見歌舞昇平。自秦以後，皇朝的歷史，一代不如一代，整個社會的精神處於退化之中。

　　正是這種歷史環境長期地作用，使中國人鴆於安樂，不思進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把他造成鞭炮，用於喜慶娛樂之中。西方人卻把他造成武器，使人類的戰爭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

　　沒有了競爭的壓力，也就失去了不斷創新進步的動力。

　　當今世界，美國人橫行天下。是三次大戰(兩次熱戰一次冷戰)造就了美國人之“橫”。中國人講究“中庸”，講究“和為貴”，這是我們的哲學，我們的傳統。熱愛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條件是不會有別個打進來，亡了國。

　　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戰分子，對於階級鬥爭那一套更是深惡痛絕。但我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我們中華民族要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們千年之惰性，振奮民族精神，從容面對當今世界的挑戰和競爭。

　　梁啟超鼓吹《少年中國說》，“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

　　霹靂之聲，撼人心魄。

　　第五定律——朋黨定律

　　唐穆宗時期，以李德裕為首計程車族出身官員結成一派，以李宗閔、牛僧孺為首的科舉出身官員結成一派，兩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訐、傾軋達四十年，史稱牛李“朋黨之爭”。

　　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黨(派)爭”持續不斷。

　　西漢有外戚、宦官作祟，東漢有清議黨錮，魏晉南北朝有士族門閥，唐有劉李黨爭，宋有“元祐黨人碑”，明有東林黨、宣黨、崑黨，清有帝黨、後黨，國民黨內有黃埔系、cc系、政學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黨、幫派，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現象。朋黨現象，有其社會根源。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他是一個宗法社會。

　　一部《紅樓夢》，其隱含的意義，不是什麼反封建。《紅樓夢》用一個悽絕動人的愛情故事，向我們展示了古代宗法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其執行特點。榮寧二府，是一個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樹，有主幹和旁枝。“親不間疏，後不僭先。”有規有矩。賈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結為勢力。更有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彼此迴護。構成一個複雜的體系，盤根錯節。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脈絡，才算真正讀懂了《紅樓夢》。

　　中國宗法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盤根錯節。

　　一個人立於社會，並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關係，親戚關係、鄉黨關係、同學關係、師生(徒)關係、戰友關係、同事關係、朋友關係、幫會關係、同志(道)關係等等。這些關係構成了一個人的社會資源。聰明的人，運作得好，前途無量。無論處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都能見到中國人在忙著拉幫結派。像一個個勤奮的蜘蛛，編織著屬於自己的網路。網路越大、越結實，捕獲就越多。

　　現在說打貪官，須先搞清楚，貪官後面的保護傘有多大，前後左右鐵桿關係有多硬。否則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個馬蜂窩。

　　對於中國的朋黨現象，自古以來就有兩種不同的觀點，褒貶不一。持否定觀點的人認為，“結黨營私”。宋朝歐陽修卻認為，“小人無朋(黨)，惟君子則有之。”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由於社會和歷史的原因，中國人常常結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許多人對此十分忌諱，刻意迴避，諱莫如深。其實大可不必。像毛澤東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公開承認，“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倒是日本人比我們痛快，他們的政黨內部就分為不同的派別，公開活動，堂而皇之。這是日本國內政治的一大特點。

　　第六定律——黃宗羲定律

　　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先生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內容是關於“帝國千年以來”透過“並稅式改革”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歷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透過“並稅”的方式減輕農民負擔。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農民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倒愈益加重。黃宗羲稱為“積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來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家，詩文寫得極好，富有智慧，怎麼也會犯一些不斷被重複的簡單的錯誤?中國的農民對此有他們自己的解釋。在農村普遍流傳著一種說法，“上面的經是真經，都是下面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經念歪?

　　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會念經;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經念歪。我以為後一種情形居多。吳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書中提到明朝官員的薪俸太低，其各項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過俸祿的收入。吳先生認為，與其他各個朝代相比，明朝官員的俸祿是最低的。明朝官員俸祿雖低，尚有俸可領，而在王莽時期，官員們從朝廷中領不到錢，俸祿為零。

　　讀史讀到這裡，覺得十分有趣。不給官員發薪，難道讓他們去喝西北風?自古有喝西北風的老百姓，未見有喝西北風的官員。結果是王莽時期的官員卻因零俸祿政策而大發其財。既然朝廷不給發薪，他們只好自行解決，正好有了藉口，可以理直氣壯，大肆搜刮。在我們推行各項改革措施時，經常碰到的一種情形是，“兩頭熱，中間涼。”中間熱不起來，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認為，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每個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這種“自我儲存”(Selfpreservation)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基本動力。

　　Selfpreservation，一個很好的詞，每個人都會Selfpreservation。我以為，既然每個人都會elfpreservation，官員們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自然的，無可非議。為甚麼和尚要把經念歪?為甚麼中間熱不起來?皆因為中間的官員們認為改革不利於他們的Selfpreservation。要Selfpreservation的官員去為供養他們的農民減輕負擔，這是一個典型的邏輯悖論。在這個悖論中，最關鍵的是農民和官員之間的供養關係，假如去掉這種關係，悖論就不能成立。或者，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由中央財政給官員們以補償，兩方都不吃虧，“中間”也就沒有道理再涼下去。

　　王安石的變法，十分縝密，像“青苗法”之類，仔細閱讀其內容，確實為農民考慮得十分周全。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樣的殫精竭慮，最後卻惹得民怨沸騰。是各級官員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腳，搗了鬼，把一件好事攪成一塌糊塗。吳思先生所說的“潛規則”，正是官員胥吏們的搗鬼之術。

　　官員們搗鬼有術，他們不僅有“潛規則”，有時更是肆無忌憚，毫無規則，隨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說， “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 這裡說的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和尚要吃飯，一個是和尚會打傘，兩者之間有一定的聯絡。和尚要吃飯是正常的，也是正當的，不給他們吃飯，或吃不到好飯，他們就會去“打傘”。

　　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成功的不多。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執行難”。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層官員手裡，常常會走了樣。批評者常常把矛頭指向中下層官員。我以為雖然是中間環節出了問題，根源卻在上面。表面上是一個“執行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

　　設計一個好的政策(比如說“青苗法”)，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路線圖”。在這個“路線圖”中，必須把“和尚要吃飯問題”與“和尚會打傘問題”列入日程。不考慮並重視“和尚”問題，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樓閣。或者我們說，一個好的設計師，要想把他設計的好政策付諸實施，順利推行，必須首先把“和尚” 安頓好，否則，“黃宗羲定律”就會不斷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斬定律

　　1856—1860年，太平軍兩次打破圍困天京的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取得大捷。有人說，雖然打了勝仗，但客觀上卻幫了清廷的忙。何以這樣說?駐守江南、江北大營的是清廷“精銳”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綠營兵“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八旗兵則更為腐敗無能。兩營潰敗，湘軍成為清廷主力，形勢急轉直下。

　　當年八旗兵入關，真是“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這隻兇猛的老虎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如此熊樣?富貴人家，總是難以持久，是中國歷史的規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個有本事的君子，得了個好位子，掙了一大份家業，想把他千秋萬代的傳下去。

　　但“五世而斬”，君子的夢想終會被殘酷的現實所擊碎。老百姓的說法，更加令人掃興。他們說，“富不過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貧與富，是在不斷地轉換。也許這是一種自然的調節，自然的公正。為什麼富者不能恆富?富貴人家之所以會出敗家子，我以為原因有四：

　　一曰 “驕”。 八旗兵入關，滿人成為統治階級，擁有特權。八旗子弟一不務農，二不做工，對漢人有強烈的優越感。 由“驕” 而“橫”，一些貴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權，在社會上橫行霸道，欺男霸女。紅樓夢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搶了丫頭，揚長而去。古代法律，不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兵入關，大肆擄掠。許多人在戰爭中聚斂了大量的財富。西方人擁有了財富，會把他變為資本，不斷增值。我們中國的富人比較缺少這種進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貴，有一種暴發戶心態，喜歡彼此攀比，講排場，一擲千金。像“石崇與王愷爭豪”這樣的事，是一種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於錦繡叢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們的攀比和揮霍，更是青出於藍。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誡我們，“富貴不能淫。”此處“淫”字之義，乃是迷惑與放縱。之所以有這樣的告誡，是因為富貴能迷惑人，使人放縱。通常我們說，飽暖思淫慾。或者像現在人們所說的，男人有錢就學壞。有錢會使人們產生更多的慾望。外部世界又充滿了各種誘惑。內部的慾望碰到外部的誘惑，兩者一拍就合。已經成熟的男人尚且無法抵禦社會上的各種誘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 “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這句話流傳很廣。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幫我們進入好大學，幫我們安排好工作，幫我們步入上流社會，過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們失去了艱苦奮鬥的精神。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麗的象牙塔便會轟然倒地。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繼父業，已成為一個問題。解決富家子弟問題，我們的學者開出藥方來是四個字，“加強教育”。像美國人，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據說他們那邊百萬富翁的孩子也會利用假期去打工掙錢。

　　一些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麼教育問題，他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正是那樣的社會，那樣的傳統，生出那樣的孽障。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是一個社會問題。有晉人撰文說，某晉商家業興盛達兩百年，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定律。家業延續兩百年，確實了不起。但兩百年後又如何?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權大欺主定律

　　這個題目是我從一本題為《蔣黨》的書中看來的。書中說，清末權臣袁世凱，為大清帝國送了終，人稱“權大欺主”。蔣介石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其“御下之術”是，暗中支援和挑唆各個派別和山頭(黃埔系、 cc系、政學系)相爭，各派彼此爭鬥、鉗制，需從蔣那裡尋求支援，於是蔣超越各派之上成為無法撼動的最高領袖，云云。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有一個難解的結始終困擾著歷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權大欺主”。歷史上“權大欺主”的事屢見不鮮。楚成王兒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殺;吳國公子光派專諸刺殺王僚;西漢末有王莽篡漢;晉有“八王之亂”;三國時期有曹操、司馬昭擅權;隋有楊廣弒父殺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宋有趙匡胤“黃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難”之變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著兩種大搏弈。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皇儲(太子)之間，另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權臣之間。皇帝和皇儲，親生骨肉，也會為了權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內，卻會上演父(母)殺子，子弒父，或兄弟相殘的慘劇。皇帝和權臣間更有說不盡的恩怨。

　　“君臣一日百戰”，君權和相權較力，外戚或宦官擅權，朝堂和皇宮從來都是權術和陰謀的演練場。皇儲和權臣是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人物。說他們危險是因為他們存在的本身就是對君王權力的威脅，他們自身也因此時刻處於危險之中。這種危險狀況有時會演變成危機，甚至發生大的動亂。如何防止“權大欺主”是中國古代政治學最大的課題之一。

　　我的專業是《園藝學》。我們有一個名詞叫頂端優勢。當一棵大樹中心幹上的分枝高過中心干時，其生長勢會強於中心幹，最終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為“生長勢”的對比發生了變化，終於成為“強枝弱幹”。在帝國的朝堂上，當帝王與臣下“權勢”的對比發生變化時，也會有“取而代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一樣，對優勢地位的競爭無時不有，無處不在。

　　項羽見到秦始皇出遊的儀仗時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則說，“大丈夫當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羨慕的應當不止是這兩人。人們常說，“打江山，坐江山。”何謂“坐”? “坐”就是享用。把一個大餅送給一個飢腸轆轆的窮漢，窮漢會“享用”賜給他的美食。一個皇帝，他所“享用”的並非一個大餅，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個國家。無數美女，多少美麗與溫柔，還有各種奇珍異寶，山珍海味。這樣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羨慕?

　　現時的人把權力叫做“公共權力”，認為“主權在民”，古代人的觀念則完全不同，他們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眾生只不過是一群馴順的綿羊，皇帝和官吏執長鞭鞭笞天下，他們是牧羊人。一切權力歸於統治者，是統治者的私有物。正是這種權力私有的特性，導致了無休止的爭奪。象是一個金蘋果，被眾人搶來搶去。“高才捷足”者從血泊中搶到它，然後“坐天下”，享用整個國家。

　　西方資本主義也有爭奪，他們爭奪的是金錢，物慾橫流，我們稱之為“拜金主義”。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人更看重權力。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我將其稱為“拜權主義”。

　　人們常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慾望，難道僅僅只有食慾和性慾?我感受到人世間還有一種慾望，超越食慾和性慾。那樣的飢渴，那樣的迫不及待，那樣的不顧一切，那樣的不知羞恥，那樣的不擇手段，那樣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為了權力，這就是“權欲”。人世間居然會有這種東西，如此強烈，令我驚奇，古代權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拜權主義”，兩者疊加，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連續劇。

　　還有一種原因導致“權大欺主”，有人將其稱為“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左傳》雲“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這句話，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其主要特徵是“一級壓一級”，形成一種壓力—穩定結構。整個系統的穩定，取決於壓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壓力越大，權越重。根據韓非子的學說，處於這種壓力結構最上端的君王，必須具有一種強大的“勢”(以勢壓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勢”，整個壓力系統就會崩潰。

　　一般開國的君王，熟諳權術，具有鐵腕，擁有某種強“勢”，下面的人攝於其“勢”而不敢有非分之想。這種鐵腕和強“勢”，在其後人那裡卻難以為繼，甚至出現像晉惠王這樣昏聵的白痴，或像溥儀這樣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強“勢”蕩然無存，於是出現“強枝弱幹”，“權大欺主”，“取而代之”。

　　“權大欺主”是封建社會始終沒有解開的一道難題。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變成了“毛”。

　　“毛”是個什麼東西，有一股腥羶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麼會是“毛”?秦之前，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他們負笈而行，周遊列國，天馬行空，十分浪漫。那時的人，他們“笈”中裝著的那份精彩只屬於他們自己，獨一無二。他們揹負著它，走遍世界。他們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說服全世界。他們的思想像凌空而過的天馬，高遠而神奇。

　　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噴湧而出。清泉彙集之處，是大海，激盪澎湃。秦以後的文人，他們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人思想的片斷。文人們沒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乾涸了。天馬沒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隨風抖動的“毛”。

　　文革時期，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寫一篇真正具有“獨立見解”，與別人觀點完全不同的大塊頭文章。我問他，“林彪說，我們這麼大的國家，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這是什麼意思?這是說，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統一，最後只能有一個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你現在不講統一，反倒要獨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如果說你寫文章是要闡釋某人的思想，那叫什麼獨立見解?”朋友甚感迷惑，終於沒有寫完他的“大塊頭”文章。

　　秦始皇時代，確實有過一些活的不耐煩的文人，他們執著於“自成一家”，不肯統一，後來都被秦始皇送到“坑”裡去了。自那以後，文人們都學了乖，知道 “坑”的厲害，自覺地維護“統一”，不再鬧獨立性了。林彪的話，含有某種哲理。我們這麼大的國家，如果人人都固執己見，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眾說紛紜，豈不是亂了套?千人敲鑼，一錘定音。沒有這一錘定音，千面鑼只會敲出雜沓之音。

　　我以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統一了中國人的思想。不過，這件事的難度相當大。“車同軌，書同文，”做起來並不難。而要把這些十分固執的文人的思想統一起來，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難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過於血腥，後人詬病甚多，稱其為“霸道”。

　　到隋唐時代，使用的方法就先進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說秦始皇採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後則更多采用“胡蘿蔔”政策。應用科舉的方式，使那些出身於豪門或是寒門計程車子們都有了進身之階。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說的就是這種“胡蘿蔔”政策的有效性和先進性。

　　無論“大棒”還是“胡蘿蔔”，都只是外因。使知識分子變為“毛”的還有其內因。有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我以為這種說法並不準確，至少在我們中國不可以這樣說。如果要用社會的良心去定義知識分子，中國文人的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許多人不喜歡“文人”這個詞，甚至以為他是一個貶義詞。

　　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沒有甚麼大區別。一樣的有七情六慾，一樣的要食人間煙火。治國者為他擺下了盛宴，有“顏如玉”、“黃金屋”、“千盅粟”，他們怎可拒絕?自然就會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忠心。這是順理成章的。當然，文人與普通人還是有一點區別，他們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為強烈。這些都是文人變“毛”的內因。

　　在“內因”與“外因”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這種變化緣於一種不可抗的力，所以成為一種規律。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萬人一律，沒有哪個可以逃脫。舉國一致，只有一個思想，歐洲人沒有做到，我們中國人做到了，這是很值得驕傲的。

　　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有利必有弊，對於我們的成績也須一分為二。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當然很好。只是要從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產生出像洛克、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決無可能。晚清以後的落後與捱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